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丹｜直面身体焦虑：《唐医生》背后的国产医疗剧创作

杨一丹｜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专栏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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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同步播出的医疗行业剧《关于唐医生的一切》（以下简称《唐医生》）前不久刚刚落幕，最终豆瓣评分收官7.4分。与近十年医疗行业剧往往颇受诟病的境遇不同，《唐医生》在创作专业度、剧情紧凑性和医患叙事的深刻性上都显示出主创人员的匠心和责任感。然而即便如此，《唐医生》仍然在网络舆论中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评价和口碑，并在网络中引发了与国内外众多医疗影视剧的平行比较。网络“两极化”的评论恰恰凸显了近年来国产医疗剧不断“在困境中突破、突破后仍面临困境”的现实。不仅如此，在互联网的记忆、评价与比较过程中，《唐医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影视文本，对它的讨论成为了集中呈现大众对于当代影视剧生命叙事、性别叙事乃至国家叙事期待与不满的话语场域，也由此使之成为考察当代社会文化心态、性别权力结构和审美价值取向的典型文本。

直面“身体焦虑”和生命困境——医疗剧的类型意义

“医疗剧”这一概念源于美国，上映于1951年的《城市医院》（City Hospital）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医疗剧的鼻祖，在此之前，推出于1937-1947之间的系列医疗电影《基尔代尔医生》（Dr.Kildare）已经风靡全美。1954-1956年NBC的《医疗官》（Medic）没有激起太大火花，仅仅推出两季；1961-1966年ABC推出的《本·卡西》(Ben Casey)和NBC推出的影视同名电视剧《基尔代尔医生》（Dr.Kildare）整整打了五年“对台戏”，各自取得了不凡的收视业绩；其间1963年《综合医院》（General Hospital）播出，因其取材于社会真实事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以上剧作从不同角度进行创作尝试，共同开创了医疗类型剧的先河。1994年《急诊室的故事》(ER)连播15年，在真正把医疗剧推上收视巅峰的同时，也正式确认了“医疗剧”作为类型剧的剧作模式和社会期待。

我国医疗题材影视剧自80年代起开始发展，1984年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围绕着三位医生竞争眼科主任和孩子眼睛被摘除的情节展开戏剧冲突，情节内容不局限于医学知识，还饱含哲学思考，引发了观众的深深共鸣，荣获第7届“飞天奖”单剧本一等奖，由此开启了我国医疗剧迅速发展的三十余年。从初期的不自觉探索，到开始自发性地追求类型化与模式化，再到一批医疗剧如《医者仁心》(2010)、《心术》(2012)、《今夜天使降临》（2013）、《青年医生》（2014）、《产科医生》（2014）、《外科风云》（2017）、《急诊科医生》（2017）、《小大夫》（2020）、《你是我的城池营垒》（2021）等集群式发展，虽然其中不乏《医者仁心》、《心术》等受到市场和观众认可的“飞天奖”佳作，但是仍有不少医疗剧在诊疗常识、职场专业度和“流量明星+恋爱”的陈旧模式方面受到诟病，也集中体现了国产医疗剧的创作困境。

无论国内外，医疗剧作为类型剧之一，受到的舆论关注和引发的讨论往往最广泛，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对医疗行业的重视和观众与医疗情节的共情。人类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医疗情境，医院作为一个“典型环境”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辐射诸多社会关切，甚至隐喻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正是福柯将医学称之为超越权力与意识形态之“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知识与权力结构共同向个体身体施加影响的场所，医院成为了福柯笔下的介于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权力运作的主要场所。“政治权力，甚至在施加于意识形态、人的意识之前，就以非常有形的方式施加于人的身体了”，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反复强调基于知识考古学的“医院”的文化意义——经济问题、社会秩序问题、阶层和政治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在医院空间中无序爆发。而在作为社会权力的隐喻的“医院”中施加于个体身体上的“规训”与分化时时发生，又在“疾病语境”的催化下将各种矛盾极度放大……

这便是福柯笔下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自“启蒙运动”重构了对个人身体的现代性理解以来，个体试图回收和掌握自我身体主动权的文化抗争便未曾停止。医院正是回应现代人这种身体焦虑的绝佳文化场域，医疗剧中呈现的各种冲突，不仅事关疾病疗愈本身，更是观众想象中探寻社会运作规律和权力机制的窥镜。而真正阻碍个体掌握自我身体主动权的因素，从来不只“医疗”本身……

