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科学性远高于西方经济学

对文一教授文章《宏观经济学的贫困》建议或感想

本文是根据给文一教授文章《宏观经济学的贫困》一文建议改编而成。我所写的《科学经济学原理》一书,主要工作是以科学的方法重建经济学,文一教授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深厚训练、同时又具批判精神的著名学者。他的文章更精细深入地解剖了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表现在什么地方。

文一教授您好,拜读完《宏观经济学的贫困》大作后有如下看法供参考:

一、建议不提中医的五行等理论,它与宏观经济学有较大差异

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它们的科学性各有不同:

1.哲学化的经验总结。

它们以一定的经验观察为基础,想象出一定的、不可测量的概念,以此解释世界。一般的哲学都是这类知识。

2.有严格数学化的规律,但没有严格的测量基础。对于理论与测量之间的偏差,混入哲学化的、不可测量的概念。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就是属于这类。这类知识有现代深奥数学理论的系统包装,因此极具迷惑性。曾有一位高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授在网上与我交流,他说自己教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都十多年了,但真的搞不清楚书里讲的是些什么东西。他问我能看得懂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吗?我说我当然看得懂。他问是怎么看懂的,我说你把里面所有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全都去掉,把它当成纯数学书来看,就会发现它实在是太简单易懂了。他惊讶不已“啊!原来这样”。

3.哲学化的理论,以人的感觉为基础的原始测量。

中医是属于这一类。中医的理论完全是哲学化的,但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测量基础,只是其测量基础是原始的中医人的感觉。

4.经验性的、可测量的经验公式。不能解释原因,只能总结出规律。

有很多科学的尤其工程化的规律还不能找到严格的因果关系,只是以经验公式的形式存在。当不明确的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时,这类经验公式就很可能不再成立。例如农业、气象等很多领域都大量存在这类经验公式来解决问题。

5.有严格的测量基础,但没有严格系统的、数学化的公理体系。

如化学。

6.既有严格的数学化公理体系,又有严格的测量基础。

如物理学。

您对化学的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使我有信心认为:对于科学来说,系统完备的测量基础,其重要性超过有系统的公理化数学体系。中医的科学性甚至要超过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至少,它是要求以实践中能否有效治病作为判断的基础,虽然它的测量基础比较弱。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甚至不认为受实践检验的要求有那么重要,并且允许很多不可测量的、哲学化的概念存在。

之所以建议不提中医,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并且在中国舆论和学术环境对这个问题极为敏感,在很多群里吵架吵翻天,但都吵不出结果。本文主要是谈宏观经济学的问题,对中医很难再有精力充分展开讨论它在科学上的问题究竟如何准确和充分的理解,因此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议。

之所以说中医的理论是哲学化的,其实这类医学理论在其他地方历史上也存在。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世界万物是由水构成的。后来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形成了四元素说:空气、水、火、土,这四种元素有热、干、湿、冷四种性质。并且他认为人体也有四种相关的体液与性质与此相对应。到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仑那里,最后系统总结成了著名的四体液说,即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四种体液分别对应了身体的不同部位。黏液对应脑子,血液对应心脏,黑胆汁对应脾胃,黄胆汁对应肝脏。

当它们在人体内平衡的时候,人就是健康的,一旦失衡,身体便会出现疾病。如果体液中的血液过多,那么疾病就是湿热的特点,如:发红,肿痛,脉搏加速,呼吸急促,睡眠不适等症状。以此理论为基础,就出现如下的疗法:

放血:将多余或不好的血放掉;

泻吐:利用泻药或催吐药将不良体液排出来;

节食:防止体内产生过多的体液;

药物:黄瓜性冷,可用来治疗血液过多的热病。

以上四元素说与中国的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极为相似,四性质说与阴阳理论也非常相似。

