那些年的外国留学生事件

在新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接受亚非拉留学生自始至终都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截止到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留学生第二大热门目的地，在华非洲留学生超过5万人。

随着外国留学生的增多，相关话题在中国舆论场愈发成为热点，挑动着各方敏感的神经。毛泽东时代中国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故事，也许可以为今天提供一些借鉴。

毛泽东时代的非洲留学生

自1955年与非洲青年组织取得联系开始，中国与非洲青年组织的联系日趋机密。1958年，毛泽东亲自接见了黑非洲青年代表团，并与他们畅谈两个小时。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立场，以及对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与非洲方兴未的反帝民族独立运动高度切合，使中国、毛泽东在非洲青年中获得了高度认可，尤其是左派青年团体。

这种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中非走到了一起。在与非洲青年的交往中，中方发现过去访问过中国的一些非洲青年、学生代表回国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即逐渐倾向中国。与此同时，中方还发现很多非洲青年在阅读毛泽东著作，具有“很强烈的革命情节和对毛主席的热爱”。受此鼓舞，中国政府决定采用接收留学生这种支出较低的方式为对方培养革命干部，进而扩大革命影响。

据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1960年前后统计，当时每位来华的外国留学生每年生活费约为人民币1,0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大学毕业生两年的工资。在中国官方看来，这样的开支并不算多，却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每年一百个学生共需花费十万元，若一百个学生中学成回国有一半是真正闹革命的，则将对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1960年中国教育部决定接收300名非洲留学生。

毛泽东时代中国接收非洲留学生，从根本上来说是服务于毛泽东的“输出革命”，因而非洲留学生大多来自非洲各国共产党、中左派民族主义政党。从1957年底中国接收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留学生开始，到1960年中国接收的非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中，非洲留学生已经超过一半。

当然，这一时期的在华非洲留学生绝对数量并不多。1960年仅45人，到1962年初达到顶峰时也仅118人。

中国方面尽可能为这些来华非洲留学生提供优待。学校通常为非洲学生单独提供教学服务，不仅提供1到10人小班的教学，还可以自主选择所学专业，有的学校甚至为一个非洲学生单独开课。中国政府也为非洲留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作为生活费，大学本科每月100元，研究生120元，冬季还可以获得价值100元至200元的冬装补助。与之相比，中国学生每月奖学金仅10元，教师每月工资仅40元，非洲留学生的每月生活费相当于中国高级工程师的月薪。

除了高额生活费，在生活上非洲留学生也享受优待。学校通常为非洲留学生提供双人间宿舍，而中国学生通常为6人至8人间；在1960年至1962年中国国内遭遇饥荒时期，非洲留学生还可以经常吃到肉、蛋和蔬菜。此外，留学生的身份也使非洲学生可以到商店不受限制地购买各种紧俏商品，这一“特权”后来引起了很多问题，直接导致中国第一次接收非洲留学生的失败。

非洲留学生大规模退学风波

1962年3月20日，一位名叫阿里（Ali）的桑给巴尔留学生与蒙古朋友前往北京和平饭店购买香烟时，因一次购买一条10包被中国服务员怀疑利用留学生不限量平价购买紧俏商品特权倒卖香烟牟利，拒绝了阿里的购买要求。随后，双方发生争执，进而引发斗殴，场面失控，住在和平饭店的一对桑给巴尔夫妇也被卷入其中遭到殴打，已经怀孕的妻子被撞入院（桑给巴尔原为东非印度洋中岛国，后与非洲大陆上的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

事后，正当中国开始内部调查这件偶发冲突事件并追究中国服务员责任时，事情陡然发生变化。事发次日，正在中国访问的非洲组织委员会执委、英国共产党党员霍尔纳斯（Holnas）认为这是“中国人打了非洲人”，特别是打了非洲孕妇，属于极不人道的种族歧视行为，态度极其强硬地要求中国政府公开道歉赔偿。中国方面认为兹事体大，决定商量后予以答复。

而就在中国方面商量如何答复时，中国非洲留学生组织——非洲学生联合会主席加纳学生赫维（Hervey）代表联合会中央提出了与霍尔纳斯一样的强硬要求，桑格巴尔留学生也积极串联，向在华非洲留学生宣传阿里“被打”的事，提出组织游行向中国政府抗议。桑给巴尔夫妇则“故意装成受了重伤”，对外声称“自己的生命没有保障，（中国人）做法和美国兵在南朝鲜打孕妇一样”。

随后，事情越闹越大，从桑给巴尔留学生开始，非洲留学生开始提出离开中国的申请。中方也发现事情并非表面那样简单，霍尔纳斯与英国驻华代办处和苏联驻华使馆关系密切。由此，在中方看来这一事件已不再是单纯的偶发打架事件，而是一场国际政治斗争，是中国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中国政府驱逐了霍尔纳斯以及非洲学生联合会9位中央委员中的7位，使联合会实际上瓦解。对参与闹事并要求离华的桑给巴尔、索马里、喀麦隆、加纳四国留学生也分别进行了处理，全部满足其离开要求。

这场风波直接导致28名非洲留学生退学离开中国，到这一年年底又有68名非洲留学生离开中国，118名非洲在华留学生只剩下22人。中国第一次接收非洲留学生陷入低潮。

退学背后中国绝不妥协的矛盾

实际上，早在1957年第一批非洲留学生来华时，诸如非洲留学生拒绝参加体力劳动、为住房和学校争吵、认为应该享受比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更好的住房条件等问题就开始显现。后来随着非洲留学生的增多，生活、学习和男女关系等问题集中爆发出来。

