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9章:红十五军团诞生,给了张学良一次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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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出生于1903年的陕西省保安县,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尤其祖父颇有学问,很重视晚辈的教育问题。刘志丹小时候跟着祖父读了不少书,听他讲了很多历史典故,尤其对陕北老乡李自成的创业故事印象深刻。陕北那地方本来环境艰苦生存不易,当地军阀们还各种乱收费,地主豪强们随意涨租否则收回土地。学到的理论和实际一联系,刘志丹心里那劫富济贫反抗压迫的种子就萌了芽。

1922年19岁的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那是当年整个广袤陕北的“最高学府”,同一年杨虎城也带兵退到榆林,经常跟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谈心解闷。榆林中学的老师很多是党员,经他们考察推荐,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刘志丹顺利入了党。1925年22岁的党员刘志丹被组织选送到黄埔军校深造,一年后作为黄埔第四期学员顺利毕业,参加了收拾陈炯明的东征。1927年春天他加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没想到几个月后蒋介石一狠心玩起了“清党”,冯玉祥奉命逼着刘志丹二选一。老党员刘志丹一心向党不愿意妥协,逃离冯玉祥到武汉找到组织,组织指点他回陕西老家发展。

刘志丹回的不是陕北而是陕南,那时候陕北有个叫谢子长的老乡正在做他以后要做的事。谢子长1897年出生于陕西安定县,父母虽然务农但是还算宽裕,确保了谢子长有受教育的物质基础。谢子长1919年到榆林中学就读,所以他是刘志丹的学长。1922年中学没毕业的谢子长回老家办小学,因为经费不足中途放弃,又考进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学兵团学军事。学了两年离开太原去北京闯荡,闯了两年入了党,接受组织安排回陕西老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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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7军创始人谢子长)

谢子长回的是陕北不是陕南,他先到当地军阀井岳秀的部队做基层军官,私下里做下属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干,并于1927年在榆林市清涧县发动起义拉起了一只队伍。这支队伍左冲右突打了不少仗,在1928年元旦节攻打延安市宜川县时基本上全军覆没,谢子长得到组织命令,南下渭南加入刘志丹的创业团队。

刘志丹回到陕南做什么呢,主要是四处奔走组织当地农民建立赤卫队,并发动了数次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是1928年在渭南发动的“渭华起义”,事成以后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兵力一千多人被分成了四个大队,第三大队的队长便是谢子长。这支队伍很快被前领导冯玉祥击溃,刘志丹和谢子长二人跟组织商量后一起回陕北老家发展。回去后利用专业知识和工作经历在当地军阀部队里做基层军官,随时随地做下属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干,最后成功带着一帮人单飞,在经历了各种生死磨难后,终于有了一支两三百人的队伍,他和谢子长两人担任正副总指挥。

1932年2月份,这支队伍在甘肃正宁县更名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接下来的10个月里,陕甘游击队辗转于陕北的大山,打击各地武装民团、军阀以及围剿他们的国军队伍,胜多败少所以武器和人马不断增多。在那年圣诞节来临之际队伍升级为“红军第26军”,虽然号称是军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此时由于各种内部思想斗争,谢子长被打发到上海“受训”,刘志丹被剥夺军权变成了透明人,队伍在刚愎自用的领导杜衡的带领下到渭南发展,半路遭遇敌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志丹死里逃生。

1933年是红26军“起死回生”的年份,经过各种与当地民团的兼并重组和残酷斗争,红26军逐渐壮大直到人数达到了一个师,而且还在甘肃庆阳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接下来的半年里红26军跟杨虎城派出的“围剿”队伍反复交战,依旧是游击战、依旧是胜多败少,赶走了“围剿“队伍后红26军的人数更多了,以庆阳南梁镇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也彻底建立起来了,创业算是初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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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6军创始人刘志丹)

红26军在甘肃庆阳一带艰苦创业的时候,陕北也有若干支游击队跟当地军阀周旋。1934年初“受训”完毕的谢子长返回陕北老家二次创业,主要任务是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半年后他带着游击队到陕甘根据地开会,会上不但得了一个红26军某师的政委职务,红26军一个团的兵力还跟着他一起去了陕北。经过半年的辛苦打拼,谢子长带的这个团连同陕北的游击队在1935年元旦打出了红27军的招牌,不过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师。

