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杉本一夫

1939年1月2日，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3名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台，和他们紧紧握手。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俘虏政策感召下，产生的第一批“日本八路”。1939年11月7日，由杉本一夫在山西省辽县（现为左权县）麻田镇发起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中国战场上，日本俘虏转变立场后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此后，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抗日战场。其中，在日共中央代表野坂参三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实际上起到了整个敌后战场日人反战组织总部的作用。反战组织在经过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演变壮大后，到1945年8月，共发展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1000余人。1945年9月至1946年上半年，随着抗战胜利，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大部分陆续回国，联盟自行解散。在国统区，也建立了日人反战组织。这些组织是在日本革命志士的努力，并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等的关怀、支持下建立的。1939年12月，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1940年7月，在重庆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重庆总部与华北敌后战场上建立的反战组织联系很少，互不隶属。

从“帝国军人”变成反战勇士，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他们需要洗去从少年时代即被熏染至深的法西斯毒素，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战争观。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　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1916年出生于日本。1937年6月随大批日本移民来到中国。1938年初，应满洲铁路所属土建公司的招募，成为军属满铁职员。7月29日，赴河北邢台市京汉铁路双庙车站工作，当天即被八路军俘虏。当时，日本军阀对军队的教育是，在交战中当敌军的俘虏是最大的耻辱，“与其当俘虏受侮辱，毋宁自杀殉国”。杉本一夫刚做俘虏时，被安排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临时驻地———河北涉县王堡村。他满脑子都是“是死是活”的问题，八路军战士给他讲“共产党不杀俘虏”的政策，他根本听不进去，给他看朱德和彭德怀签发的优待俘虏命令，他还是不相信。“不杀就糟了”，杉本一夫的话把八路军干部说懵了。“你们不杀，那就得自杀，这不是更残酷吗？”杉本一夫讲出了他的心里话。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给予他生活上的优待，一边指出他对很多问题的错误的看法。渐渐地，杉本一夫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终于选择了生路，不再为是死是活而烦恼。后来，通过进一步读书学习，杉本一夫开始懂得：战争是日本少数人得到好处、多数人遭殃的战争；中国是自卫的，日本是侵略的。当他在行军中亲眼目睹日军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伤害时，他气得浑身发抖，就像是他自己干的坏事一样感到无地自容。他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由于工作需要，1958年杉本一夫才回到日本，他被认为是危险的赤化分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打零工，直到八十高龄，还在做烧锅炉的工作，收入甚微。他经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到处讲他的奇特经历，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讲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1984年他和另一位反战同盟老战士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书《八路军的日本兵》，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1995年8月18日，杉本一夫作为团长，率“日人反战同盟成员友好访华团”一行8人抵北京访问。2013年，老人已退休，靠养老金生活，生活十分简朴。但是遇到有关抗日战争的书刊，多贵都买，家中这方面的资料堆积如山，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反战友好市民活动。山田一郎原名佐藤猛夫。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1938年应征入伍，任陆军军医中尉，编入日本华北派遣军长田大队，1939年8月随队“扫荡”山东梁山一带八路军，头部受伤，做了俘虏。山田一郎个子不高，相貌温和，是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中学历最高的知识分子，有着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在从日本战俘转变为反战勇士的过程中，他经历了痛苦的思索，费尽了周折。山田一郎做了俘虏后，一心想逃跑、速死。八路军战士跟他们讲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必胜性，还让他们看各种书籍；同他们打扑克、赛排球，还向他们学习打棒球。在这种情况下，山田一郎的俘虏朋友已经转变，惟独山田一郎顽固不化。后来，他们到达太行山的一个小村子———河北省涉县王堡村，那是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在这里，山田一郎见到杉本一夫，听说他们成立了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山田一郎了解联盟的宗旨后，便与新来的俘虏一起参加了觉醒联盟和八路军，但心里还是没有放弃逃跑计划。1940年夏，山田一郎来到山西省辽县羊角村的八路军模范医院，医院为他举行了全体人员参加的欢迎会。然而，他仍然利用早晚散步的机会，观察地形、偷看地图，学说汉语准备问路，认定最近的日军据点，筹划可能得到的武器，等待逃跑机会的到来。一场不期而至的高烧，使山田一郎失去知觉3天3夜。他醒来后不久，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拎着一桶酱菜。原来这是刘伯承司令员，听说山田一郎生病，他特地从河北涉县赶来看他。此刻，山田一郎的心里有了“新生”的感觉，他终于摆脱了那个纠缠他一年半之久的逃跑念头。之后，山田一郎利用业余时间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并借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刘少奇等人的著作，他还常参加日人反战同盟会议，了解时事问题和国际形势。1941年春，山田一郎的思想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1943年6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反战成为他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些作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我们要永远的记住他们。反战同盟的大部分人在1951-1958年间陆续返回日本，作为特殊的人员，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并不欢迎他们，他们长期受到日本警察的跟踪，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其中前田光繁老人80岁的高龄还在清扫公园，小林宽澄老人等大部分人都过着清贫的日子。