笔者以为，在基于现代性身体焦虑的个体抗争和权力结构本身不平等性的辩证平衡中展开叙事，直面生命困境，当代医疗剧才可能拥有突破的话语空间。《急诊科医生》（2017，豆瓣评分5.7）中王珞丹饰演的海归急救医学博士江晓琪在网络中备受吐槽的原因正在于她的“圣母心”，多次自费、科内募捐挽救病人，也屡屡凭借“主角光环”创造“医学奇迹。然而这种不接地气的强行“大团圆”设定更凸显了经济、阶层、伦理、技术等造成的医疗困境在现实层面难以解决，当公众意识到此类问题只能在影视作品中“想象性地解决”，反而更击穿了公众在现实层面谋求解决同类问题的安全感和希望。这正是劳伦.勃朗(Lauren Berlant)在《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中所批判的“一种桎梏人思考和行动能力的残酷的乐观主义”，它构建一种看似完美的生活镜像限制人们的日常思维，但当镜像破灭时，带来的往往是最痛苦的结果。因此，在事关生命叙事的医疗剧中敢于直面生命本身的困境，不矫饰、不强行追求圆满，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叙事智慧。反观《唐医生》，剧作将视角聚焦在先天性疾病和衰退性疾病最多发的心脏内科，无论是出身悲惨的先天患儿、医学界泰斗薛老还是女主持续治疗多年、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王雪纯，都没有在女主“主角光环”的加持下迎来完满的结局，但在挽救生命过程中医护人员的冷静、专注、敬业和一视同仁，科研人员的争分夺秒，反而给予了观众面对生命无常的困境时充足的安全感。

性别权力结构和文艺价值取向的重构——再谈职业剧中的“感情线”

正如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开宗明义地谈到，“爱是对人类一切基本生存问题的回答”，从他对爱极宽泛的定义“创造性的生命力”，其对爱情的社会价值认可便可见一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将爱情理解为“充满人性的关系”，并认为爱情的态度可以呈现人对待世界的态度。齐泽克将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的观点进行了概括，认为爱是对真正平等-解放政治的信念，“由爱到政治，展现了‘从两个人过渡到人民’之后的经过。爱成为政治，就是从两个人的爱出发，去到集体中追求‘平等地一起创造’这一伟大目标。”也正是因此，职场剧中爱情主线的存在意义绝不仅仅为了“撒糖”，更应是集中呈现人与世界关系的反光镜，成为剖析当代社会两性关系及其困境的显微镜，并对社会现实价值观念形成呼应。从前些年颇为流行的“年轻女性+离异男性”的“人生导师型”情感设定（如《急诊科医生》）到近几年“大女主”蔚然成风，中年离异女性也闪耀着自信的光辉登上了主角C位，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女性主体价值的认知更加多元，也呼应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流行。《唐医生》中的感情线正是如此，与其说是唐佳瑜与叶弈明“谈恋爱”，莫不如说是借叶弈明的欣赏为成熟女性的职场能力、个人魅力正名。他们之间感情的跌宕起伏关乎业务分歧、前途选择、个性纷争，唯独无关乎中年女性似乎应当特有的“自卑感”。

《爱的多重奏》书摘

不仅仅是女主，《唐医生》对女性价值观的关怀还辐射到了其他人物身上，如看似懵懂、不懂爱情的医务处长欧阳真予，也在人工心脏科研攻关过程中遇到了“战友般”势均力敌的爱情；甚至全心为丈夫付出的副院长夫人周琳也拒绝再做“攀缘的凌霄花”，而要“作为树的形象”与丈夫站在一起……这些感情线的存在共同彰显了当代女性平等、独立的价值追求，也是对传统男权凝视下女性“物化”地位的反拨。影视剧往往能够成为分析社会整体文化心态和价值认知的症候式文本，影视剧中对性别权力的重构和对两性平等的彰显，或许能够为社会价值观念的真正进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虽然如此，唐佳瑜算得上是一个完全摆脱了男权“凝视”，活出自我的“大女主”吗？其实并不然，她的成长仍然囿于男权结构的限定之下。唐佳瑜之所以执着地成为“手术一把刀”，甚至不惜一切为事业让位，剧中给出了一个“创伤性”的原因——当年心外科泰斗薛老因为唐佳瑜是女性拒收其为研究生，认为女性无法成为优秀的外科医生。小时候父亲突发心脏病离世，能治疗心脏病的医生占据了唐佳瑜“精神性父亲”的位置，而薛老的拒绝将作为原型的父亲“压抑性的一面”彻底显露出来，荣格认为父亲象征着社会文化中的一切权威、秩序和特权，体现着男权社会的核心，而对父亲的敬畏和反抗正是隐藏在男权社会中的潜在秩序。唐佳瑜在医疗事业上的追求正是为了打破父权压抑赋予女性的限定性，然而她对于父权的反抗却又调诡地融入了男权社会秩序，试图成为父亲的原型——在薛老生命的最后，他找到唐佳瑜为其手术，但被唐拒绝——这似乎暗示着唐佳瑜已经成功地融入了男权社会秩序，成为了权威的象征。如果止于此，该剧对社会性别权力重构的思考似乎走上了歧途，成为了零和的两性博弈和狭隘的反向压迫，然而，二者最后的和解令人欣慰，预示着女性主体价值的觉醒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跳脱出传统的男权社会秩序，无论是“大女主“（女强男弱）还是“大男主”（男强女弱）都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建构更为平等的性别结构、重构当代文艺价值取向，才是国产职业剧最为紧迫的任务，也是《唐医生》中多元的感情线带给我们最有益的启发。