在生活上，一些非洲留学生挥霍无度，尽管中国提供了远高于中国学生的奖学金，仍无法满足其花销；一些非洲留学生要求顿顿有鸡蛋，而中国学生一个月通常只能吃上几个；一些非洲留学生拒绝与中国学生在公共澡堂洗浴，要求设立单独的浴室等等。1960年代初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大部分非洲留学生开始利用可以不限量平价购买紧俏商品特权倒卖牟取暴利，情况之严重一度迫使中国相关部门不得不对他们加以限制。阿里购买一条香烟之所以被拒绝就源于此。

1961年，索马里来华的43名留学生，提出要主修中方不开放的航空、军事等专业，并声称每月80元的奖学金不够花，要求中方每年提供回国休假道机会。在要求被拒后，7名索马里学生不惜大闹学校，以罢课、回国相要挟。最终，中方妥协提高奖学金，并同意在学习期间可以回国一次。

相对于生活待遇问题上的妥协让步，对于男女关系问题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两性关系是不可以公开讨论的，并且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而，中国大学不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结婚，中国留苏学生也禁止谈恋爱。此外，中国公安机关也发现一些欧美留学生通过“乱搞男女关系”进行间谍活动，非洲学生也存在嫌疑，因而中国公安部门也极力阻止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女子恋爱结婚。

然而，非洲留学生并不把这些当回事，多数非洲留学生都存在“乱搞男女关系”问题。据中国外交部档案披露，“中方发现非洲学生中有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比例很高，有的已经结婚的非洲留学生也要和中国女人胡搞，有的甚至表示没有女人不能生活”。加纳学生特特（Tete）抱怨自己因为学校的阻扰失去了好几个爱他的女朋友，喀麦隆留学生之间甚至因为女人发生斗殴。

非洲留学生不但在校外找女人，还盯上了大学中的女同学。中方发现很多非洲留学生对女同学有诸多不轨企图，他们邀请女同学参加私人舞会，打骚扰电话，甚至还邀请女同学到宿舍睡觉。马拉维留学生亨利·卡姆温多（Henry
Camwindo）在北大骚扰女同学，竟然引起该校的外国女留学生集体恐慌。

面对非洲学生的男女关系问题，中国校方和教育部门都极力阻止，严禁非洲留学生带中国女子进入学校、劝告中国女子和女学生远离非洲学生，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强制措施，将中国女子调离，因此双方冲突不断。一次卡姆温多试图带中国女友进北大时，遭到门外阻拦，卡姆温多怒而殴打门卫，前来劝架的中国学生也遭到殴打。

这些种种矛盾，使中方与非洲留学生的矛盾不断积聚，阿里事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对于中国发生地这些非洲留学生冲突事件，欧美以及苏联等国大多出于丑化中国考虑，将其宣传为种族歧视事件，倒是1979年上海纺织工学院中外冲突后法国路透社道出了一些真相——“比较放荡的第三世界学生和严肃的中国学生之间存在文化隔阂。”

http://www.doc88.com/p-6317675512682.html

1979年上海纺织工学院中外冲突事件

1979年7月初，上海纺织工学院发生一起几名非洲学生有意滋事生非，深夜还在寝室高声放音乐，妨碍中外学生准备期终考试的复习和休息，并不听规劝，围攻学校管理人员，殴打中国同学，挑起部分中外学生冲突殴斗，造成20多名中国学生、工作人员、民警和10多名外国留学生受伤的严重事件。

在这一突发事件中，上海外事、公安部门和校方在现场尽力制止冲突，并为避免事态继续扩大和保护中外学生安全，将全体留学生暂时迁离学校。受伤人员(除一名留学生、两名中国学生伤势较重外，其余尚属轻伤)经急送医院治疗和养息，全部很快康复。

事态平息后，学校领导在全体中外学生中进行了自重自爱、遵纪守法、维护友谊、消除隔阂的思想教育，在共同认清是非、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对肇事留学生寻衅伤人和一些中国学生不听劝导、偏执对抗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中国师生帮助全体留学生补习、温课，顺利通过期终考试，相互开展了团结友爱活动。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也协同中方进行善后处理，教育本国学生好好学习，遵守校规和中国法律，不做不利于双方友谊之事，并按其国内决定，不准有的肇事学生在暑假后再返上海。学校和有关部门按重在教育、惩前毖后的精神，对于参与殴斗、已认错悔过的双方学生，均未再予处分。

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就这一事件，要求全市各大专院校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关心和加强对留学生的工作，关心留学生的健康成材，特别是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青年一代，以自己的优良品德和模范行动，加深中外同学青年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友好关系，共同进步。

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2245/node69969/node69988/node70092/node70236/userobject1ai69870.html

在华外国留学生抗议“种族歧视”

《1979，亲身参与平息在校园内的中外文化冲突》

1979年7月4日晨，如往常一样我步行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上班。刚进办公室，处长石奇同志便招呼我随他及副处长王端珠一起驱车赶往上海纺织工学院(原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昨晚纺院外国留学生同中国学生打起来了，还动了刀子”，处长刚说到这里，我的心不由一震：几个月来时时担心着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一件小事酿成冲突 

年初以来，有关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大学生之间产生摩擦的传言时有所闻。改革开放的决策，可以在一次会议中形成，洞开的国门，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迎来五大洲宾朋，然而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沟通、融合，却不可能在一夕之际完成。曾经长期封闭的中国，要想学会坦然地面对八面来风，还须假以时日，中外大学生之间的摩擦开始只发生在北方一些城市，但没过多久这阵风就刮到了江南。四月初，南京华东水力学院一些中外学生因口角引发冲突，闹出了一个“华水事件”。消息传来，立刻引起上海各高校的高度关注，谁都不想让近在咫尺的这场火烧进自己家门，于是启动了各种渠道加以防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火还是烧起来了。