不仅古希腊是如此,蒙医,古印度医学也是类似的。

蒙医的理论基础是“三根学说”,它是认识和解释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的哲学化的理论,是蒙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三根是指赫依、希拉、巴达干三种物质。这三者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和物质基础。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当三者处于平衡与协调的状态,则人体机能得以正常运转,从而人体就处于健康状态。相反,三者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由于某些原因出现了过多或过少,人体就会产生疾病。

三根学说又是以五元学说为哲学指导的。五元是指土、水、火、气、空5种元素,五元学说是用5种元素的特性和性能为依据解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的滋生、演化、发展、终结的过程的理论。早在2500年前,五元学说起源于印度,14世纪传入中国。起初是“水、火、土、气”四元学说,也称为“四大”。后来加了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场所“空”,形成了“五元学说”。

直到20世纪初,西方的医学还是停留在放血这类极为原始的治疗手段。直到1908年保罗·艾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年3月14日-1915年8月20日)实验室对几百个新合成的有机砷化合物进行了筛选,最后确定第606个化合物具有抗梅毒活性,因此也常被称为606。这是第一个化学合成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它对梅毒和其他螺旋体病有特效。该药物1910年上市,商品名Salvarsan。1912年,溶解性更好,更易操作,但疗效稍差的新胂凡钠明(同为砷化合物,也被称为914)上市。它使用更加方便,可作肌内注射。抗生素出现后,国际上禁止了606和914,因其有副作用。因其所作贡献,保罗·艾尔利希与I.I.梅契尼科夫共获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相对来说,中国古代的医学虽然也是在哲学化的医学理论指导下,但在医学实践上有深厚的积累,这个也是有客观条件支撑的。

在古代,要想找到药物,主要是从植物中获取。中国的植物种类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之一。其中苔藓、蕨类植物、种子植物分别占世界已知种类的(苔藓未统计确数、)22%、36.7%,仅次于巴西和哥伦比亚,据世界第三位;裸子植物总数占26.7%,位列世界第一位,被誉为“裸子植物的故乡”;被子植物占总数的10%,位居前列。但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丰富植物群落大多是在亚玛逊等直到今天都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而中国的丰富植物有很多都是在中医人可以找到和利用的地方。欧洲的植物分布则非常单一,这是中国古代以植物为基础的医学较为发达,而古代欧洲难以发展的关键原因所在。

中国古代的医学背靠极为丰富的植物种类,不仅发展了相对丰富的中药,并且有较为丰富的以经络、脉相、舌苔等为主要对象的原始医学测量系统,以及针灸等治疗方法。

一切科学规律都是一样的,必须建立在测量基础之上。在现代科学条件下,因为已经发展了极为丰富的医学测量手段,基因科学的发展也使得对有机药物的利用越来越丰富,以动植物为基础的生物源性材料生产药物,也使得以往的所有医学都成为今天和未来的一个基础。我们有理由建立在更强大的科学基础上来发展未来的医学,而不要拘泥于哲学化的理论制约。

二、为什么没有严格测量基础的理论不科学,并且不可接受?

严格的测量基础,是指理论中的一切概念都必须是可测量的,而不能仅仅是部分可测量。

任何理论与测量数据之间肯定都会存在偏差。严格的科学对于偏差大小是可控的。但经济学的偏差,是采用您在文中所充分阐述的哲学化的、不可测量的概念“技术冲击”“楔子”来解释。

经济学的诡异之处在于。它有极为严格的公理化数学体系,也不能说它一切概念都不可测量,它是存在部分可测量的概念。但其测量基础不完备,存在很多不可测量的概念。这样,当理论与实际出现偏差时,就混入部分哲学化的、不可测量的概念进行偏差解释。如果这样,几乎随意建立一些理论,都可以解释一定的现象。因为只要将偏差交给哲学化的概念去解释就可以了。

延伸阅读:

文一|宏观经济学的贫困——从拉瓦锡化学革命看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谬误

参见:公众号 CPEER, 2022-09-4。 或 纯科学,202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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