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成了后苏联范围内最吸引中国的国家”: 一位哈国学者的思考（上）

艾达尔·阿姆列巴耶夫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倪文卿（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导读】全球目光正聚焦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过去21年间，上合组织取得长足发展，已从最初的边界问题解决机制，转向涉及更广泛问题、辐射更大范围的权威多边组织——此次峰会将再次扩员。新变局下，上合组织将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又将如何发展与转型？

本文从哈萨克斯坦视角出发，分析指出：上合组织不仅成功解决各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实际上也为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国际定位，提供新的“非西方模式”的战略路线。中哈边界问题解决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哈萨克斯坦成了整个后苏联空间中最吸引中国的国家，双方开辟出一条合作新路，就是例证。作者认为，美国试图在中亚行使垄断权力，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甚至带有侵略特征。对此，上合组织成员国不能接受，而对中亚发展有着另外的期待：把中亚建设成为一个有效的大陆经济中心，一个传统文明的十字路口，一个和平、合作、稳定的地区。上合组织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基础平台，使各成员国相互接近、开展更多对话合作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上合组织是替代性世界秩序的一种关键支撑结构。经过20年发展，中亚正逐步摆脱边缘地位，获得更大的国际主体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并加入上合组织，共同动机都是不满于西方拒绝承认他们在世界体系当中的政治经济影响，以及新自由主义不平等的世界秩序。

作者认为，上合组织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组织发展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对立国家的加入，对组织平衡、妥善、渐进发展构成一定风险，而上合组织缺少迅速有效应对的工具。二是受国际关系动荡和国家间冲突与对抗的影响，上合组织内国家间合作机制的发展面临较大挑战。中小成员国不得不追随大国权威及其地缘战略，而难以坚持自身发展议程；一些竞争性的国际集团和国家则将上合组织视为对手，为一些小国提供好处或优惠使他们退出或不加入上合组织，运用“软战略”进行制度对抗。

作者认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过程中最关键且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是各成员国国家利益的协同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呈现。上合组织亟需更新其组织议题和优先事项，广泛吸纳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兼收并蓄的“上海精神”。上合组织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有效代表不断增长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力量利益的组织，一个基于开放、平等和整体安全原则的、新的不结盟的国际合作架构。

本文原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4期，原标题为《当代国际局势与上合组织的角色变化——哈萨克斯坦的视角》，篇幅所限，有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当代国际局势与上合组织的角色变化

——哈萨克斯坦的视角

▍上合组织建立之初哈萨克斯坦的外交选择

在当代语境中探讨哈萨克斯坦国家主权的建立，有必要指出，在为我国争取实际的国际主体性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切实为哈萨克斯坦提供了安全保障，承认其领土边界，并提供经济支持，为哈国人民营造了非冲突的、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30年，有20年的发展离不开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对于我国而言，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外部环境助益期——得到了协调、均衡的国际、地区环境“保护伞”。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哈萨克斯坦是上合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也是该组织的积极参与者。这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哈萨克斯坦在自身的发展中极为需要上合组织，而且现在也依靠着这一组织，因为它是我国主权独立的外部依托，是未来社会经济一往无前地、安全地、蓬勃发展的条件。

1991年正式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之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临着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外交事务、确定自身定位的相当复杂的两难困境。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纷纷呈离心态势。为了摆脱前宗主国俄罗斯的影响，一些国家试图转向以美国和欧盟国家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导的阵营。部分后苏联国家的精英阶层认为，全球发展呈现出一种线性发展前景，即向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主义发展。由此，精英阶层认为，最有前景的国家发展计划，是优先与当时的全球霸主，即美国，建立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际现实印证了这一观点。然而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仅以一国为依托的外交政策存在很大风险，哪怕这个国家的实力是最雄厚的。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能源发展仍高度依赖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加工企业。与此同时，因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受到西方及其跨国集团的密切关注，他们试图将我国纳入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影响范围。而这些国家有着对于年轻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的投资机遇，以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有吸引力的社会生活模式。更加紧密合作并加入“亲西方联盟”（прозападныйальянс）的前景，对于发展中的新兴独立国家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不仅如此，美国是一个能够与俄罗斯进行核对抗的重要国家，它坚持让哈萨克斯坦放弃核武器，并按照“西方规范”实现国家转型和现代化，为其提供安全、领土完整、经济投资保障，接纳其进入当代自由主义国际“俱乐部”。这些“政治利益”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战略文件和一些国家项目中均有体现，例如，哈萨克斯坦在担任2010年欧安组织（ОБСЕ）轮值国前通过的《2009-2011年“通往欧洲之路”国家计划》。