7月3日晚上10时左右，纺院外国留学生宿舍三楼的一个房间里突然音响大作，嘈杂声令对面二三十米外中国学生宿舍里正在温课迎考的同学受到干扰，无奈之下有人隔窗呼叫：“把音响关了，不要影响我们复习!”不想这一喊换来的却是更加强烈的音响节奏。于是血性男儿们相互开骂了。被激怒的中国学生结伙来到留学生楼与外国人“理论”，争执中双方渐渐你推我搡起来，随着“啊呀”一声惊叫，一个中国学生的上衣背部被鲜血染红一片，有人动刀了。不多时警察接报后赶到现场，对双方实施有效隔离并随即着手查案取证。

由于警方的介入，这一夜总算安然度过。然而次日凌晨中国学生便沉不住气了，他们埋怨警察办案不力，一个通宵未能查获凶手。“政府不管，我们自己来管”，群情激愤的学生开始行动，他们扯起横幅、贴出标语，成群结队地在校园内游行示威，并将留学生宿舍楼团团围住。

楼内的外国学生非常紧张，他们茫然地望着楼外所发生的一切，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几个胆小的女生则躲到了大楼的最顶层。当多数留学生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木门被楼外的人群撞开了。情绪失控的中国学生冲进宿舍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

学校再次借助警方的介入使中、外学生脱离了接触，但中国学生仍然把大楼围得严严实实，使被围在楼内的外国学生同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原本一件小事，就这样被逐一放大而最终酿成了一场冲突。 

我们被骂成“李鸿章” 

我们来到学校时，留学生宿舍四周布满了人群。公安局、高教局的官员已先于我们赶到，此刻正同校方管理人员一道被中国学生“分而治之”团团围着“辩论”。楼房外墙上贴着“严惩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等一类大标语，这是沿袭“文革”中最常见的一种用以表达人们思想情感及政治取向的宣传形式。

眼前张张白纸红字，令人觉出了事态的严重程度。我们的到来，又为学生们增添了几个“辩论”对手，随后便被他们分别围了起来。起初，我们试图说服学生停止对抗行动，以和平方式及法律途径妥善处理纠纷。但在激愤难抑的学生面前，这种劝说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此时此刻，权威已失去意义。

不多时，“对话”变得绝对“自由”而无序，七嘴八舌，各言其是，几十人对成百、上千学生的对话完全陷于混乱。无论政府的局长、处长，还是警方官员的声音，都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中，根本无法听清双方都说了些什么，唯一听懂的只有学生们的一句话：“你们都是李鸿章!”

在当时的政治术语中，“李鸿章”一词即“卖国贼”的同义语，显然在中国学生眼里我们都成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人。 

留学生受困一昼夜 

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起自1950年，到1966年因进行“文化革命”而中断；1973年重新接受留学生后，生源大多来自亚非国家。当年，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对外国留学生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亲自制定方针，提出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关心留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但在“文革”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总理的指示很难得到有效贯彻。结束“文革”后特别是进入1978年，随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及社会的日渐开放，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 

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局面使各国留学生受到鼓舞，他们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其进一步融入大众生活的意愿，渴望同中国学生加深友谊，同社会民众增进交往，在诸如宿舍管理、人员交往等许多具体问题上对当时的管理体制发起了冲击。

中央领导层对此及时作出回应，认为应当允许他们“到社会里面去滚。不要怕出乱子”。于是在外国留学生的生活中也随之迎来了一个“开放的春天”。

然而时过不久问题便陆续冒头了，个别留学生在社会交往中行为有失检点甚至酗酒滋事，而这样的事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又极为“扎眼”，坏事传千里，于是招来了包括中国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反感。人们开始不加区别地指责外国留学生，甚至说他们来中国就是为了“啤酒+女人”，致使“外国留学生”的整体名誉蒙受了不公正的伤害，也使大多数检点正派的留学生，尤其是非洲裔留学生甚感委屈和抱怨。

在这样的氛围中，当信任和尊重在双方均失去可靠基础时，一粒火星就足以点燃熊熊烈火。

“上纺”中外学生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然而，这只是一种文化、或说生活习俗差异所造成的冲突，而非政治和种族间的冲突，因而完全是可以消解的。 

几乎在整整一天之内，中国学生不仅围困着外国留学生，同时也对抗着校方及市政府各级官员为缓和冲突而做出的种种努力。现场的中国学生显然已失去理智，也失去了控制。校方多次建议他们推选代表前来谈判，以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们似乎对此并无兴趣，五六个小时之中不予理睬。直到傍晚时分，几个自称“代表”的人来到办公大楼，他们或许感到对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式，故而同意与校方合作以化解对抗。然而由于这几个人本来就是由现场的学生临时推出来的，其代表性及权威性都极有限，根本无法左右大多数学生的意志。谈判达成协议后，非但对留学生的围困没有解除，就连校方的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几次组织人马给留学生送饭、送水均遭拦阻，甚至连送饭的面包车也被中国学生掀翻。直到夜幕降临，被困的留学生始终难以得到校方的援助。 

深夜，当大部分中国学生陆续散去之后，留学生宿舍四周布下不少“守更人”。市政府暨学校现场指挥部决定利用夜深人静之便，乘“守更人”戒备稍怠的间隙向留学生送去食品等物，并设法带领他们转移。 

副总理发话 

市高教局余立副局长被指派率领几个人执行这一任务，我也参与其中。夜幕下的纺院一扫白天的喧闹，显出了宜 人的安宁、静谧。或许“守更人”真的松懈了，我们顺利进入留学生楼，将面包、饮料送到了留学生手中。一天没有进食的洋学子们显得十分疲惫，一双双眼睛盯着我们，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我们转了几个房间，除了慰问之外，余立把市政府和校方共同拟订的转移方案向留学生作了说明，’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

但多数留学生不愿意转移，他们认为在中国学生的眼皮底下行事过于冒险，安全难以保障。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余立同志费尽口舌，最后索性拍着胸脯甩出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是高教局的副局长，你们的安全由我负责!”于是转移最终得以实现。