杉本一夫：（公元1916～今），原名前田光繁，前田彻氏；日本富山人。著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者。

1916年，杉本一夫出生于日本富山。1937年6月随大批日本移民来到中国。1938年初，应满洲铁路所属土建公司的招募，杉本一夫成为日寇军属满铁职员。7月29日，他赴河北邢台市京汉铁路双庙车站工作，当天就被八路军俘虏了。当时，日本军阀对军队的教育是，在交战中当敌军的俘虏是最大的耻辱，“与其当俘虏受侮辱，毋宁自杀殉国”。杉本一夫刚做俘虏时，被安排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临时驻地。当时他满脑子都是“是死是活”的问题，八路军战士给他讲“共产党、八路军不杀俘虏”的政策，他根本听不进去，给他看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司令员签发的优待俘虏命令，他还是不相信。“不杀就糟了！”杉本一夫的话把八路军干部说懵了。“你们不杀，那我就得自杀，这不是更残酷吗？”杉本一夫讲出了他的心里话。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给予他生活上的优待，一边指出他对很多问题的错误的看法。渐渐地，杉本一夫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终于选择了生路，不再为是死是活而烦恼。弃暗投明编辑通过进一步读书学习，杉本一夫开始懂得：战争是日本少数人得到好处、多数人遭殃的战争；中国是自卫的，日本是侵略的。当他在行军中亲眼目睹日寇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伤害时，他气得浑身发抖，就像是他自己干的坏事一样感到无地自容。他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回日本编辑由于工作需要，直到1958年杉本一夫才回到日本，他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认为是最危险的赤化分子之一，因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打零工，直到八十高龄，还在做烧锅炉的工作，收入甚微。他经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到处讲他的奇特经历，讲日寇侵华战争的罪恶，讲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1984年他和另一位反战同盟老战士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书《八路军的日本兵》，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1995年8月18日，杉本一夫作为团长，率“日人反战同盟成员友好访华团”一行八人抵北京访问。

现在，老人已退休，靠养老金生活，生活十分简朴。但是遇到有关抗日战争的书刊，多贵都买，家中这方面的资料堆积如山，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反战友好市民活动。

关于杉本一夫有关报道：凤凰历史-杨文彬：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秘史是如何公之于众的

在空军七航校结交了在华日人反战第一人杉本一夫

凤凰历史：您作为一名八路军老战士，亲眼目睹过侵华日军的罪行，还与侵华日军有着杀父之仇，为什么会想到写《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纪实》这样一本书？您在思想上是怎么转过这个弯的？

杨文彬：我的确经历了一个认识转变过程。第一步，1943年8月，我亲眼看到在攻打林南战役的八路军队伍里，有说着日语的日本反战同盟战士，到火线配合我军向日本官兵进行攻心战。第二步，我看了不少日本反战同盟战士在火线上和日军兄弟喊话，通电话的小人书。我开始认识到，日军士兵原来也都是些工人、农民普通劳动者。他们一旦认识了自己受压迫的阶级地位，就能和八路军战士一样，掉转枪口，去打击自己真正的敌人。第三步，关键是我在空军第七航校认识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杉本一夫同志（他日本名字叫前田光繁）。接触了三百多名帮助建设东北老航校的日本技术人员。有许多在华日本同志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我又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怎样看待日本士兵及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有了辨别是非的理论武器。正如毛主席当年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所写的题词：“中囯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囯的民族败类。”

对日本“反战第一人”的印象

凤凰历史：您与杉本一夫一同工作的时候，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杨文彬：1950年，我在七航校工作，是宣传科的干事。航校政治部有个技工科，对内叫日本工作科，科长就是杉本一夫。他的任务是对全校360个日本人做思想工作。当时我是党小组长，杉本一夫是我们党小组的预备党员（因为他是日本国籍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机关党总支书记单璋同志跟我介绍情况时说，杉本一夫同志是朱总司令介绍入党的中共党员，在冈野进回国以后，杉本一夫就是在华日本人的最高领导。虽然反战同盟已经自行解散了，但他的历史地位还在那里。