然而，哈萨克斯坦当局非常清醒而有远见地意识到，国家发展演变的道路需要传统外交政策的支撑，需要务实地承认邻国的利益，首先就是俄罗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政治影响力的威权大国；还有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具有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动能和伴随市场不断开放、扩容的新型互联基础设施。此外，由于年轻的哈萨克斯坦与大邻国——俄罗斯是其中国土面积最大的，共同边界线达7598.8公里；中国是其中人口规模最大的，共同边界达1782.75公里——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若要在战术和战略上同时满足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就需要国家领导层面对局势进行周密权衡，只有研判地区多边互动机制的前景，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紧迫的问题。具体包括：苏联遗留的与中国接壤地区的非军事化问题；与所有邻国的划界与勘界问题；防范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所引发的不稳定局势的威胁；以及我们这个年轻国家所要面临的、苏联解体背景下日益活跃的、从阿富汗向后苏联国家贩运毒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刚刚实现国家主权合法化的哈萨克斯坦在历史意识中，对于和中国、俄罗斯这两大邻国的关系，仍有所担忧。两国在各自的帝国时期，都曾因领土需求发展过扩张主义政治。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解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互动这一综合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地区当中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也是哈外交政策中的优先事项。需要指出的是，得益于与上述国家的双边会谈，这些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并在2001年建立了务实的国际对话平台——上海合作组织。

▍边界问题的解决

哈萨克斯坦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起国之一，不仅解决了本国的边界问题，而且实际上为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国际定位提供了新的战略路线，着眼于与陆地大国、中亚邻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重要伙伴之间达成对外利益平衡。该战略是我们维护独立的重要基础。并且，当代国际关系实践证明，与重要的大国进行利益的相互协调非常有前景。对于哈萨克斯坦和有核武器、一定人口规模的“重量级”邻国印度、巴基斯坦来说，加入上合组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组织的非集团状态对哈萨克斯坦而言非常重要，能够避免自身与其他国家的对峙和外交政策冲突。有一些说法，例如，该组织是“非西方”性质的，该组织总体上或部分成员国有着反西方的战略定位……这些说法在我们看来是短视的，脱离了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的现实和战略目标。哈萨克斯坦将上合组织视为该组织成员国之间按照“上海精神”协调利益、协同努力、协商解决方案的重要地区平台，以中亚地区和谐为宗旨，并为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我们看来，该组织的国际前景首先在于构建中亚的地区和平、利益和谐和共同繁荣，为全球性、建设性的发展做出贡献。将该组织拖入国家之间的集团对抗、对峙，拖入各种贸易、技术领域的“冷战”，将个别成员国自己的、地区外的“议程”强加于其他成员国，这些企图都不符合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利益和加入上合组织的目的。

