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学者：印度在“北方大国经济胁迫“下有多脆弱？美国应该给点力…

作者 | 苏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

编译 | 张咪咪

编者按 

本文深入探讨中印关系中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复杂性：尽管印度在安全领域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在经济层面却高度依赖中国进口，这种依赖体现在贸易逆差上，也体现在印度关键产业供应链脆弱性中。文章指出，印度对华进口依赖不仅削弱了其战略自主性，还可能对美国“印太战略”构成挑战。印度经济脆弱性将阻碍其维持对华强硬态度，不利于其扮演“印太战略”下的对华“制衡”角色。为此，印度需通过加强国内生产、吸引多元外资以及与美国等友好国家合作来降低依赖。美国则应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印度构建供应链替代方案等方式，助力印度实现经济“去风险化”。本文关于“印太战略”的认知及对中国正当经贸反制措施的描述，存在明显偏向性；作者希望美国拿出“真金白银”将印度真正打造为制衡中国的关键角色，则又太过一厢情愿。尽管如此，基于底线思维，我仍宜警惕本文设想下的美印经济勾连。该文章对我理解美印战略认知和未来政策思路上仍有一定价值。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印度快报》

尽管2024年中印紧张关系开始解冻，但近年来两国关系总体上处于下行态势。对此，印度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一方面在安全领域采取更强硬的对抗立场，另一方面在经济层面维持合作态势。2020年中印争议边境冲突导致实际控制线（LAC）地区数十年来首次出现人员伤亡，随后外交关系恶化，这进一步凸显了过去五年间印度对华策略的矛盾之处。冲突之后，印度政府升级反华言论，禁用中国应用程序，并声称“正常”的中印关系需要以边境和平为前提。然而，中印双边贸易额却持续攀升至创纪录高点。

2024年10月边境协议签署后，两国已采取措施推动关系正常化，但印度过去四年的种种经历，均反映出其对华经济依赖的深度和广度。中国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结构显著向中方倾斜——在电子、太阳能及制药等对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行业领域，印度高度依赖中国进口。近期，中国为防止本国制造业外流，限制高科技生产流出，这些举措已对印度相关产业造成破坏性影响。

2025年4月克什米尔恐怖袭击引发印巴危机，双方激烈军事交锋中，中国毫不掩饰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包括给予其军事援助。这一态势加深了印度对“双线威胁”的担忧，也强化了其将中国视为直接安全挑战的认知。

未来，中国可能凭借其在关键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中断或限制对印关键零部件出口，进而导致印度电子制造、药品生产等行业陷入瘫痪。中国还可能针对印度特定出口商品实施针对性贸易限制，如同此前对澳大利亚、立陶宛所采取的措施。此外，中国作为印度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或可利用这一地位对印度经济施加压力。对印度而言，巨额贸易失衡及其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将放大任何此类胁迫性措施的影响。

一、若美国真的有意将印度培养为亚洲制衡中国的有效力量，那么帮助印度降低风险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鉴于中印关系仍存在对抗与动荡风险，印度有必要寻求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包括强化对中国投资的审查、重新审视来自第三国司法管辖区的投资等。若美国真的有意将印度打造为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及在亚洲制衡中国的有效力量，那么帮助印度降低风险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美国可通过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协助在友好国家构建供应链替代方案等方式，削弱中国潜在的经济影响力。

（一）中印双边贸易失衡

尽管中印是邻国，但两国双边贸易规模在冷战结束前都较小，直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才开始加速发展。2000-2001年，印度是中国的第12大贸易伙伴，而十年后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2023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1362.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5%。

印度贸易失衡严重值得关注，因其加剧了印度在特定商品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03至2005年印度对中国尚存在贸易顺差，但此后形势逆转。2005年印度对华出口额为100亿美元，至2024年仅增至149亿美元，而同期自中国的进口额则从100亿美元增长十倍至超1000亿美元。过去15年间，印度自中国的进口增速比从其他所有国家的进口总和快2.3倍。2024财年，中国占印度商品进口总额的15%——考虑到印度不从中国进口原油或液化天然气（此类商品占印度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更显突出。

中印贸易失衡程度之高，在中国所有贸易伙伴中也颇为突出。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仅次于美国、中国香港和荷兰。尽管印度与美国的贸易总量同对华贸易规模相当，但印度对美享有高达367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2020至2024年间，中国对印贸易顺差已翻倍。事实证明，抵制中国商品或针对中企的行动对中印贸易的影响微乎其微。

