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主流纪录片能做作者表达？从首枚氢弹到贵阳臭酸，她这么总结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寻味贵阳》第三集的最后10分钟，有点令我惊讶。

因为剧中人物在系列片大结局的时刻，突然不做贵阳菜了，他们反而做起了江苏菜、广东菜甚至北方菜。

这当然不是脚本事故，但也绝非一个“叛逆”的创意那么简单。

当你意识到，这是在拍新旧交替的贵阳，在拍一位老人，她在自己的百岁寿宴上迎来八个五湖四海的儿女，并孤独地与她们告别，你就知道，虽然菜品在线，但这已远远超出美食纪录栏目的表达框架。

我喜欢在庸常中突然给你来点破格的东西，这里面是藏着一个作者的。

作者名叫刘清予，从事纪录片导演工作十余年，曾供职于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后又和腾讯、搜狐等网络平台合作，期间参与了十余部纪录片创作。

刘清予

她曾目睹中国探险神器，从青岛到南海，再穿过印度尼西亚岛屿，在深海“水之道”探索海底生物。

她也曾采访几十余位仅存的科研专家，拼出50多年前，中国第一颗“人造太阳”的背后秘闻（《第一颗氢弹》）。

她甚至曾翻遍一个县市的所有历史文档，就为了找到，这个地方真正为老百姓开天辟地的英雄，而当地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后来又与陈晓卿共事，创作了2020年播出的《寻味东莞》，以及刚刚播出的《寻味贵阳》。

“说到底，纪录片到最后都是关于人的故事。一旦到了人的层面，很多东西就可以解释了。采访一个人，是这个行业给了你一个合法权，让你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去了解一个人的一生。”

回到《寻味贵阳》，这样一个选题，对她的职业生涯来说，又多了一份意义。

因为她就在这里土生土长，一个三线家庭的女儿的生长印记再次显现，她这一次，不单单是回到故乡，还要书写以暖写悲的历史情感，为美食纪录栏目注入“地久天长”的口吻。

“历史的尘埃放在每个人身上是一座山。你再往后走30年、50年、100年，你再回来看现在，我们一样是在大的历史洪流当中，同样无法跳出时代赋予的印记。”

《寻味贵阳》工作照，刘清予（右一）

技术总会疲惫，安定使人触底。

就在两年前，在刘清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系（新闻）毕业九年的时刻，她重新回到校园，考上了北京大学的艺术学院艺术硕士（电影），她想重新用电影的审美润一润纪录片的心得。

“我这样的导演，行活儿，是有困境的。如果你一直陷在行活儿里，今后呢？”

她早就过了戾气爆棚的岁数，工作久了你就发现，反叛之后，并不一定能建立更先进的话语权。最艰难的作者表达，需要在主流中调动大智慧，而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点。

当下，我们正经历一个巨浪动荡时刻，很多人不好过，很多人不问过，但谁也经受不起“时代一粒灰”式的得过且过。

虽然刘清予自认还没迈进职业电影导演的门槛，但第一导演（ID：diyidy）采访刘清予，打心眼里是把她划入贵州新影人的序列，她可能没有今年携商业短片去戛纳竞赛的那位贵州新生代导演的标杆效应，但她十几年的纪录片经验复述出来，也基本就是一个行业的全部操守了。

本篇采访近8000字，干货居多，多认识一个新导演，她其实是个老手。

刘清予（中）

01

记忆

纪录片最基本的本性

我从小在贵阳长大，家里经历三线建设，是厂矿子弟，所以我看王小帅的片子特有感觉，《地久天长》里的人际环境和我家里一样。

但我发现，这里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地方。

当年考察大学生群体，有人问我，贵阳？在哪，在广西吗？甚至有同学以为我平时骑马……

从上大学离开贵阳，到工作两三年，大概七年时间里，我每年回家，这发现家里拆掉一个标志性建筑，改建成现代化的大楼。

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很强烈，因为我是不记路的，只记得那些标志性老建筑，它们让我在这个城市里能找到定位。