虽然就官方积极性的表现来说，上合组织的目标似乎显得有些“淡化”，仿佛表现出转化为另一个全球性官僚组织的趋势。然而，实际上，该组织所关注的中亚地区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才是上合组织的重要优先事项和中心思想。哈萨克斯坦与上合组织以及与单个成员国的合作，坚持关系的务实化，克服国家间地缘政治差异造成的分歧。因此，哈萨克斯坦希望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局势问题能够得到建设性地解决，这是大中亚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该地区全面无核化和去军事化是一组大问题，这关系到中亚地区人民能否过上和平的、创造性的生活。哈萨克斯坦加入了中国发起的积极倡议，推动上合成员国经济、基础设施现代化，打造现代、高效的交通-物流互动走廊，在中亚各次区域之间发挥经济协同效应，促进国家间的合理分工和投资开放，推动繁荣的地区市场的形成。哈萨克斯坦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积极组织召开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峰会）。亚信峰会是探索和构建合作信任机制的开放平台，而上合组织也是这样的机制平台，提出了促进国家间对话并达成共识的“上海精神”。其背景是国际秩序正在经历一个相当艰难的解构时期：国际关系的一些基础和协议出现了破裂，国际上精英阶层之间相互不认同，甚至冲突，当代全球挑战正在加剧与复杂化……

一些专家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新常态”阶段，其特征是，原有的系统性关联——这种世界秩序有着明确的关系体系、基本结构、制度基础以及调节国际关系的法律规范——正在发生无法预测的解体。传统的全球和地区国际组织的作用也在经受修正和重新理解。那么很显然，对我们来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确定上海合作组织的意义，它的组织内涵、使命以及潜在的当代影响。我认为，进入第三个十年的上合组织，就其最初的使命而言，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功的结果——致力于解决中国和在解体的苏联领土上建立起来的后苏联国家之间的边界协调问题。这也说明，早在“上海五国”时期就提出的这个关键任务——欧亚大陆中部国家的边界问题，已经得到了成功解决。“五国”成员能够真正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划定并勘定那些在苏联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引起过摩擦的边界问题。

1996年，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签署了第一份国界协定，又于2002年签署了勘界协议。于2002年在北京举行的《哈中国界线勘界议定书》签约仪式上，时任哈萨克斯坦国务秘书兼外长的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声明：“我们认为，哈中国界线勘界的法律程序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两国之间不会再有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没有任何遗漏地完全划定和勘定国界线，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这是我们历史上首次与中国通过法律途径全面实现了国界线的勘界。”

而这一协定后来成为哈中合作蓬勃发展的基石。《哈中国界线勘界议定书》签署后，哈中关系实际上获得了特别的动力和意义。2013年9月，中国领导人选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宣布“一带一路”倡议也并非偶然，这意味着，在中国致力于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已经将我国视为重要伙伴。我认为，当时哈中两国领导人的倡议取得了良好的协同效应。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爆炸性增长是真实可见的——我们成了整个后苏联空间当中最吸引中国的国家。双边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合作都蓬勃发展。目前，哈中关系已经达到了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能够在所有重要的国际多边平台上就一切国际和双边议程问题相互支持。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参与整个中亚地区的多边外交，对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五国（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于1996年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双边协定），于1997年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多边协定），向新的组织——中亚新兴独立国家参与的“上海五国”——的建立迈出了关键一步。乌兹别克斯坦也很快加入了“五国”行列。2001年6月15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于中国上海共同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6月通过的组织宪章成为该组织内涵丰富的平台基础，旨在重点解决边界问题，并集中力量打击“三股势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此后，该组织发挥作用的领域因经济、人文方面的相互作用显著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合组织逐渐由边界问题解决机制向涉及更广泛问题的权威多边组织转变。目前，该组织框架内有一系列协调与合作机制在运行，包括地区反恐机构、银行合作联合体、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上合组织大学。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该组织，成为正式成员国，一些国家以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身份参与该组织工作。

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加入上合组织之初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借助自己盟国的影响，以及与中国之间开放、友好的关系，成功解决了双方边界这一敏感问题。不仅如此，在上合组织成立初期，中国引领的“开放友好”使得中亚地区年轻的后苏联国家获得了登上国际舞台的主体性，这得益于俄罗斯、中国这样有话语权的世界大国对于该新兴组织的参与和联合。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小”邻国们也因为上合组织被世界认识并认可。