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图源：印度驻华大使馆

（二）贸易逆差与依赖性

印度驻华大使馆从两方面解释贸易逆差问题：其一，印度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其二，中国对印度农业、制药及信息技术服务等优势产业设置了市场准入壁垒。该使馆坦言，印度主要出口商品仅涵盖铁矿石、棉花、铜、铝、钻石及其他天然宝石，而这些产品在中国制造的机械、电力设备、电信器材、有机化学品和化肥等出口商品面前，竞争力明显不足。

尽管这种贸易格局被认为与印度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崛起相关，但2017年洞朗军事对峙期间，这种深度依赖开始成为印度更为突出的战略关切。

事实表明，摆脱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并非易事。印度外贸研究所苏妮塔・拉朱的研究显示，在32个产品子类别中，中国是超过30%产品的最低成本供应方，且是16种产品的唯一供应来源。即便存在价格更低的替代选项，印度制造商仍普遍优先选择中国产品。这些进口商品对印度制造业至关重要，且多数无法在国内实现生产。

中国作为印度的最大进口来源（2022年）图源：全球贸易研究倡议

即便中印安全领域的紧张局势加剧，印度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仍未减弱，甚至与整体贸易趋势相悖。2024财年，印度整体进口规模下降5.6%，但自中国的进口却逆势增长3.3%。由于缺乏可行替代方案或其他选项在经济上不具可行性，中国商品被视作不可替代，由此形成了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

二、印度对华经济脆弱性凸显，根源在于巨大的贸易失衡及其在关键领域对中国进口的深度依赖

印度商务部数据显示，多年来，印度自华主要进口商品结构保持稳定，涵盖电子、电信产品、电机、核反应堆、重型机械、有机化学品、药品、纺织品、汽车及金属制品等。这些工业产品2024年占印度自华进口总额的1000亿美元，占比达98%。中国在印度上述工业产品的全球进口量中占比30%，且这种依赖程度逐年加深——过去15年间，印度自华这些产品的进口额增长215%，而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仅增长94.5%。

（一）中国可能如何对印度施加经济影响

经济脆弱性可界定为经济体因与他国或国家集团的经济关联而面临外部冲击的风险。对印度而言，由于其与中国存在巨大贸易失衡且在关键领域高度依赖中国进口，这种对华经济脆弱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贸易逆差本身并非负面因素——进口可填补国内供应缺口、提升竞争力并抑制通胀——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开放的贸易环境。正如一位前印度大使所言，印度对中国的依赖曾以“进口效率”之名被合理化，其驱动力包括火电等领域的廉价中国贷款，以及对印度初创企业的大量私人投资。

但贸易逆差也可能破坏国内经济稳定。过度依赖进口可能挤压本土产业发展空间，引发去工业化进程并推高失业率。更关键的是，当依赖集中于特定领域（如中印贸易关系），两国就可能形成结构性依附，贸易会成为被对手利用的战略脆弱点。中国有能力对印度施加重大经济压力，而印度几乎缺乏反制手段。印度在军事冲突中限制中国商品出口印度虽可能迎合国内政治需求，但对中国经济实质影响甚微。

相反，中国若采取经济报复措施，可能对印度经济部门造成严重冲击，尤其是与印度出口相关的领域。中国过去曾将贸易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在与挪威、澳大利亚的争端中已有先例，对印度也可能采取类似手段。尽管中国企业可转向其他市场，印度却难以找到价格适宜的替代供应。以印度对中国医药活性成分（API）的依赖为例，2018-2020年间部分API的进口占比高达90%-100%。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临时限制对印API出口，迫使新德里通过限制药品出口来保障国内供应。若中国蓄意实施API出口限制，可能使印度陷入被动，不得不寻求成本高昂的替代来源或进口高价成品药，进而扰乱其出口履约能力。

印度电动汽车（EV）行业面临显著脆弱性，因其93%的稀土磁铁依赖中国供应——这类材料是电机和电池的核心组件。中国于2025年4月实施出口管制（要求许可证并导致发货延迟45天以上），而印度相关库存仅能维持数周，生产中断风险凸显。这一局面暴露多重经济风险：EV生产停滞、成本激增，以及印度“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旨在鼓励外国制造商在印设厂）的本地化目标受挫。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在全球稀土加工领域近乎垄断的地位（占全球90%加工量）形成地缘政治杠杆，迫使印度紧急寻求进口替代，同时加速国内采矿及无磁铁技术研发，但此类解决方案需数年才能落地。这种脆弱性亦可能在其他行业逐步显现。