1935年的前半年是红26军和红27军事业的上升期,这年2月份蒋委员长下令国军将领高桂兹带着4万人搞定陕甘红军。双方接触后战争从4月份开始,断断续续打到6月下旬,经过数十次战斗,红军武器装备增多,主力部队增加到5000多人,最重要的是把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打通连成了一片,工农政府都挂牌建立,形势是一片大好。在他们艰难打拼的日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控制的陕北地区,后来会成为中央红军乃至全党的立足之地。

一年以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偷偷访问了陕北,回去后写了轰动一时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他去的时候刘志丹刚刚去世3个月尸骨未寒,斯诺通过大量实地采访和调研弄清楚了刘志丹33年的人生经历后,认为他是中国版的“侠盗罗宾汉”。罗宾汉是12世纪英国“劫富济贫”的传奇人物,但罗宾汉是个传说,而刘志丹却真实存在。

1935年9月15日的清晨,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的浓雾还没散去,干枯的河道两旁却挤满了人,有红军战士、“红军大学”的学员、赤卫队员、小学生方队和扛着农具的老乡。河道中间提前一天扎了三四道大彩门,上面写着类似“欢迎红25军老大哥”之类的标语,更多的标语贴在树干上、墙上、岩石上,内容基本都是有关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和革命必胜的内容。在这个热闹的场景里,最具特色的是红旗,各种尺寸各种质地的红旗到处都是,有的被人抓在手里摇晃,有的插在道路两旁或绑在高处。红25军还没来,欢迎的人群自己先把自己打动了,现场的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相当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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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5军军长徐海东)

大概到了早上9点左右,远处出现了一杆红旗,紧接着锣鼓声炸响,众人垫着脚纷纷朝远处看,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掌声和欢呼声已经山呼海啸,因为大家都知道红25军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军长徐海东,满脸的汗水和笑容不断向人群挥手致意,他的身后是骑兵警卫排,警卫排后面是背着大刀腰里插着手榴弹的手枪团,在后面是唱着军歌的宣传小队,再往后的大部队是战斗部队。红25军经过将近一年的艰难跋涉和无数场战斗,成为第一个结束长征进入陕北的队伍。

得知红25军抵达永坪的消息后,刘志丹和谢子长带着红26军和红27军从陕北星夜兼程,于9月16日赶到了永坪,三军激动地会了师,像过年一样开心。接风洗尘、搭台唱戏,各连队轮番表演节目,战士们分享彼此的斗争故事,热闹了3天3夜。战士们开轻松的联欢会,领导们开严肃的政治会,会上决定把三支队伍合并到一起组成红15军团,军团长是徐海东,副军团长刘志丹,错杀了张汉民的原红25军政委戴季英做了政治保卫局长。

这蒋委员长本来就是个急脾气,如今日本在华北渗透,全国人民指责他打内战不抗日,就让他更急了。早在红25军离开陕西进入甘肃的时候,他就已经作出部署,给这区区几千人安排了一盘大棋。他下令在甘肃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向东推进,让山西的阎锡山派晋军向西推进,宁夏的马鸿逵和陕北的高桂滋从北向南推进,再让西安杨虎城的17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向北推进,从四个方向合围。这盘棋真要是下到位的话,陕北红军只能向地下或空中发展了,蒋委员长把这盘大棋的总指挥权交给了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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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张学良公馆的卧室)

初到一个新地方,人总是本能地踌躇满志动力十足,定居西安的张副司令也有类似的感觉。从物理距离上来说,西安比武汉距离沈阳老家更近;从手头的任务来说,目前他只需要消灭陕北的7000红军即可,这些人生活艰苦、装备低劣、物资匮乏,还是个疲惫之师,自己指挥的四省总军队多达30万人,怎么算这都不是个重活儿,只要搞定这件事就可以挥师北上去老家了。每每想到此处,他都感到激动和轻松,于是工作之余,他在西安城里吃肉夹馍、喝羊杂汤,淘古玩字画、去易俗社听戏。

