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愿去火烧岛的台胞

作者：杨冠群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若干年后，我在中国南方某个大城市踏访了这位同胞，高兴地知悉他有了新的事业和生活。谈话中，我们没有提到在纽约布鲁克林拘留所的那次会面。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不论长短，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场梦魇。

那是80年代初的某日，汽车驶近这所特殊的钢筋水泥建筑物，整个环境给人一种压抑和森严的感觉。灰暗色的外墙显得毫无生气，与蔚蓝的天空适成对比。岁月留下了痕迹，墙面已经陈旧和破落，长着青苔。高墙上露出几排小窗，装着粗实的铁栅栏。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上海提篮桥监狱在外表上可与之相比拟。

与世隔绝的拘留所

接待室在一层，不过是一间矮小的汽车房，大门洞开，没有窗户。里面端坐着两名没有表情的警察，一张黑色的大桌子把他们和来客截然分开。我和伙伴走上前去，交了介绍信。警察叫我们稍候，并拿起电话来和里面通了话。

楼上传来了沉重的钢铁撞击声，黑黢黢的电梯口露出了一线光亮，一部电梯徐徐下降。门开处走出一名魁梧的女警察，转身把老式电梯的伸缩性栅栏铁门锁上。她手里紧握着的一大串沉重的钥匙，说明了她的重要身份。先前的警察向她交待了几句话。于是，女警察向我们招呼“跟我来”。

进了电梯，女警察随即把栅栏门锁上，好似怕我们逃走。然后按动电动门，把我们送上二层。

出了电梯，是块平整的水泥地，坚壁清野，连个镜架、花盆都找不到，以免暴动者利用。转过身来，女警察习惯性地又把二层电梯口的栅栏门锁上，然后带领我们走向侧面的另一个铁门。

这位女狱警连续开了两道锁，打开了两道坚不可摧的铁门，转身又锁上，我们终于进入了内室。至此，我方相信，我们已被严严实实地关在铁笼里，与世隔绝了。

牢笼里的会见

走过一条过道，我好奇地向前望去，尽头仿佛是一间宽阔的活动室。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有的望着天花板在吞云吐雾，有的靠着墙在冥思苦想，有的低着头在来回踱步，清一色都是有色人种，其中以黑人居多。

左边是一个小房间，不到六平方米。中间一张简易的长桌，两条有靠背的长椅分列两侧。墙的高处有一扇小窗，透过铁栅栏射进了阳光。毫无疑问，这便是谈话室。

我们坐定后，女警察带来一名30多岁的男子，他身材不高，脸庞清秀，但表情忧郁，显得憔悴。一见我们，他就跑上前来，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眼里噙着泪花。可不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祖国向他伸出了友善之手。

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他说已从妻子的电话里获悉，中国领事将前来会见他。我简单地问了他是如何来美的、做了哪些工作、参加过哪些活动、移民局为何要驱逐他出境等。答复与事先了解的一致。

“根据移民局的规定，需把你遣返居地台湾，你作何打算？”

“我不能回台湾，”他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

“为什么？”

“我在美国参加过保钓运动，”他停顿了一下，“我一回去，台湾当局就要把我抓起来，送到火烧岛。”

“你在美国待不下去，又不能返台，准备怎么办？”

“我希望去中国大陆，只要你们肯接纳我。”

事先，我们已从移民局得悉，除非有第三方愿意收留他，否则美方将强制把他送回台湾。

“中国大陆才实行改革开放，目前物质条件还差，你有这种思想准备吗？”我提醒他。

“我是劳苦大众出身，从小受苦，我不怕暂时生活艰难。”

他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会同意他的要求。我告他等候佳音，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们的谈话简明扼要。我没有表现特别的热情，也不提多余的问题。因为环境特殊，虽没有第三方在场，但可以肯定，有看不见的第三只耳朵在听着。

谈话结束，女警察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和这位不幸的台湾同胞握手告别，目送他被带走，消失在那个烟雾弥漫、环境嘈杂的拘留区中。

通过了重重铁门，又开又锁，我们终于离开牢笼，重见光明。看见中天的艳阳、飞翔的小鸟，我不禁振臂高呼：自由万岁！

三口之家将被拆散

这是一个不大的案件，却牵涉到美国移民局、台湾当局和中国政府三个方面。

这名台湾同胞在美多年，却未取得合法的长期居留权。美国移民局有权把他押解出境，但却似乎忘记了他们天天鼓吹的人道主义的考虑。他的妻子已取绿卡，小女儿生在美国，自然取得美籍，母女将在美长期生活下去。如今，要把这“一家之主”放逐，实际上是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拆散了。我曾有幸见过这母女俩，从内心为他们难过，也为她们祝福。

台湾当局可以决定通缉谁、禁止谁入境，但却输了道义，因为它打击的不仅是它的“子民”，而且是一批反日护土志士。

对于美国和台湾当局都不要的人，中国政府也可以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但我们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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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冠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