杉本一夫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老实忠厚，非常听党的话，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举个例子说，在东北老航校的时候，张培根是宣传科长，杉本一夫是技工科长，他们是平级。改编为七航校以后，张培根提升政治部主任，杉本一夫还是科长，受张培根领导。有一天日本飞行教官军阀主义作风大发，辱骂中国学员。张培根在政治部会议上点名批评杉本一夫科长“纵容日本法西斯残余”。我们当时很为杉本科长难为情。后来我跟杉本谈起这件事，他说：“张主任我很了解，他是很讲原则的人”。

关于杉本一夫，还有一个故事。在老航校将要成立的时候，通化发生了一场通化反革命暴动，是国民党专员拉拢一个投降的日本大佐发动的日本人暴动，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暴动发生后，航空总队日籍队长林弥一郎，被坏人诬陷为暴动的总后台。这个事反映到通化后方指挥部政委那里，他马上就打电话给航空总队政委黄乃一，命令立刻枪毙林弥一郎。黄乃一还是懂政策的，说林弥一郎事前跟我们汇报过，说有些部下反映最近几天有暴动的可能，如果他是后台，怎么能向我们报告这个情况？我们的意见是先软禁起来审查，有证据了再说。

当时杉本一夫正在这位政委身边翻译日文暴动文件。当杉本一夫翻译到文件里写有林弥一郎参加暴动一词时，这位政委发令：立刻枪毙他。杉本一夫说：敌人的文件是这样写的，但林弥一郎也向我反映过日本人要暴动的情况，还是先不要杀他，把情况弄清楚后再说。黄乃一和杉本一夫坚持党的政策，保护了林弥一郎。如果当时错杀了林弥一郎，日本航空队的那些日本人肯定会乱的，东北老航校能否在1946年3月1日建成，就难说了。

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秘史是如何公之于众的

杨文彬：2011年我写作出版了《浴火重生》－书。归国的前田光繁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写给我的来信中说：“张开帙的《东北老航校》一书从正面，你的《浴火重生》一书从侧面，反眏了东北老航校创建的全过程，是了解东北老航校历史的两本必读书。”他还在来信中写了他在中国工作十八年的详细经历，对我提出新的希望。他说：“希望充分发挥你那令我羡慕的文采，不断地为日中友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完成这位日本伟大战士的嘱讬，我同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殷占堂先生竭诚合作，经过多年刻苦调查研究，才把尘封了七十年的冈野进（野坂参三）领导在华日人反战运动这段秘史公之于众。为什么说这是一段秘史呢？因为以前人们只知道八路军新四军里有日本反战同盟战士，与我军对日共同作战。并不知道这是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领导的一场伟大革命运动。

我曾去信问前田老先生问：冈野进是怎样领导你们的？他回信说：“从前我没有讲过，现在也是。”冈野进生前没有留下他在华领导日人反战运动的任何著作。前田光繁又有难言之隐。那么我们是怎样把七十年前的那段秘史挖掘出来的呢？因为那段历史发生在中国抗日解放区，而且，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是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敌工部门互相合作进行的。日人反战斗争的大事，在中共喉舌《解放日报》上都有反映。我们就顺藤摸瓜，到解放军敌工部门、国家档案部门查档案，翻腾《解放日报》的历史资料，通过归国日本八路军、新四军协会各支部，搜集大量回忆材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研究，最后我们把海量的历史碎片，梳理出成一部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在华领导日人反战运动史。填补了对日战争史上一个空白点，增添了中国抗日战争一个异样的光环。

毛泽东写给林哲的信说：“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给这个运动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朱徳总司令在中共七大所做的《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为冈野进领导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作了中肯的结论。

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领导在华日人反战，主要做了以下几点重要贡献。

第一，他创办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用马列主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日本反战斗士；

第二，他创建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准日共组织，代行无产阶级的领导职能，开展反战斗争；

第三，他將两支各行其亊的在华日人反战团体，统一组成“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提升了战斗力；

第四，他发扬日本历史上“米骚动”亊件的群众自发运动的传统，召开“华北日军士兵代表大会”，广泛揭发日军基层军官侵犯士兵正当权益的法西斯罪行，將其汇总制定成《日本士兵要求书》，印发给华北、华中各日军据点的士兵，号召他们团结起耒，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斗争。推动了日人反战运动。