那些日子所有开往陕北的东北军,都要先在西安城外集结修整,然后再前往具体的驻地。每当有东北军路过西安,张学良都会驱车到部队视察讲话。张学良属于标准的东北腔,听口音大概是潘长江老师那种感觉,他给每支队伍讲的东西都差不太多,首先告诉大家不要忘了国耻家仇,其次告诉大家日本很强我们必须要靠蒋委员长的中央军才能对付,接着告诉大家消灭了红军就可以打回老家了,大家加油!每次出门除了卫队和副官外,他还带着秘书应德田和苗剑秋,让他俩把自己的讲话内容记下来。1980年80岁高龄的应德田老先生出版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讲到了张学良这一时期的训话内容,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应德田在北京去世。

当年的东北军比较可怜,他们老家被人占了回不去,沦为拿钱替蒋介石卖命的“雇佣军”,军队调动时随军家属多的破了全国的纪录。东北沦陷以后,很多东北人日子没办法过,便想方设法投奔在军队服役的亲戚朋友,军队去哪儿他们跟到哪儿,顺便跟着部队蹭点饭吃,张学良对此心知肚明。东北军从西安开赴陕北驻地时,随军家属就留在西安城里。军官们有钱租好房子,没钱的士兵租普通民房,甚至一个院里住着好几家,厨房和茅房共用,跟大城市的打工人合租差不多。东北军的到来,导致西安住房紧张、租金暴涨,影响了原本在西安的流动人口。

在接到蒋委员长的“围剿”命令后,张学良派出了手下资历最老的军长王以哲,让他带着67军离开西安城走东北方向,路过杨虎城的老家蒲城并一路北上。这支部队首先到了出产苹果的洛川,王以哲在洛川留下两个师和一个团驻守修碉堡,并把67军的指挥部也设在这个“大后方”,其余部队继续北上,下一个是以油糕出名的富县,这里由洛川派兵上来把守;继续北上到出产豆腐干的甘泉,留下一个营守城;王以哲带着其余两个师继续往北就到了圣地延安了。这样一趟就打通了从西安到延安的交通线,交通顺畅确保了弹药和物资的补给,为蒋委员长那盘大棋打好了基础。

王以哲待在延安城里严阵以待半个多月,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红军要进攻的消息,心想自己装备精良兵强马壮,红军不会是怕了吧。其实那几天红军正在开联欢会和整编会,红15军团刚挂牌成立激动的心情还没平复下来,不过蒋委员长不给他们多少时间平复,等他的那盘棋完全布好,后悔也就晚了。于是军委开会讨论这仗该怎么打?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每个负责人都想打自己熟悉的目标,所以刘志丹建议打陕北的高桂兹和井岳秀,而徐海东建议打王以哲带入陕北的东北军。经过一番辩论和互相说服,徐海东的意见被采纳了,理由之一是红25军和东北军屡次交手知道对方几斤几两,理由之二是东北军装备好物资多打赢了可以好好补充,理由之三是还能搅动张学良的部署,为中央红军北上减轻压力。这三个理由无人能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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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王以哲的67军在洛川、富县、甘泉和延安一路分布,到底从哪里入手呢?红15军团的领导们继续开会讨论,最后提出了“围城打援”的经典战法,围的不是延安城而是甘泉城,甘泉在延安和洛川之间,甘泉一围两地的交通线就断了,这样东北军要么从延安南下救援要么从富县北上救援,红军只需在半路埋伏下来打这些援军即可。计划敲定后,伏击地点也很快找好了,刘志丹号称是陕北的活地图,他指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伏击点,众人一听直呼牛X。

1935年9月25号左右,成立不到一周的红15军团一路南下,不惊动延安城的一兵一卒,星夜兼程赶到了甘泉城以北15公里的崂山指定地点隐蔽,并派出一个团继续南下去包围甘泉城。9月28日围城战正式启动,几乎没有什么战斗甘泉城就被四面包围。围而不打的原因除了战术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红军没有重武器,想打也破不了城。城里的东北军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坐以待毙,人家也做过很扎实的准备。