▍上合组织对当代国际秩序的影响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单边主义引起了新的“世界分裂”，哈萨克斯坦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意味着在实际上为自身选择了“非西方模式”的国际定位。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开始了以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借口、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某种新的“十字军东征”，使我们感觉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现在，在那些令人难忘的事件已经过去了20年之后，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新挑战”在于试图以自身实力为基础建立新的美国式的国际秩序。美国外交战略的“靶标”之一就是阿富汗，一个紧邻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国家，该地区在美国地缘政治版图中被界定为“大中亚”（弗雷德里克·斯塔尔的概念）。在华盛顿战略家们的构想当中，我们这一地区应该成为从军事政治上遏制俄罗斯并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某种战略基地。与此同时，在中亚的“棋局”（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表达）上，应当要展开一场新的“大博弈”，目的是在这一地区建立美国独大的世界影响力。

各国不满于美国独霸的西方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这样的反美消极态势下，从世界各地某些敌视美国的穆斯林激进团体的恐怖袭击当中表现出来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到关于确立平等互动的和谐模式的建设性尝试，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那些奉行另外一种多中心世界秩序的国家的建设，以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为代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正在失去主宰世界和控制国际关系的垄断地位。1997年，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此后，国际关系体系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构建另一种世界秩序体系。

事实上，美国试图在中亚地区行使垄断的权力，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甚至有些冥顽不化，并带有侵略性特征。对此，上合组织方面自然不能接受，尤其是两个作为世界大国的成员国——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对该地区的发展有着另外的期待，并正在实现它——将其视为一个有效的大陆经济中心，一个传统文明的十字路口，一个和平、合作、稳定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上合组织成员国联合和独立开展的多种形式的综合互动，拓宽了上海合作组织“伞状”辐射面的外延。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仔细研究该组织和地区整体长远发展的前景。可以看到一些扩大和深化该组织作用的“项目”实例，例如中国提出的在物流运输互联互通和经济基础设施现代化方面建立共同合作，符合“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俄罗斯的“大欧亚”一体化构想提供了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亚信峰会——建立亚洲自己的安全组织——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更紧密合作关系的计划；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在“四方合作与协调机制”框架下为加强边境合作积极努力，除中国外，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国也参与其中。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建立起的互动模式，不仅可以在美国采取僵化的单边主义做法时保留回旋余地，也可以显示整个中亚地区作为国际社会中独立的、“非边缘的”参与者的真正潜力。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上述“对话平台”和倡议成为可能，得益于该地区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模式中的相互接近，上合成了某种“母组织”，它拥有包含该地区国家间各种合作方向的内涵基础。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伞状”组织的典范，在这种形式之下，多边和双边基础上的新的互动项目已经“展露出来”，并正在落实。我认为，上合20年发展的意义还在于，它使得中亚地区正逐步摆脱边缘地位，获得更大的国际主体性。相比之下，在缺乏国家间互动平台的近东，就没有中亚地区这种以一体化来汇集、表达共同利益的方式来促进地区保持整体性的机制优势。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国家之间的联系，并将一些新的国家引入这一机制，有助于相关国家合作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敏感问题。虽然，上合也面临着一些涉及利益协调和寻求国家间相互妥协的组织意识形态问题。

我们认为，就上合组织的长远发展方案而言，应当就组织成员国在中亚地区发展问题上的利益“捆绑”达成共识，即该地区不仅具有地区战略意义，而且，未来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稳定和平发展有着全球性意义。例如，当前一个潜在的国际争端就是伊朗核问题。这一问题就目前而言其实是“单个国家”的孤立问题，也就是与西方立场相对立，实际上处于孤立状态。然而，伊朗在地理和政治文化上与上合组织的中亚地区成员国接近，上合组织应当持续关注这一国家，也需要尽可能将该国吸引到上合组织框架下通过积极谈判解决地区问题的轨道上来，并将伊朗从观察员国发展为组织成员国。这将使伊朗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集体支持下，提升自身的政治资源水平，依托新的组织平台实现与西方的谈判。我认为，伊朗核危机的和平妥善解决，只会是一件有利于中亚地区乃至世界积极稳定发展的事情。