我现在有时候真不知道自己在哪。

加上很多其它原因，包括从2008年贵州开始修高速，导致这里的生态改变了，或消失了。

但这两年也有很多贵州电影人出来，我还在想，是不是路通了的原因？

这很矛盾。

所以这次参与导演《寻味贵阳》，我是自告奋勇地想做第三集——《城记》，作者空间最大的一集，因为相比前两集《山语》和《水韵》，《城记》更抽象，我想在故事的最后，加入一个缅怀三线的故事。

《寻味贵阳·城记》

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故事要从何去找，从何下手，它毕竟是美食纪录片。

我爸爸是河南人，我妈妈是湖北人，我从小吃的就是融合的菜式，调研过程大概四、五个月，找不到这种与菜式相匹配的极致的人物。

结果你猜怎么着？最好玩的是，绕了一大圈，绕回自己家了！现在故事里这位百岁老太太和她的八个高龄子女，就是我邻居，住在我成长的小区里，那最小的小儿子，就是我爸的同学！小儿子的女儿和我又是小学同学！我们原来就这么近！

她们家起初也有些疑虑，我就让我爸去做思想工作，天天约那个老同学出来散步，老同学再跟他的姊妹几个做工作，就这么劝成功了。

02

周旋

从片场的“套近乎”到后期的情感征服

在拍摄之前，我和他们家人彼此并没有那么熟，但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都喊她们“姨”“叔”，她们跟你距离越近，在镜头前就越放松。

这次我还认真地挑了一下摄影师，找了一位很温和，喜欢社交的摄影师，最终80%的镜头都是一台机器完成的。

《寻味贵阳》工作照，右一为刘清予

说起实操原理，一般这种纪实性强的内容，我们先躲在角落，拍一些镜头，不相关的人都藏进卧室，就我，摄影师，还有一个摄助，就三个人，让她们不太关注到我们，然后慢慢地参与进去。

像片中那个炸饺子，有一部分饺子皮都是我们擀我们包的，时不时帮她们一起干干活。

你会发现镜头里有我穿帮的镜头，因为我随时要看监视器，我会观察到这个情境可以了，就赶快躲开镜头，跟摄影师有一个配合，绝对不会大声指挥，去打断这家人的气场。

她们也会觉得奇怪，明明是拍做菜的，却拍了那么多一家人的事，但好象这个疑问对他们来说也不重要。

重头戏，八名子女做各自的地方菜，我是跟他们八个都沟通了一下，给了两个要求，一是做你们的地方菜，另一个是，从中间挑你最擅长的做。他们基本上都会做饭，那我们就把相对不太会做的，以及和贵阳菜太相似的删掉，毕竟这菜还是要上镜的，它还要保留一定的视觉呈现力。

虽然她们的故事只有十分钟，但我们的拍摄周期还是很紧，就那几天，必须拍完。但是对她们来说，就那几天在老家贵阳，她们是要牺牲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来配合我们的拍摄，她们对拍摄到底有多累这件事是没有预期的，你再提醒她也没有预期，拿捏也是个度，讲得太吓人人家就不拍了，不讲吧，她真拍到一半也不拍了，更麻烦。

这场家宴的意义，对于生活在贵阳、经历过三线的人，很容易感受，但没有这层经验，就需要一定的文化感知。

所以这一段最初在团队内审的时候就有其他的导演产生过质疑，为什么《寻味贵阳》在大结局的时刻，会出现一个东北菜，一个江苏菜，可就是没贵阳菜？什么意思？

我也没有去力排众议，因为陈晓卿老师在这个质疑的点上一直没有把它扩大化，我相信陈老师是喜欢这个故事的。

当然了，在最后告别的几分钟，陈老师也表达过他的看法，他觉得人生如飘零，饭还怎么吃。

我很理解他的疑问，毕竟节目有自身的定位，但对我个人来说，《寻味贵阳》已不仅仅是一个作品。它就是我家乡的一部分，承载着，也塑造着我的人生观——人生是充满遗憾的，充满这种不可控的东西。这个认知是我的一部分，很难从作品中分割出去。