余立领头，我负责“断后”，三四十人的队伍静悄悄摸黑走出了大楼。过分的顺利使我不禁心中暗喜，也许只消五分钟即可大功告成。然而当我们刚走出大楼十多米远时，忽闻夜空传来一串哨声，刹那间便是一片碗盆击打声，我们的行动暴露了。中国学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叫喊着从四面八方涌来，把我们逼进了附近一个大食堂的角落里。既得天时、地利，又占人和的中国学生拾起食堂成堆的土豆、西红柿向我们砸来，整个大食堂乱作一片。喊叫声、口哨声夹杂着噼噼啪啪的抛物声灌耳如雷，这时的我们有如“困中之兽”，仅剩下一丝本能的招架之力。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从学校的高音喇叭中传出一个老者的声音：“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德明，现在我奉命传达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指示：‘告诉中国同学，不要再打了’。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林副局长发出清场令，限时要求中国学生离场，从而结束了这场“劫难”。 

如梦初醒的留学生把怨气一股脑全部撒向了余立副局长，他们认为是他把他们“骗出大楼交给了”愤怒的中国学生，因此“他是骗子”。这一误会使余立同志有口难辩，处境也很尴尬，以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凡有留学生的场合，只要余立一讲话，上纺留学生就几乎全体退场。 

“不要穷朋友了!” 

 5日凌晨，我们用大客车将留学生全部转移到地处上海近郊的金山宾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十多天的休整。 

上纺校园发生的事件极大地震惊了北京的外交使团，十多个亚非国家的外交官先后来到上海，看望本国留学生并向上海当局了解事件的原委。与此同时，经一些外国传媒的渲染，“上纺事件”渐渐为外界所知，不少外国朋友由于不明真相感到茫然，而有些人则借此大做文章，扬言“中国不再需要第三世界了，不要穷朋友了”，此等蛊惑性宣传在上纺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到达金山宾馆后，我还没来得及洗洗脸就有服务员来找我，说是有个外国留学生在大堂等我。来访者叫格龙，尼泊尔人，是我在车上刚认识的一个小伙子。我建议他到我的房间去，他拒绝了：“在这里谈更好一些，我们的谈话无须保密。”于是在来来往往的各国留学生的注目下我们开始了一场开诚布公的交谈。 

“中国的政策正在改变，上纺事件就是信号，这说明你们不再需要穷朋友了。”格龙已在中国学习了五年，如果不是发生这样的事，再过一个月他即将毕业回国。后来我听说，他母亲是中国人，初来中国时他抱着“寻求真理”的美好愿望，跟几个同胞自发组织起“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也许由于过分激动，我发现小伙子说这番话时手在发抖。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这真是你在中国生活、学习了五年，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吗?”我没想到一个留学生会把校园里发生的事那么直接地同政府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 

他流泪了，看得出小伙子确实很难过。接着，他罗列了连日来亲眼所见的不少事例对我说：“我眼前的这些人，这些事，为什么同你们口头上说的完全不同了呢?”

我相信在其有限的视野内他所说的那些都是事实，但如果单凭这些去考量一个政府的大政策，显然是靠不住的。我接过他的话对他说：“可是还有更多的事你却没能看见。”于是我对他讲了学校各层面从昨天到今天所做的种种努力，讲了市政府对处理事件的原则立场及警方的各种实际部署，也讲了与中国学生代表的谈判，讲了多次组织为留学生送食品、饮料等等。我注意到，在我讲话时他听得很专注，没有插话，更没有反驳。 

虽然一次谈话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他的“成见”，但小伙子的情绪在谈话结束时明显平缓多了，分别时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李老师。” 

错就错在不懂得彼此的差异 

在金山十一天，我同不少留学生有过接触，其思想情绪大同小异，尽管怨气很大，但多数人对我方所做的努力还是认可的。然而有一个人却让我几度陷入难堪。他叫贝拉，来自非洲刚果。我多次接近他想同他谈谈，都被他冷漠相拒。其实贝拉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学，学习好，有思想，在非洲学生中威信很高。一个刚果学生告诉我，贝拉的舅舅是刚果执政党的主席，但他并不因此自视高贵，平日和同学们相处很融洽。“他是个好人”，那学生劝我说“你不要生他的气”。

我能理解贝拉对我的态度，经历了这么大的风波，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来思考，何况留学生的大多数是无辜的，他们心灵上的创伤更需要用时间来抚平。几个月之后当多数人从“上纺事件”的阴影中走出的时候，我和贝拉终于成了朋友，而有关我们两人弃“仇”为“友”的故事一度还在上海的非洲留学生中传为佳话。 

在金山的那些日子是我们工作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一方面要缓解外国留学生的情绪，同时查出血案肇事者；另一方面还要在中国师生中做大量工作，引导大家以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面对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各方工作的深入，上纺师生逐渐冷静下来并开始反思；留学生中以格龙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也能抛开个人恩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上纺事件”，并协助我们在留学生中做了不少说服工作。 

一天，多哥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造访金山，我奉命会见他。二秘的陪同是一个叫浩特巴洛的留学生，他从头到尾未发一言，但对二秘和我的谈话却听得很认真。会见结束，浩特巴洛跟在二秘身后同我握手并说了声“谢谢”。由此我结识了这个看上去多少有点腼腆的小伙子。后来在其他场合相遇，他却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条淡黄色灯芯绒裤子。裤脚管一高一低卷在小腿部；脚蹬一双拖鞋，上身则穿一件皱巴巴的衬衫，最有意思的是，在双膝部的裤腿上他用墨笔粗粗地写上了“黑鬼”两个字。我问他为什么写这些，答称：“验明正身!”我再问：“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想法?”他想了一下，从上衣口袋拿出纸笔写了起来随后交到我手上，我展纸一看，一个“公式”跃人眼帘：“黑鬼+黄鬼=魔鬼”。“黑种人当中有鬼，黄种人当中也有鬼，这两个鬼碰到一起就变成了魔鬼，你不认为是这样吗?”他对自己的“公式”作出如此解释后不等我回话又继续说：“我们有些留学生错就错在他们不懂得中国人的道德标准， 而你们的错误则在于不懂得外国青年的特点，这个矛盾不解决，你们还是暂时停止招收外国留学生为好。” 