凤凰历史：能给我们讲个日本士兵响应冈野进做法的例子吗？

杨文彬：有一个被俘的日军上等兵岛田，再三请求八路军放他回日军。我们的同志和他的日本战友都劝他不要回去，说回去以后日本军阀要审判你、要枪毙你。我们放回去好几个俘虏，他们很多人都没活成。但岛田坚持说，我的服役期快到了，而且我好多年都没见父母兄弟，我一定要回去跟长官讲道理，到期就复员回家照顾父母亲。

最后我们尊重他的意愿，派一个班的战士把他送回原部队。岛田回去后向中队长报告，中队长一见他，二话没说，交给他一支步枪，说你还有脸回来，你当着我的面自杀吧。岛田说，我打仗的时候受了重伤，你指挥部队偷偷跑了，把我扔下不管，你的罪行比我要重得多，那个军官自知理亏，没再追究。后来岛田又在同乡的士兵中活动，说服了很多同情者，一起跟中队长作斗争，弄得中队长也没办法，宽容了他。

这件事情说明，日本士兵只要能抓住日本基层军官侵犯士兵正当权益的罪行，团结起来跟军官讲道理，作斗争，就会得到胜利。后来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就把这件事写成了一个剧本，叫《岛田归营》，在敌后公开演出，反响很好。

中国姑娘把日本八路当“丈夫”掩护起来

凤凰历史：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让您印象最深的是谁的故事呢？

杨文彬：发生在反战同盟骨干小林清身上的故事很感人。一次，小林清住在抗日“堡垒户”、村妇女会主任赵玉芳姑娘家中。天亮前，一支伪军骑兵队突然闯进村来。小林清提着手枪就要向村外突囲。赵玉芳姑娘一把将他拦住说，他们是骑兵，你能跑得过马吗？你先在俺家躲藏一下再说。情急之下，赵大爷匆忙把小林清藏在一口大缸里，盖上盖子。赵玉芳说，这怎么能行呢？鬼子来了一揭盖子，那不等于是送死吗。她转身急忙把小林的上衣扒光，把他摁进自己炕上的被窝里，假扮夫妻，欺骗敌人，保护囯际主义战士。弄的小林清很磨不开面子。日本鬼子从不把中国妇女当人看待，现在中国姑娘以这样高尚的品徳救自己，他又害羞，又感动，不知该怎么感谢才好。

不一会儿，进来两个伪军。赵玉芳和她的父亲对付敌人是很有手段的。赵玉芳的父亲先给一个小个子伪军递上一包烟，又抓了一只活鸡，送给大个子伪军，先缓和一下气氛。伪军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就问这是不是八路军的人？赵玉芳说，这是俺丈夫，病很重，不能起来。因为她父亲又送鸡，又送烟，做了些铺垫，这两个伪军听说炕上躺着的人是病号，也就放了过一码。

一个中国姑娘，能把日本鬼子当丈夫掩护起来，像这样中日人民一起打鬼子的故事很多，非常感人。

凤凰历史：小林清在抗战胜利后是回日本了，还是留在中国呢？

杨文彬：抗战胜利后，其他日本人都回国了，唯独他没有回去。小林清是许世友将军的一员爱将。在一次庆功大会上，许世友亲手把小林清扶到主席台上，向下面的战士介绍，这是我们日本八路的英雄，是我们的好朋友。打败日本鬼子以后，肖华同志推荐小林淸到东北局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秘密工作。因为他有文化，思想又特别进步。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功劳、很进步的日本同志，不巧就碰上了个“高饶事件”。一些单位到处调查“高饶联盟”余孽。他是个日本人，他的历史谁知道呢，于是就无缘无故地下放他到内蒙古，美其名曰，到艰苦地方学习一段时间。

小林清在内蒙古一呆就是十几年。在那儿苦恼得不得了，写了多少封信问组织何时回去？没人管他。“文革”结束后，他觉得该给自己落实政策了，他跑北京、走天津，找到许世友将军说：老首长，你给我证明一下，我不是坏人。许世友马上就向中央打报告，给他落实了政策，调回到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工作。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小林阳吉被邀请来参加了国庆观礼，代表他父亲接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彻底清除了小林清的不白之寃。

凤凰历史：那些回到日本的日籍八路，回国以后的生活怎么样？

杨文彬：这些人回去以后，特别是一些骨干，遭到日本警察再三的刁难、审查和歧视。刘玉堤将军的启蒙飞行教官筒井重雄回国以后，日本警察三天两头来找他的麻烦。说他是被中国共产党洗了脑筋，叛变了。筒井重雄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的确是被中国人民洗了脑筋，他们教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回国后，我为自己所在社区的邻居们无偿地做了很多好事，他们赠给我不少奖状，都挂在屋内的墙上，你们可以看看。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好吗？顶得日本警察哑口无言。回国的日本老八路们，不仅觉悟高，而且斗争相当坚决。他们不愧为“日本人民解放之灯塔”。（朱徳、彭德怀当年为日本老八路写的题词）