中国对印度的经济施压可能呈现多种形式：中国可能凭借其在关键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中断或限制对印度的关键零部件出口，这可能导致印度电子制造、药品生产等行业陷入瘫痪。中国还可能针对印度特定出口商品实施针对性贸易限制，如同此前对澳大利亚、立陶宛所采取的措施。此外，中国作为印度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或可利用这一地位对印度经济施加压力。

与中国此前的部分经济胁迫目标不同，印度庞大的市场规模及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可能使其成为中国胁迫策略中更具分量的试验案例，进而可能招致中国更持久、多维度的压力。

（二）威胁真实存在吗？

中国的经济胁迫往往未能达到目标，例如对澳大利亚、挪威实施的贸易限制影响较为有限。印度进口商始终存在第三方替代渠道，尤其是在与阿联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或可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开展贸易。此外，即便在外交与安全关系高度紧张时期，北京也从未以切断对印供应相威胁。然而，印度对中国投入品（尤其是关键领域）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这意味着中国贸易中断威胁对印度而言更具影响力与可信度。

中国在经济上影响印度的能力已通过近期举措显现：为防范高科技制造业向印度转移，中国官方已推动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限制对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技术转让及设备出口。苹果核心组装伙伴富士康科技集团已无法向印度派遣中国员工，亦难以从中国获取额外专用机械；与此同时，有报道显示印度iPhone工厂的中国工人已被要求返回国内。在截至2024年3月的财年中，印度约七分之一的iPhone（价值140亿美元）于本土完成组装。对科技设备的出口限制，同时波及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及印度最大太阳能电池板企业Waaree
Energies的在印子公司。

中国还实施了其他出口管制措施，给印度关键产业带来挑战。2023年夏季，中国对镓、锗等矿物实施严格管制——这些矿物对太阳能、交通运输和半导体行业至关重要——受限国家包括印度、美国、日本和荷兰。对印度而言，这些矿物是其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生产的关键原料。此外，据报道，德国海瑞克公司的隧道掘进机（广泛应用于交通和能源转型项目）在中印通关时遭遇“特殊情况”，导致交付严重延误。印度进口商试图通过阿联酋贸易商转口以规避中国出口限制，但一旦中国决定实施全面禁令，这一贸易绕行渠道可能被轻易封堵。

印度对中国的依赖亦对美国产生影响。2023年，美国约9%的太阳能进口来自印度。但中国在全球多晶硅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多晶硅为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掌控着约98%的硅锭和硅片产能，且美国从印度的大部分进口产品来自Waaree

Energies——该公司所使用的组件源自一家此前因强迫劳动问题被美国市场禁入的中国企业。这一状况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依赖中国进口所蕴含的战略风险

三、印度对华依赖削弱美国“印太战略”

印度对中国的持续依赖削弱了美国的“印太战略”——该战略将印度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当前，印度与美国正开展贸易谈判，旨在争取关税豁免与市场准入，以强化其抵御中国的经济屏障。双方有望在7月9日前达成临时协议，此举将避免美国对印度出口加征26%的关税，同时提升印度商品相对于中国商品的竞争力（美国对印度商品关税降至55%，此前对中国同类商品关税为145%）。不过，印度在谈判中抵制美国开放农业市场的要求，并寻求钢铁关税减免，试图在保护主义政策与印度重要进口农产品进口、国防合作等战略让步之间寻求平衡。若谈判成功，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以应对中美关税缓和后中国重新调整的出口策略；若谈判失败，则可能为中国贸易的复苏让出空间。

中国从印度日益加深的贸易依赖中持续获益，这对印度及其西方盟友构成战略风险。这种依赖正削弱美国的“印太战略”——若印度在经济上仍受制于中国，由美、印、日、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及其他区域联盟，可能难以形成有效的替代合作方案。这种经济依赖对“印太战略”的削弱作用，可从以下层面分析：