甘泉城依山而建,一圈是高达5米的城墙,只有南北开了城门。城里面原本只有一个营的东北军,好巧不巧的是,王以哲在围城前一天打发另一个营从延安南下到甘泉城,准备接收西安被服厂给东北军新做的棉衣和其他物资,同行的还有几个师的参谋长和军需主任,这帮人前一天刚钻进甘泉城,第二天甘泉被围,时间不早不晚正好,加上这批人城里的守军总共1500人。在几个军官的指挥下,这些东北军把南北城门用土屯死,城外挖了两三米宽的壕沟,城墙顶上挖了交通壕,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防御工事和射击点,东面山上还有个古老的烽火台,作为制高点可以观察全城的情况。

围城刚开始时这1500人并不慌,因为红军的武器装备决定了他们擅长打游击而不是攻坚,做了这些防御后红军既爬不进来也攻不进来,接下来就是赌博唠嗑坐等援军来解围,他们相信王以哲军长比他们更慌。

军长王以哲确实很慌,因为他人在延安而不是总部洛川,如今甘泉被围他回不了总部没办法指挥军队,万一过几天延安城也被围,然后他一路撒下的军队会被挨个吃掉,那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就走到尽头了呀。想到这里他坐立不安,下令让师长何立中带着110师从延安城南下,解围甘泉城打通南北交通,确保自己早日返回洛川军部。

何立中的110师和红25军算是“老相识”了。7月份杨虎城指挥自己的警备一旅和110师到陕南围剿红25军,何立中早在河南就知道红25军的游击战术不好对付,所以带着队伍磨磨蹭蹭不上火线,让不知深浅的警备一旅前去交手。结果警备一旅全军覆没,旅长唐嗣桐被俘后枪毙。杨虎城痛心不已,唐嗣桐不仅是下属还是自己的蒲城老乡,于是数次发急电让何立中追击红军为自己的旅长报仇,何立中虚与委蛇就是不去,为此杨虎城对东北军的印象很不好。这次何立中又接到了跟红25军交手的活儿,躲是躲不掉了,只好硬着头皮上。

110师于10月1日国庆节那天离开延安城浩浩荡荡向甘泉城进发,走完前三分之一路程就到了三十里铺村,这个三十里铺村不是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村》的那个村,那个村在榆林市绥德县而这个在延安市宝塔区。到了三十里铺村后部队停下来休息,谨慎的何立中留下630团做后援,然后让大部队走中间,两个团作为先遣队爬上公路两侧的山仔细搜索,前方确保安全后大部队才跟上,否则大部队原地坐着打牌唠嗑。何立中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离开三十里铺村就进了连绵9公里的九里山,这里山高林深,公路两侧悬崖峭壁,是打伏击的最佳地点。

左顾右盼地出了九里山,眼前豁然开朗,九里山外是崂山,虽然公路依旧夹在两山之间,但是崂山比起九里山来,在险要度和复杂度方面差太多了。既然九里山那么好的地方都不设伏,那么崂山就更不适合设伏了。何立中骑在马上,擦擦额头的汗得意地对参谋长说,红军也不过如此嘛,这么好的地方居然不埋伏,如今龙潭虎穴已经过了,前面的路闭着眼睛都没啥问题。

这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一点,距离甘泉城只有15公里。何立中原本想着原地休息一下再走,可是回头看看骡马辎重和望不到头的队伍,干脆决定一口气走到甘泉城再休息,于是下令把原来的一路纵队改成四路纵队,全军全速前进。这时候附近村子的老乡们也推着车挑着担子跟在队伍后面,说平时怕土匪打劫不敢去甘泉城,今天跟在长官们身后比较安全,这让110师的官兵们顿生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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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战役战场)

走了一个小时,先头部队传来消息说公路被一大堆石块枯木给挡住了需要清理,这队伍慢慢就挤到了一起,士兵们吵吵嚷嚷开始停下来休息。突然西侧山上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枪炮声手榴弹声随风而来,110师整个队伍有1千米长,枪炮声也蔓延了这么长,而且还夹杂着“缴枪不杀”和“优待俘虏”的喊声,这太让人紧张也太吓人了,东北军士兵本能地朝靠近公路一侧的西山跑,保命要紧,手里的东西能丢的都丢,跑到山下连忙找掩体躲起来防止被击中。

