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真正限制法家治理的，是没有完善的立法—执法—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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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陈疑
• 法家治理成本太高了，没有儒家作为表，没有儒家事实上将中下层治理的琐事事实上委托给宗族，法家治理的极限规模就是未统一前的秦那么大了，再大就会因为成本太高自动崩解。
  汉初进行分封，行黄老之说治国，那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没有不间断地从外部掠夺的财富人口，法家商鞅那一套在经济上是注定失败的！

实际上正好相反，儒家宗族制的核心的君主的“仁德”，而一个人的“仁德”辐射范围非常有限，所以儒家德政最多只能治理几个城邦，周朝就是一个典型的城邦联合体。历史发展到战国，七大国或多或少都采用了郡县制，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因为战国七雄的领土范围早已超出君主“德政”能辐射的范围。

大一统之后，衡量某地是否属于“中国”的标志就是中央政府是否向该地委派官员，即所谓“改土归流”。中央不能向当地委派官员，只是象征性任命当地自选的“土司”，那么地方随时可能脱离中央。所谓天高皇帝远，长安城里的皇帝有没有德咱不知道，肯定不如我们地方自己选出来的土皇帝有德。

古代真正限制法家治理的，是没有完善的立法——执法——监督体系，立法者就是执法者，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秦朝之所以失败，因为制定修改秦法的不过秦始皇、李斯、赵高等寥寥数人，并不能真正反映整个秦帝国的国家利益。法家的失败是法家自己不够完善，并不代表儒家就是对的，解决方法也只能是发展出更科学的法治思想，而不是回到儒家以看不见摸不着的个人“仁德”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