战略自主权受限：印度对中国进口的深度依赖，可能制约其在地区事务中针对中国坚定采取相关行动的能力。

伙伴关系弱化：印度与中国的紧密经济联系，可能使其与其他印太伙伴的关系趋于复杂化，进而潜在削弱四方安全对话等合作倡议的凝聚力。

地区安全关注减少：若印度将对华经济关系管理置于优先地位，可能导致其分配给印太区域安全合作倡议的资源相应减少。

易受经济胁迫：中国可凭借其经济影响力对印度外交政策决策施加影响，潜在削弱印太地区的协调合作努力。

多元化进程受阻：印度与中国的深度经济纠葛，可能对其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及降低地区对华制造业依赖形成制约。

这些因素可能共同削弱印度作为印太地区制衡中国力量的角色，潜在影响该战略在维护地区稳定及基于规则秩序方面的有效性。

扭曲的依赖（数据来源：作者基于贸易数据自制）

（一）战略调整之路

2020年4月，即在加勒万冲突爆发前几周，印度政府强制实施针对所有中国投资的审查制度，无论投资领域或金额大小——规定任何来自与印度存在陆地边界国家的投资均需获得政府批准。这一政策的出台，源于对疫情期间可能出现机会主义收购的担忧，尤其是在中国银行以1.01%股份收购印度最大抵押贷款机构HDFC（其股价当时处于下跌状态）后，引发了关于印度高绩效企业可能成为收购目标的忧虑。

印度对本土企业的保护战略与全球趋势相符，美国和欧盟亦实施了防范机会主义外资收购的相关规则。有关中国企业在印度积极寻觅投资机会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此类担忧。2020年初，印度累计完成161宗中国投资交易，达二十年来最高水平。加勒万冲突发生后，商业层面的担忧被赋予地缘政治色彩，促使印度对中国投资实施严格管控。自此，新的中国投资获批案例寥寥无几，致使比亚迪、长城汽车等企业因监管障碍，不得不搁置10亿美元的在印投资计划。

与此同时，占据印度80%手机市场份额的中国手机企业正面临印度税务及监管机构的审查。印度联邦金融犯罪机构冻结了中国手机制造商小米6.7亿美元的银行资产，指控其存在非法汇款行为。其他头部中国手机品牌OPPO和vivo也成为监管对象。尽管这些企业已在印度建立或计划设立制造工厂，并就“印度制造”倡议下的生产及分销合作与印度企业展开谈判，但印度主要企业集团更倾向于自建制造业务，而非与中资企业合作。

（二）2024年的重新思考

印度政府期望推动中资企业与印度本土股权伙伴合作，并建立本地化管理团队及分销网络。但印度企业普遍对持有中国品牌持谨慎态度，更倾向于选择不涉及品牌所有权、仅从销售环节获利的合作模式。此类合作在快时尚等行业已初现端倪，印度企业既能借助自身市场优势实现商业收益，又可规避持有中国品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2024年莫迪政府选举授权弱化以来，印度企业界持续推动对中国作出更多政策让步，以期降低运营成本并提升竞争力与利润空间。印度最大企业游说组织印度工业联合会（CII）已敦促政府重新审视2020年实施的中国投资强制审查制度，主张在投资准入、零部件进口、技术转让、技术人才流动及放宽对华非贸易关税等领域采取非限制性政策。电子行业亦向政府施压，指出过去四年间相关限制已导致150亿美元的生产损失。

印度政府初期对中国工人签证发放持审慎态度，但为参与“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的中国公民简化了签证审批流程。以阿达尼集团为代表的印度头部企业（作为莫迪政府重点扶持对象），正推动为中国工人提供签证办理优先权，以便在其工厂实施新设备安装。部分政府部门亦主张放宽对中国技术人员的签证限制。鉴于莫迪政党因就业政策成效不足在选举中受挫，制造业领域的实际需求已难以被继续忽视。

中国品牌进入印度市场的模式已出现显著转变，主要通过与印度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推进。例如，2020年被印度市场禁止的快时尚巨头Shein，正通过与信实零售合作重返当地市场；中国上汽集团已宣布与印度钢铁制造商JSW建立15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在印度生产和销售MG品牌电动汽车。此前，印度市场的进口业务主要由本土企业主导，但随着中资企业以合资形式进入，工业产品进口规模将快速增长。在印运营的中资合资企业可能倾向于从母公司采购核心部件，进而推升从中国的进口量。据全球贸易研究倡议测算，上汽与JSW的合资项目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超100万辆，单辆车成本1.5万美元，其中60%零部件依赖中国进口，仅电动汽车领域的年进口额就可能突破100亿美元。