他缓缓说出这些话，虽然怨气犹在，却令我有了耳目一新的感受。此番言语简明幽默，却一针见血道出了问题的症结。自到金山以来，听留学生谈论“留学生的错”，这还是头一回理解它所传达的信息，在当时至少让我看到了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一线希望。 

团结会 

留学生在金山休整了十一天之后返回学校。此时大部分中外学生情绪已趋平静，校方适时召开“团结会”，让双方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在中外同学之间开展了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效果竟出人意料的好。 

事后我听说，我的那位曾多次给我脸色看的朋友贝拉，在会上有一段精彩的即席发言令不少人为之动容。他说：“我们双方都有错误，留学生方面个别人的错误我们决不护短，触犯校规按校纪处理，触犯法律就按法律处罚，我们没有意见。”

接着他又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朋友，她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帮助是很大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请同学们记住，我们也曾真诚地帮助过中国，我们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没有同台湾发生外交关系等等，可是有些中国同学也许很少想到这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你们忘记了这段语录，请再去读一读毛主席的著作。把第三世界的孩子都当成敌人，这显然是错误的。”

他还说：“如果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一部分是外国，那是会导致不好后果的。我们都是成年人，应当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一些。世界上有种族主义，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她不应该有这个东西。”在结束发言时贝拉说：“我们双方都要分析错误，如果对错误不加分析，找不出教训，那么不需一年，肯定还会发生比这一次更大的问题。我们都读过《矛盾论》，大家应该懂得如何分析矛盾、如何解决矛盾，如果有人没读过这篇文章，请去读一读。” 

谁都没有指望一次团结会能把一群年轻人思想上的芥蒂统统打消，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会对增进中外学生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敦促其从各自的反思中汲取教训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正如贝拉所言，毕竟人已成年，只要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他们定然可以通过实践的磨练逐步走向成熟。 

一个月后，格龙和浩特巴洛相继毕业回国了，于风波平息之后离去，但终究未能等到中外学生重归于好的那一天，他们是带着些许遗憾和串串疑惑告别母校的。他们也许难以理解，在国门骤然洞开的古老中国，这样的小小风波，只是不同文化之间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必须交付的一点学费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也必然会成为过去。三十年逝去弹指一挥间，每念及此，我至今仍会时常想起那几位年轻的黑人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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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

1980年在沪留学生和平抗议事件

1979年2月，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流亡美国。1979年11月4日，伊朗学生扣留52名美国人质，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巴列维：次日霍梅尼及伊朗政府宣布支持学生行动。美国为了迫使伊方释放人质先后驱逐183名伊外交官及学生，冻结伊在美资金，停止进口石油，并派遣军舰进驻印度洋及海湾地区，双方阵势剑拔弩张。 

伊、美之间的对立很快在部分阿拉伯国家来沪留学生中引起反响，1980年5月，他们终于按捺不住了。 

警铃骤响 

1980年5月8日下午三时半，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获悉：两天后，即5月10日在沪全体外国留学生将集队前往4月底才重新开馆的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抗议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递交抗议书并静坐l小时。消息表明，游行将在10日下午举行，集结地选在上海外国人最集中的锦江饭店；抗议书及整个行动计划已由巴勒斯坦学生拟就，现在正放在巴留学生马赞的桌子上；动员和串联工作也在有秩序地进行着。 

几分钟后，我所供职的上海市府外事办公室的报警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以后一段时间，接二连i的各类信息不断从各高校传来，有的出自留学生的报告，有的是留学生办公室对各方反映的综述。令人头痛的是其中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阿拉伯学生的串联活动已在各高校全面展开。所有学校的外国留学生都受到邀请。动员工作甚至做到了各校的外籍专家身上，但多数留学生对此反应平淡，外籍专家则几乎无一感兴趣，上海外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位美籍专家甚至为“美国人质事件”同前来说服的阿拉伯学生发生了口角。诸多材料中，一条来自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的信息尤其引人瞩目，该校巴勒斯坦学生易卜拉欣中午时分请留学生办公室的阿文翻译将一些口号译成了中文，其中有：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主义”： 

“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 

“美国交出巴列维国王及其全部财产是解决美国人质问题及美在伊财产的唯一办法”； 

“全世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将是伊朗人民的坚强后盾”： 

“伊朗人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盟友”； 

这是最能直接反映活动组织者行动取向的实证，至此，没有人再对同济大学发…的预警表示怀疑了。 

上二世纪80年代初，由外国留学生自发组织上街的示威活动在国内社会生活中还是件新鲜事，加之当时我国尚未出台“游行示威法”，对这类活动的掌控和管理，政府有关方面缺乏经验，更何况这件事又牵涉到在沪的外围人员和机构最令人担忧的是，来自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的消息说，10日的示威活动很可能导致“火烧美领馆”。由此人们想到了十多年前“文革”时期发生在北京的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个“惊天事件”。谁都清楚，这样的事决不允许在上海重演。 

于是，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大楼里开始忙碌起来，分管外事的副市长、老资格外交家赵行志亲赴现场坐镇，政府高层对事态之重视可见一斑。指令传出：第一，立即向外交部汇报；第二，立即组织力量对留学生做劝阻工作。 