专业视野下的价值呈现——聚焦“文化自信”的职业叙事

医疗剧中最绕不开的是对于“医患关系”的表现，而医患关系也是社会整体心态的集中反映。通过医疗剧的影像表达，能够集中呈现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矛盾和人际矛盾，通过审美表达搭建医学领域和社会大众理解与沟通的桥梁，从而让患者们和社会大众可以更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医生、医院甚至是医学，通过形成情感共鸣构建更为和谐的医患关系。因此医疗剧的创作更应遵循着尊重科学、敬畏生命、崇尚人文的原则，承担社会教育的功能。然而，很多医疗剧中对医患关系的想象和呈现缺乏叙事智慧甚至缺乏现实基础，尤其是将医生塑造为主角光环笼罩下“无所不能、无所不帮”的全能形象，对现实医患关系反而起到负面作用。更何况医患关系这一主题本身极具复杂性，医疗剧创作若脱离我国现实医疗环境一味追求戏剧效果，结果只能是过犹不及，这正是我国医疗剧在质量上良莠不齐的一大原因。

与《急诊科医生》中江晓琪对患者超越医学治疗的无限关怀不同，《唐医生》中的唐佳瑜更强调医生的专业性、职业性和冷静，甚至有时略显“冷酷”，这不仅是对近年来国产医疗剧脱离实际的“情感泛滥”的反拨，也更符合医学伦理学界对更正确高效的医患关系的认知——有限共情，或称为“超然关怀”（detached concern），即基于职业性和专业知识建立起的不被个人情绪左右的疏离的关怀。20世纪30年代起，世界医学界开始重视人性化的医患关系，到了21世纪初，医生的共情不仅有利于疾病的诊断，且有助于治疗关系和医患信任的建立成为了医学界的共识。随着“以患者为中心”（PCC）医疗模式的推广，医学教育愈发重视共情能力的培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众多医疗剧纷纷试图表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关系，部分医疗剧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急于“讨好”观众，将医生的“共情”表现得过于宽泛：除了诊疗疾病、抚慰心灵外，还过多介入患者的家庭关系、个人成长，更有甚者将医生的形象塑造的过于卑微、媚众，这实际上都是对医学领域共情的误解误用。相比之下，《唐医生》中不管是医患关系中医生形象的塑造，还是“有限共情”的尺度掌握，都显得较为专业和冷静。这样的进步既说明了国产医疗剧在现实性和专业度上的精进，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产医疗剧不愿再以“傻白甜”的人物塑造走讨好献媚市场的“捷径”，而是脚踏实地剖析社会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并以更强的医学专业性、更广阔的中国气度引领市场、教育观众的雄心和格局。这背后，无疑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现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除此之外，《唐医生》还关注了此前医疗剧很少涉足的医学科技领域，以研发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为贯穿始终的主旋律，而剧中“中国心”研发的呈现完全以现实为基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便开启了人工心脏研发，到2011年陈琛团队自主创新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此后经过三次以人道主义豁免手术方式进行的成功植入，终于在电视剧正在热播的2022年7月，全国首例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全磁悬浮式“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在北京安贞医院成功完成——而安贞医院，正是剧中“安和医院”的原型，也是该剧的医疗顾问医院。影视剧与中国现实发展成就的“同频共振”并不是巧合，恰恰显示了国产影视剧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国产医疗剧在近年面临创作和市场接受的困境，《唐医生》的有益尝试为突破困境提供了一些方向，也为国产医疗剧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引领文化潮流、振奋民族精神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唐医生的一切”不仅关于唐医生，更关于国产医疗剧和社会文化潮流未来发展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