军官们下令士兵持枪向山上冲,冲锋还没组织起来,山上的红军先冲下来了,他们分工明确,开枪的开枪、喊话的喊话、搬运战利品的牵走了骡马,没有投降的士兵只能往两边跑。往后跑的那拨人遇到了跟在队伍后面的那帮老乡,只见老乡们从容地解开棉袄掏出手枪和手榴弹也动起手来,这时候才知道他们居然是红军便衣,一出九里山自己就被红军一路尾随,太恐怖了。想跑的只能掉头往前跑,于是队伍开始不断向中间集中。

西侧山上的红军渐渐靠近公路,前后又有夹击,未投降的东北军们边抵抗边向另一侧的东山上跑去,企图在那边组织抵抗,好不容易接近山脚结果埋伏在东山的红军又冲下来了,红旗在枪炮声中晃来晃去,依旧是“缴枪不杀”和“优待俘虏”的口号,喊得人心猿意马战斗意志全无,有些人还在犹豫着要不要投降,红军已经冲到面前一把夺去了武器,吓得连忙举着双手趴在地上瑟瑟发抖,唯恐自己不是主动投降而被射杀。

师长何立中原本带着警卫连和一帮军官冲到了西山上,结果西山的红军冲下来他们又往山下跑,边跑边回头射击。何立中身边是参谋、副官、军需官和军医等人,这些人被警卫连的士兵围在中间向公路中间移动,结果东山上的红军冲下来发起进攻,这拨人几乎被团灭,有人被击毙,有人被生擒,有人举枪自尽,一颗子弹击中了何立中的脖子血流不止。这场战斗打了5个多小时,荒山野岭没有路灯到晚上7点天已经黑透,何立中被几个士兵搀着趁乱跑进了灌木丛里躲藏逃过了一劫。

当进攻双方对地形都很熟悉的时候,选哪里打伏击是个艰难的博弈。一周前徐海东和刘志丹寻找伏击点的时候,他们就料到何立中会对最佳伏击地点九里山格外谨慎,因此故意在九里山外的崂山设伏,让放松警惕的110师完完整整地进了口袋,除了留在三十里铺的630团得以保留,110师算是被整建制消灭,武器、骡马、车辆、箱包、盆盆罐罐丢得满地都是。天亮后打扫现场清点战利品,这一仗击毙了1000多人,俘虏了3700多人,缴获战马300多匹,山炮4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000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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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张学良公馆中楼)

3天后何立中被一个中尉搀扶着进了甘泉城,但是城里缺医少药,他被击中的又是脖子,苦苦坚持了4天后闭上了眼睛。让何立中不能瞑目的是那个留在三十里铺的630团团长李东坡,当自己掉进红军口袋阵后,他曾在炮火中反复发电让他带着630团前来救援,要是来个里应外合或许还有突围的机会。但是李东坡担心自己有去无回,接到电报后象征性地走了一段又撤回去了。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电台也成了红军的战利品,自己也身死这个寒冷荒凉的小县城。

前方战士取得“崂山大捷”的10月1日,后方瓦窑堡的总部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肃反”运动,曾经的红25军“肃反高手”戴季英此时是保卫局局长,他下令逮捕原来陕北的军政领导人,并亲自上手拷打审讯。10月5日身在甘泉前线的刘志丹接到了“任命”指示,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刘志丹没有怀疑,对部队做了安排后立刻骑着马赶回瓦窑堡,半路遇到了一个通信兵给前方队伍领导送信,刘志丹自己就是领导,他打开信看到里面写着“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通信兵是无辜的,他把信交给通信兵嘱咐他务必安全把信送抵前方,自己翻身上马悲壮地前往瓦窑堡。

在两百多公里外的西安城内,有人在沉默有人在流泪,流泪的人是阵亡东北军的父母妻儿,沉默的人是张学良,他没有料到失败竟然来得这么快,失败与自己拿到“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委任状发生在同一天,他恨东北军的战斗力竟然如此糟糕,可他更心疼这些无怨无悔跟着自己的东北子弟就这样客死他乡,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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