与此同时，在上海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楼里，巴勒斯坦留学生易卜拉欣、马赞以及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赶来的一位霍梅尼的坚定支持者高拉米等人已经开始书写标语牌。 

“可是，领馆的墙太矮……” 

外交部的指示随即传下：一、请上海各方做好劝阻工作。如劝阻无效，要向留学生讲明，行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惯例以及我国的治安条例和保护外围驻华使领馆的有关规定，任何人不得以暴力冲、砸外国驻华使领馆；二、将信息通报美国总领事馆，并告之我将对留学生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我将对领馆的安全加以保护；三、请上海有关方面对美领馆严加保护，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上海外办分别向有关方面及时通报了外交部的指示精神。

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5月9日下午17时，美国驻沪总领事应召来到市府外办办公大楼。当翻译将涉外处副处长王端珠第一句话的最后一个音节译出时，两位美国官员慌了：“可是，我们领馆的墙太矮了……而且，馆舍大门的门锁又是坏的……”总领事显得有些急不择言。可见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外交官也难免有失从容了。 

“我们将尽力劝阻留学生，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方将会采取措施加强对贵领馆的安全保卫工作。”王副处长坦诚相告。 

“十分感谢，我们回去将做一番研究，希望明天能有机会再次拜访贵办。”说完，总领事便带着随员打道回府。 

根据外交部和市政府的要求，市外办会同高教局连夜召开会议向各有关高校布置任务，想方设法做好对外国留学生的劝阻工作，力求把事态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外办涉外处处长石奇同志重申了此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同政府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国际强权的立场是坚定的，也是一贯的；在沪阿拉伯留学生对某些国际事件有自己的认识并试图寻求一定的诉求方式，我们予以理解和尊重。我们之所以对他们的某些举动力加规劝，完全是出于治安管理方面的要求；此外我们也有责任遵照国际合约对外国使、领馆的安全加以保护。”同时受外办主任李储文同志的委托，他再次提醒大家：“做外国留学生的工作不能站在对立面上，要耐心劝说、善意引导，原则要坚持，态度要诚恳，我们的目的不是压制而是疏导，是力求防患于未然。” 

“你干脆说‘打倒阿拉法特’好了!” 

10日来临。 

上海工业大学巴勒斯坦留学生放出风来：“我们的节日到了，我们将要搞一系列活动!”闻讯后留学生办公室把巴勒斯坦学生易卜拉欣请了去。 

“你们为什么要找我而不去找别人?”易卜拉欣以极为不满的口吻责问留办Y老师。Y则单刀直入：“我们希望你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取消你们下午的活动?”一听这话，易卜拉欣情绪明显激动了起来：“你说的事我管不了，有关巴勒斯坦学生的问题你可以找我，其他留学生的事一概与我无关。”易卜托欣对这样的谈话缺乏思想准备，他没料到在同美国人对话前竟会同中国朋友先斗上了嘴。在话不投机的气氛下双方僵持住了。没过多久，门被人推开，走进来的是同济大学的巴勒斯坦学生马赞，当他了解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后不紧不慢地开了口：“是的，我们下午是要搞一个活动，目的是支持伊朗的革命，这是留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我们的大使并不知情。”在同济大学外国留学生中，马赞的汉语能力是拔尖的，他这番话说得相当简洁、流畅。有了同胞相助，易卜拉欣平静了许多，他本不想同中周人闹别扭，此刻便以和缓的语气接过马赞的话说：“我们 同中国人民是十分友好的朋友，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知道中国十亿人口还在用粮票限制口粮，我们决不会破坏你们的财物，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但是请你注意，”Y老师清了清嗓子说，“我们不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反对第三国!”“说谎!”易卜拉欣再一次怒火上升，“北京的外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你们的报纸不是公开报道了吗?”Y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的话有所不妥，故而没有接口，易卜拉欣则得势不饶人，他继续提高嗓门吼道：“你干脆说‘打倒阿拉法特’好了!” 

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将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话。在双方的目的都十分确定且明显已发生对立的情势下，为了使谈话得以继续并尽可能达成妥协，对各方来说，给予对方立场足够的尊重是极为必要的，而眼下，这里显然已不存在这样的条件，结果只能不欢而散。 

几乎在同一时刻，位于市郊西南角的华东化工学院也在进行着另一场对话，叙利亚学生穆罕默德通过电话对自己一向尊重的留办主任说：“程老师，我要告诉你，今天下午我必须去参加一个全市留学生的活动。”“什么类型的活动?”程老师问。“去美国领事馆提抗议，反对他们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非得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你们的这种意愿吗?”“是的，这是大家决定的，我个人无法改变。”“如果是这样我不为难你，但是我要提醒你穆罕默德，你们必须冷静处事，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不能越轨。”“谢谢老师的提醒。”小伙子以诚恳的口气对老师说：“我想我们应该懂得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请你放心。”连日来，穆罕默德在本校留学生中广泛串联，希望能争取更多同学参加行动，可是忙了一阵子成果并不大，明确表示支持态度的仅有一二人，这令他很沮丧。他将自己的担忧打电话告诉了在工大的易卜拉欣，并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 

各校反馈的情况证实，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留学生对下午将要发生的事似乎无动于衷。 

情况又起变化 

中午时分，按照事先的布置，市公安局对美国领事馆加强了警戒，并在锦江饭店到美领馆沿途布置了警力；沿线所涉徐汇、卢湾两区政府也动员了人力上街维持治安。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乌鲁木齐路的对面，与美领馆一街之隔的是一幢灰色的花园洋房，当时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办公场所，市政府临时征用它作为指挥中心，下午的行动将由公安、外事、高教等部门组成现场指挥部从这里直接发号施令。我们一干人于上午十时提前进驻大楼。 