日军战俘的顽固思想是怎样被转变过来的？

凤凰历史：您刚才说到，有的日籍八路思想非常先进，他们的思想是怎么被转变过来的？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杨文彬：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共有一千多个被俘虏的日本兵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反战同盟的战士。这些人的经历相当一致，在被俘之初，都相当顽固。特别是有一个叫大山的基层军官，他在被俘之初出尽坏点子，指挥被俘的日本士兵跟我们敌工部门的同志斗争。比如有一次在行军路上，他耍死狗，四脚朝天往地上一躺说：我饿了，走不动了，我们要吃大米饭、面条，要抽烟，搞不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走了。面对这样故意挑衅的情况，我们的战士政治水平非常高，为他们四处奔走，买来白面、大米，做好饭，请他们吃，连香烟也给他们买来了。大山感到非常惊讶，也很感动。后来大山就变得很进步了，还帮助冈野进组织士兵代表大会。

还有一个叫山田一郎的日本中尉军医，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医学部。他在山东梁山地区被俘以后，多次逃跑未果。最后他在中国加入了共产党。被誉为“日本白求恩”。回国后他发扬“延安精神”，在东京创办“贫民医院”，为日本贫民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贡献。被选为日共中央顾问。。

凤凰历史：日籍八路对日军开展反战宣传时，具体有些什么优势呢？

杨文彬：我把它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日本工农学校和反战同盟各支部，组织被俘日军士兵阅读日本国用日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如著名日本教授河上肇的著作《第二贫乏物语》》、早川二郎著的《《唯物辯证法》等进步书籍，结合自己受剥削压迫的经历，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他们感到符合日本囯情，容易接受。

二、反战同盟战士与日军士兵，同是日本囯人，有共同语言，共同社会习俗，有的还是同乡、同学，他们用日语向日军士兵讲自己被俘后的境遇，日本士兵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比中国同志向日军宣传，效果好得多。例如太行反战同盟支部，利用日本“男儿节”的风俗，在日本据点上空插上一个纸糊的大鲤鱼旗，有力的打击了日军基层军官的军阀主义作风。

三、反战同盟支部，组织盟员与日军据点里的士兵，举行歌咏比赛，大唱日语思乡歌曲，对于凝聚民族情，激起日军士兵反战厌战情绪起了很好作用。

四、反战同盟支部，组织盟员与日军士兵用日文开展通信运动，对于瓦解日军起了重要作用。日军士兵写给秋山良照支部长的信件，堆起来足有一尺多高。日本军部悬賞重金捉拿秋山良照，无济于亊。朱总司令表扬秋山良照对日宣传“做出了突出贡献”。

凤凰历史：在那些未觉醒的日本人眼里，他们会不会被指责为“叛徒”？面对这种指责，他们会在意吗？

杨文彬：杉本一夫参加八路军的时候有个讲话，他说我参加八路军的举动，在日本有些人可能会骂我们做了叛徒，但是我不在意，我们是真正爱国的日本人。日本侵略军，侵犯人家的国家，而我们走向正义，反对侵略，我们才是代表了爱国的日本人民。我们不是背叛日本人民，而只是背叛发动侵华战争的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

2011年1月22日，95岁高龄的前田光繁老先生，还在日本明治大学，向日本各界做“倾听前田之声”的反战演讲。他说：现在执政的右倾势力正在帮助美国准备打仗，“我们已经开始听到战争在逼近的脚步声了。”前田光繁先生，是一位彻底的日本伟大的反战斗士。

日本白求恩-佐藤猛夫

佐藤猛夫被俘获后突发重病，晋冀鲁豫军区的刘伯承司令员亲自看望。

于是，他加入了了反战组织，中国共产党。此后数年，他一直在山西省八路军的野战医院工作，还结交了很多朋友，他把山西看做是自己的第二故  乡。在1943年，由于其特殊的才能，他被任命担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和卫生学校的讲师，为八路军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医学人才，对于抗战的贡献可以说功不可没，被誉为“日本白求恩”。后来1945年，他还旁听了中共七大，给他启发很深。他直言“将来回国后可以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位解放日本人民而工作。”

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他才回到日本。后来的几十年间，他也一直奔波于中日的友好事业。可以说，他是中国抗战期间最可爱的日本战俘了。

本文来自百度百科和凤凰历史。如有错误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