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当前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该地区国家与土耳其的密切互动。这一互动并不局限于突厥语族的合作，更着眼于中亚地区新地缘政治现实的构建。而且，土耳其与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互动，将使土耳其有可能从对话伙伴国提升为观察员国。

可以想象，上合的组织结构变化，以及吸纳那些对于未来国际秩序尤其是中亚地区秩序持有相似积极看法的国家，将会巩固组织在这些国家所在地区的影响潜力，尤其是那些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资源的国家，有着地缘战略雄心和机遇的国家，尽管他们对上合职能空间的发展有着不同看法。

对于当前的哈萨克斯坦来说，以下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三个优先发展事项：第一，突破自身的“边缘地位”；第二，为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能够得到更多更稳定的支持提供保障；第三，扩大自身的地区影响力和高效经济合作。要达成第一个目标，需要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国家“认证”——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参与者。在这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已经实现了几个决定性的“标志”步骤。特别是，哈萨克斯坦自愿放弃核武器，拒绝在境内开展核试验，获得了一些领先世界的大国对其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支持。此外，哈萨克斯坦发起了上合组织、亚信峰会等调解平台，推动了叙利亚问题的对话。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基础使其克服了内陆国家的劣势，参与了欧亚经济一体化，以俄罗斯的波罗的海和黑海港口为出海口，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开展合作，以中国连云港为太平洋出海口。上述项目，包括上合组织国家的参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成为物流运输基础设施较为发达、地缘战略地位优越的国家。目前，有6条公路、9条铁路、4条空中走廊和总长20238公里的管道经过哈萨克斯坦，其中天然气管道12318公里，石油管道7920公里。一些专家认为，哈萨克斯坦8.1%的GDP来自物流运输，运输量增长趋势相当稳定。我们的边缘地位也因此成为过去。

在安全方面，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就获得了一些重要国际行为体——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安全保障国——的支持，包括通过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ОДКБ），与俄罗斯进行机制化的合作；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与西方军事联盟（北约）互动，并支持美国和联军在阿富汗的活动。中亚国家与俄、中、美等重要国家“5+1”机制的外长定期会晤，有利于及时提出和解决“地区外”问题，从而平衡干涉国家内政和地区事务的潜在风险。目前，尽管中亚处在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利益交汇的“前线”，但该地区国家也设法遏制了那些超级大国的野心可能带来的冲突，并为外部参与者创造了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机会，协调利益，灵活应对发展过程中的敏感问题。重要的是，中亚没有成为大国间激烈冲突的地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合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如地区反恐机构，在“缓解”和预警该地区一些地带可能发生冲突和一些国家可能发生破坏性行动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开辟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经济关系领域，就哈萨克斯坦而言，通过一些项目发挥协同作用，克制主要国际竞争主体之间的对抗关系，将利益竞争引导到务实的轨道上来，并遵守开放的“游戏规则”，遵循国际法和劳动分工。总的来说，过去的中亚地区在全球经济共同体当中处于边缘地位，就像从“一张白纸”开始，开辟新机遇，并挖掘该地区的潜能，使各国得以打造一个交流开放的、基础设施发达的、新型的后工业经济。构成其经济动态发展的基本因素包括：足够发达和稳定的社会资本、地区资源潜力、快速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积极自主加入国际经济关系的机遇。就这些方面而言，中亚国家各有优势。然而也有一系列尚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促使中亚各国就国家利益和潜力进行内部的整合与协调，形成无国界的共同市场和空间，使劳动力、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这不仅是这些国家，也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开辟实现新发展机遇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中俄两国倡议的经济项目在地区繁荣过程中发挥了特别作用。上合组织应果断采取措施，将欧亚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已经实施的经济项目纳入组织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进而有可能与一些感兴趣的国家建立自贸区。