下午一时，从上海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传出一条令人意外的消息，有位留学生朋友提醒校方，示威者的集结地点改到了国际饭店。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一下子打乱了所有的部署。国际饭店地处南京路最热闹的地段，其周边的人流、车流量都高于锦江饭店，显然这一变化加大了维持治安的难度。于是一条条新的行动指令从指挥中心发往各有关单位，黄浦、静安两区被牵扯进来，区外办、区公安等部门紧急动员了起来。 

不久，反映留学生动态的信息接连从各校汇总到指挥中心： 

“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六人出发了”； 

“同济大学走了十五个人”； 

“第一医学院五个人出去了”； 

从得到的信息看，参加活动的多为阿拉伯国家的学生。 

下午一时四十分，黄浦公安分局电告：“有七个留学生已在国际饭店门口聚集，店内还坐着十多个人在喝咖啡……”此后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电话，将国际饭店现场情况及时报告指挥部。 

二时十分，前方传来消息：外国留学生正在国际饭店门前整队，队伍前排的人举着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画像，队伍中间有七条横幅标语，总计约四十来人，秩序良好。 

正如华东化工学院穆罕默德事先所预感的那样，这次活动的号召力很有限，大多数在沪外国留学生不愿卷入。四十来人，这在当时留学生总数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二时二十分，示威者的队伍开拔，沿南京路一路西进。 

两天前最先由同济大学发出的预警，眼下正演绎成为现实。 

留学生队伍穿行闹市八十分钟 

留学生的队伍算不上浩荡，四人并行的队列首尾不过二十来米。有趣的是，队伍在行进中且行且长、不断得以“扩容”，这得归功于中国朋友的相助。自外国留学生从国际饭店出发那一刻起，好奇的上海市民就自发跟了上去，尾随洋学生的队伍往前走，而且人数越聚越多，最壮观的时候，小小队列后面不仅跟了足足两倍的人群，而且在其之后竟然还拖了一支由二百余辆自行车组成的长蛇阵。为了维持路面交通的顺畅，公安干警不断示意队列保持行进秩序，并为他们纠正了行进路线。留学生很配合，他们遵照民警的指挥默默而行，无人呼叫，更无人取闹。这使穆罕默德感到相当满意，上午他在同易卜拉欣通电时曾建议：“目前多数留学生对我们的活动反应淡漠，中国老师也一再告诫要保持理性，我认为我们将要进行的应当是一次和平抗议行动，既达到反美的目的，又不能让老师失望。”易卜拉欣则明确答复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事实上各校同学也是这样建议的，我们将向大家宣布，今天的行动就是和平示威。”这支和平的“示威大军”一路上引来不少行人好奇地驻足观望，他们看多了热情高涨、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的游行场景，却很少见如此静默而平和的示威，况且还是一张张外国面孔。 

游行队伍在警方的示导下缓缓前行。当接近锦江饭店时，公安方面派出两辆摩托车和一辆吉普车，一前一后前来“护驾”。尾随观望的人群开始渐渐散去。留学生们紧随两辆摩托车，拐向淮海路继续朝西进发。 

一切都在指挥中心的掌控之中。林德明，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市公安局副局长，一张方正的面庞透出了他的职业威严。这时他正坐在指挥中心同一线指挥员保持着密切联系，先前为游行队列派出先导车及护卫车的指令就是由他发出的。这是我第二次与这位可敬的老人同处一室尽职。上一次是一年前在上海纺织工学院的办公大楼，公安、高教和外办i家联合处理中外学生的群体冲突，当时他坚毅而果断的指挥作风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时间里，林局长的双眉是紧锁着的，他不苟言笑，指挥间隙常常会自言自语，像对什么事表示不满；而在场的另一位市公安局副局长唐连勋则完全是另一番风度：豁达、开朗、笑容可掬，也许这与他年岁稍轻有关。总之，两位副局长，在同一个岗位，以截然不同的风格施展着各自的经验、权力和才华。在他们的调度和指挥下，示威队伍穿过长长的繁华市街，前后行进八十分钟，一路平安。 

下午三时四十分，队伍到达目的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唐局长授意公安干警，让队伍隔着淮海路停在美国领事馆馆舍前。留学生是守纪律的，没有任何过激行为，不仅看不出一丝“火 烧”的迹象，甚至连一声口号都没喊，这使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没多久，三名留学生代表出列，越过马路走向领事馆。在场记者及时端起了相机，学生代表很坦然地让他们拍照；队列中还有很多人朝着镜头高举双臂，双指指天摆出了“V”字手势：胜利! 

抗议书从门缝塞进了美国总领事馆 

美国总领事馆门禁森严。几双眼睛隔着门缝关注着门外发生的一切，当留学生代表来到门前时，他们仍无意开门。学生开始敲门，里边仍是隔着门缝传出话来：“只准两人入内。”可学生们不干，坚持三人同行，于是双方僵持了起来。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这不禁令我们这些呆在侧面大楼、隔着玻璃窗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的中国官员为之捏了一把汗。整整过了二十分钟，双方仍相持不下。这时学生代表沉不住气了，他们提高嗓门，同时舞动着手臂，然而院内的外交官照样纹丝不动。青年人的耐心毕竟有限，留学生队伍中开始出现骚动，有的人终于按捺不住，操着阿拉伯语不断嚷嚷起来。 

眼见情势不妙，身为代表之一的易卜拉欣对另外两人耳语一番后，便对着冷冰冰的大门大声宣告：“我们是在上海学习的亚洲和非洲留学生，我们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伊朗人民的侵犯，坚决要求美国军事力量从印度洋及海湾地区撤出去!”同时愤然地将抗议书从门缝塞进了领馆大门。然后，他们转身向在场的中国警员致谢，随即迅速归队解散了队伍。公允地说，代表们的果断处决，很可能化解了一场因缺乏妥协而险些酿成的危机。因为不难想象，如果一旦让留学生中个别情绪激烈的人把“火”煽起来，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留学生开始三五成群地向四处散去。从面部表情看，他们中多数人对“行动”的结局是满意的。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团结、斗争的旗帜下”，面对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为阿拉伯民族伸张了正义。“更有意义的是，”一向勤于思考的穆罕默德事后对他的程老师说，“我们迫使美国领事同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一次对话!” 