这一趋势在太阳能领域同样显著，印度70%的太阳能发电能力依赖中国制造的设备。尽管过去十年针对中国太阳能产品设置了多项关税壁垒，但其国内相关产业规模仍未实现显著扩张。在印度高效太阳能光伏组件“生产相关激励计划”（PLI）的12家中标企业中，11家明确列出中国供应链合作伙伴及服务提供商，部分企业提及的中国供应商数量超过20家。 

自2024年10月边境协议签署以来，印度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地缘政治压力，要求其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国家领导人与莫迪的高层会晤凸显了公众叙事的转变，焦点从关注密切双边经济关系引发的战略脆弱性，转向推动关系正常化。莫迪的经济顾问团队主张强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这一立场在印度的国家安全考量中逐渐占据主导。即便印度选择推进经济合作路径，仍可考虑采取若干举措以保障其战略利益。

（三）印度如何减少对华依赖

为缓解对华地缘经济脆弱性，印度应采取三项举措：

印度需通过培育本土企业与吸引其他国家外资推动国内生产，这应成为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I2U2(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和美国组成的四国集团)、东盟+及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外交参与的核心议题。技术与资本是关键要素，仅依靠“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尚显不足。印度需通过深化与美、欧、韩、日等经济体的合作，实现经济依赖多元化以降低对华依存度，同时强化与友好国家的联系。这一进程需要印度对商业环境进行重大改革。

印度可针对契合自身发展目标与美国优势的战略领域（如半导体、绿色能源等），为外国投资提供更多政策激励。具体来说，可将外国直接投资（FDI）自动审批范围扩展至更多行业，并为所有FDI相关审批建立单一窗口机制。印度政府可对投资重点领域的企业实施更低的企业税率，同时为美国在印度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提供资本补贴。

印度不应仅着眼于对华整体贸易逆差，更需着力降低在关键投入品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可考虑效仿美国在关键领域采取的出口战略审慎政策，明确识别受制于中国的战略产品和行业——诸如重型机械、电子、制药及太阳能等领域。增强本土制造能力、提升技术自主性并拓展进口来源多元化至关重要。

针对每个涉华行业、产品及投资，均需制定专项战略。这需要由具备决策权的政治领导人牵头，组建跨部委专职团队，以个案为单位推进决策。若缺乏此类机制，印度可能错失战略机遇，进而加剧自身战略脆弱性。 

（四）美国能做什么？

首先，美国应与印度合作，明确印度需降低对华依赖的关键产品领域。美国可协助物色友好国家中能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同等质量商品的替代供应商，并向印度提供资本与技术支持，助力其改善工业基础以构建长期制造能力。鉴于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其可提供及时解决方案，缓解印度对中国的战略脆弱性。若缺乏美国支持，印度将难以有效减少依赖，可能因国内压力被迫重新与中国接触。 

其次，美国应推动本国企业通过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至印度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并为美企在印度（尤其是关键领域）的投资提供更多政策激励。美国可与印度共建双边供应链合作机制，以保障清洁能源技术及关键矿物的供应安全。可行路径包括寻求与印度达成聚焦关键技术领域的有限自由贸易协定，此举将凸显在对华地缘政治竞争中，贸易利益与安全战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四、总结

中国从印度不断加深的对华贸易依赖中获取利益，这不仅使印度面临战略脆弱性，还可能削弱其与西方伙伴的合作基础。印度的这种依赖还可能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成干扰，尤其是当印度因担忧中国经济反制而限制对美主导倡议的支持时。尽管印度无法完全摆脱对中国关键进口的依赖，但从战略层面看，印度必须降低经济关系中的风险，包括对印度企业中的中资投资实施更严格审查，重新审视来自第三国司法管辖区的可疑中资投资。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印度能够增强经济韧性，在愈发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中维护自身战略利益。

作者简介：苏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系耶鲁大学南亚研究讲师，《大篷车》杂志顾问编辑。曾任印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印度快报》副主编、印陆军军官。

本文编译自美国和平研究所2025年6月16日文章，原标题为How Vulnerable Is India to Chinese Economic Coercion?原文链接：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5/06/how-vulnerable-india-chinese-economic-coerc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