众所周知，中俄两国发起建立的一系列新的国际机构和地区论坛，完全没有美国及西方国家参与。例如其中最著名的金砖国家机制，成员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2006年以来，这些国家为国际秩序和全球领导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平台，包括在互联网治理、国际支付体系、提供发展援助等领域创造了西方机制的替代方案。2016年，金砖国家提出建立新开发银行的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中国和俄罗斯还推动、提出了许多新的地区安全组织的倡议，包括哈萨克斯坦发起的亚信峰会。哈萨克斯坦是几乎所有此类“非西方倡议”的实际参与者，包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一些经济机构，包括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上合组织是替代性世界秩序的一种关键支撑结构。最初，该组织旨在加强地区安全，目前已经吸纳了一系列反西方立场的国家，或是曾经从属于西方的国家，越来越向替代性方向“偏航”，例如上合组织成员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组织的观察员国伊朗，对话伙伴国土耳其。这些进程的最终结果是出现了平行的全球治理结构，与老牌的、自由主义的结构竞争。

总之，2001年以来，多数中亚国家加入了上合组织、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亚投行和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这些是契合本地区和我们这些国家实际利益需要的。

事实上，现在的上合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协同战略任务是遏制美国和西方建立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而实际上却出现了一种“管理混乱”的局势。上合组织将中亚安全视为重中之重，不仅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更是为了限制西方在国家边界和政治方向等方面按照自己的方式推进其模式或“改制”。借助上合组织的权威和军事、经济的整体实力，才有可能预防我们国家某些地区的分裂，预防“推特”和其他形式的“颜色革命”，防止通过这些方式取代正在形成的主权政体，破坏局势的稳定。

这项战略任务对于中亚国家和中国西部地区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是组织关注的重点，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的情报部门也在做集体协调的努力。加入组织的一些民族国家，都有个别地区面临恐怖主义的挑战和分裂主义的威胁，甚至引起了上合组织新成员国的兴趣，例如，都有“不安省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直接遭受过恐怖袭击的观察员国阿富汗，不久前遭受恐怖袭击的对话伙伴国斯里兰卡。中亚地区后苏联国家之间尚未解决的领土边界问题和跨境水资源争端极为令人关切。例如，近来我们看到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紧张局势升级，就是由该地区国家之间联合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引起。因此，上合组织不仅没有丧失维护地区安全的作用，还在吸引那些受到国内外恐怖主义和其他破坏势力威胁的国家关注并加入。

国际局势动荡，“西方样板”的传统全球性国际组织影响力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另一个现实任务是巩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某种意义上，印度和巴基斯坦与中俄两国一道，都属于世界秩序当中“非西方阵营”的部分，他们与西方不同，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另外，上文提到过的一些对世界秩序有影响的“参与者”也属于这一行列——在中东和南高加索地区有国际政治抱负的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伊朗和上合对话伙伴国土耳其。而有趣的是，土耳其参与上合组织也并未妨碍该国出现在北约组织当中。这些“非西方国家”加入上合组织的共同动机是，不满于西方拒绝承认他们在世界体系当中的政治经济影响，以及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而应当承认，当今几乎所有“非西方世界”的国家都在崛起，甚至还在世界“排名表”上占据着耀眼的地位。

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在地区有政治抱负的国家，也是上合组织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虽然这些国家为组织“增加权重”，但也为“上海精神”框架内各方利益的妥协增加了难度。有部分专家认为，上合组织已成为典型的官僚主义国际组织，决策力较弱。此外，印度在经济领域非常积极地与中国竞争，阻碍了中国对“大欧亚”物流运输走廊的互通和现代化举措的推进。尤其是印度奉行“东进西联”（Look East,Link West Policy）的对外战略，又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组建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联盟成员，有可能分化“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希望印度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活动，以共同投资亚洲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另外，在印巴边界和中印边界问题上，拥有核武器的印度与邻国的关系相当紧张。印度的新冠大流行表明，该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非常脆弱。整个社会，尤其是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迫切需要现代化。缺乏合适的统计报告体系、人口计数、实际发达的道路交通和舒适生活的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使得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具有现实意义。虽然，俄罗斯领导人曾保证，因为自己曾游说印度加入该组织，所以要为该国的加入承担连带责任，但上述这些情况还是给上合组织的活动增添了破坏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