下午四时十五分，美国驻沪总领事馆门前一切恢复正常。 

在大多数留学生尚未返回学校的时候，美国总领事馆官员十分拗口的汉语通过热线传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我们再一次向贵国政府表示感谢，下周一我们将前来当面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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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8日，河北沧州的非洲留学生周末搭乘摩的外出。校方对这些非洲留学生管理较为严格，晚9时后禁止外出，只有周末他们才有机会结伴到县城闲逛（图源：VCG）

1988年南京河海大学“12·24”校内治安事件

1988年9月为加强校园留学生管理，南京河海大学（1985年由“华东水力学院”改名）重申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定。如整修留学生楼环境，修建留学生会客室，恢复会客登记制度等。之后，陆续发生了一些留学生违纪事件。例如，推倒砌好的连接两幢留学楼的连墙，对此，肇事留学生不但不肯承担因此给学校造成的经济损失，还扬言如果再砌连墙，将发生“会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有少数留学生进学校门时，时有挑衅性行动，不遵守门卫制度，带进校外人员不肯填写会客单；11月29日，部份非洲留学生因不满推倒墙被罚款强行围困财务处，限制六名工作人员的人身自由达七小时之久；河海大学校长来北京与有关留学生国家的使馆人员接触，希望他们协助做留学生工作，少数留学生对此深为不满，写信威胁校长等等。

12月24日晚六时，学校按以往惯例举行圣诞冷餐会，招待在校的各国留学生，除少部份留学生未参加外，共有四十多名留学生出席了冷餐会。学校领导到会并向出席冷餐会的各国留学生表示节日祝贺。冷餐会后，经批准，留学生在校内举行舞会。当晚九时左右，两名河海大学的留学生带着两名中国女青年从大门进校，门卫根据制度，要求其登记，留学生与女青年均拒绝。从而留学生与门卫发生摩擦，强行冲进校门。其中一位中国女青年跑向留学生宿舍通风报信，而后河海大学的留学生德苏（加纳），洛多维克（贝宁），鲁滨逊（冈比亚），汉森（加纳）等八、九人，手持棍棒，钢丝鞭，尖刀，啤酒瓶，石块等冲到校门口，凶暴殴打门卫和在场人员。校保卫处工作人员张济韬当场被击昏倒地，头部受重伤。校保卫人员孔祥龙，丁兆平，校外办付主任石高玉付教授，以及学校工作人员丁寿祥，沙忠贵等人被打伤或打倒。二十分钟后，在一阵口哨声中，三十多名非洲留学生手拿各种凶器，再次从留学生楼冲出，见人就打并沿途破坏公物，砸坏学校招待所、办公楼的门窗，并有几位学校职工和住在招待所的旅客被打伤。

当晚十一时，约四百名中国学生闻讯后，陆续聚集在校门口，要求严惩打人者。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学校各级领导赶到现场做劝说疏导工作。公安干警也进入校园，协助维持秩序，把中外学生分隔开来。到25日凌晨二时半，中国学生陆续返回宿舍，校内事态暂时平息。

25日中午一时许，一千多名中国学生围住了留学生楼，要求依法严惩打人者，少数中国学生砸坏了留学生楼的门窗，有些学生还喊出“打倒黑鬼”等错误口号。学校和公安部门采取措施，避免了中外学生的正面冲突。下午三时许，中国学生全部离开留学生楼周围。四时半，除六名几内亚学生外，河海大学其他约七十名留学生，不听学校劝阻，离开留学生楼，徒步到南京火车站，要求乘火车去北京。在南京的其他学校的五十多名外国留学生也陆续赶到火车站，至此，火车站有一百四十多名外国留学生。他们占领了火车站的软卧候车室，又企图强行登车去北京，但被阻止。河海大学和有关院校见后派出多批留学生的任课教师和外办工作人员到火车站做工作，劝说他们返校就地解决问题，但始终无效。

26日晚七时半，数千名中国学生上街游行，并向南京火车站进发。为避免中外学生发生直接冲突，保护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公安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强行将留学生转移到离南京不远的仪征化纤厂招待所，学校和有关部门又对留学生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少数留学生的控制下，他们拒绝一切劝说。驻华使馆的人员要分别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学生谈话，因他们不同意改成与全体谈话。

28日晚，29日晚，均有几千名南京高校的中国学生上街游行。游行的口号除了要求惩办凶手外，还有“打倒警棍”、“打倒卖国政府”等错误口号。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南京市公安部门于1988年12月31日对三名留学生依法进行了处理：对德苏刑事拘留，对洛多维克、鲁滨逊两人行政拘留，并按规定通报了其驻华使馆。与此同时，南京市公安部门对与这起事件有直接关系的两名女青年和一名乘混乱之机，向人群乱扔石头的社会无业青年予以拘留审查。在处理过程中，因留学生抵抗，有强制行动，但无伤害。中国学生对公安部门的决定表示满意，南京高校的局势趋于平稳。在南京的外国留学生，除河海大学的四十多名未返校外，其他院校的留学生都已返校。各校正抓紧工作。使馆人员将在日内再次去宁看望留学生。

南京河海大学“12·24”事件是一起由少数留学生触犯我法规引起的地方性治安事件。我学生队伍中有个别人企图引向政治问题，未得逞。

http://cyfd.cnki.com.cn/Article/N20060406440016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