本来已经被拿掉，可能因为最后这个故事把大家都打动了，那八位儿女与贵阳百岁老人离别的段落，又给拿上去了。当然，最后剪掉了一些可能更伤感的镜头。

我的判断就是，在这个结尾，这场戏，一定要落得住！后来陈老师还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这场戏在配旁白的时候，工作台有人哭出了声。

所以我相信陈老师其实是喜欢我这个路子的。另外也是，作为三集片子的结尾，对观众、对剧组、甚至对故事里的人物来说都是一种结束。所以最后这个位置，就用了告别。

其实幕后还有一件事，这位百岁老太太，正好在拍摄前不小心摔过一次，变得不是特别精神，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拍摄这场告别戏的时候，老太太一下就清醒了！所以她才会问女儿，“你几时回来？”我想，这告别可能也是人生的必修课吧。而且，她用的是“几时”，这是一个70年前的词汇了，那句话非常真实。

这一集播放了之后，老太太在小区里可出了名，大家都在那说她的故事，都在说这个片子，她们应该是很高兴的。

当然我心里还有一个遗憾，就是给老太太祝寿的时候，他们办了一个很大的寿宴，儿女中有人是文工团的，比较能歌善舞，就给老太太弹手风琴，跳交际舞，唱歌什么的，形成一个家族的仪式感。

那段拍得太好了，阿姨手风琴拿起来就是一段《友谊地久天长》，在那个超现实的时空里，她们都不是老人，她们每个人都和当年一样年轻。

这是一个以暖写悲的氛围，是我对时间的一个认知，它第一层是最直接的，就是岁月的流逝，回不去的青春，和回不去的故乡与童年的记忆，而第二层是这种大的时代环境带来的人的聚散离合，这个感觉，就交给了告别那一场戏。

只是家宴的素材确实太长，我放上去好几回，理智告诉我，还是得拿下来。纪录片就是这样总是充满遗憾，有些是因为你没拍到，有些是因为你拍得很好，但不合适。

太可惜，单独为此做一个新的纪录片都没问题。

导演刘清予和袁爱芳老人合影

我特别喜欢方方的一句话，历史的尘埃放在每个人身上是一座山。

我们现在所说的，北漂或南下，看似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像我当年高考去北京，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时你就要离开家乡了。

现在想想，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跳脱这个时代。

你再往后走30年、50年、100年，你再回来看现在，我们一样是在大的历史洪流当中。

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所以对它的认知、态度总难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

真的放在历史的时间线上，我们都身处在无法全身而退的时代。

袁爱芳老人一家

03

职业

有限创作的魅力：妥协/接纳不确定性/生命自有的力量

做纪录片耗时很长，要考验耐力，拍《深潜》，就是蛟龙号，之后又拍了《第一颗氢弹》、《寻味东莞》，一个个项目非常漫长，动辄一年两年，最长一个片子拍了差不多五六年。

刘清予和《深潜》的总导演廖烨合影

但一边拍你就得一边想，这个片子，到底要往哪讲？

有时候你就是在赌你追的人物对不对，当然，拍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哪几个环节是最重要的，也容易出现信息量，你就可以去跟。问题在于，你能不能有判断力，抓得住，还能引导表达。

我前几年做军工类题材，知识门槛很高。还有些领域至今仍是涉密项目。有一天，睡到半夜，我就惊醒了，立刻去看我的资料U盘还在不在。

纪录片有一个最大魅力，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做创作。这个有限可能是题材，可能是拍摄对象，可能是拍摄环境等等，这就带来了它的失控感。

这很有趣，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这个片子，你的创作的成形，是你和你的拍摄对象共同创作出来的，你想得太多，反而会限制你的应变能力。

像我当时做《第一颗氢弹》，它讲的是中国1967年做的第一颗氢弹的故事。时间比较久了，那些最熟悉项目的人，基本上都走得差不多了，我们只能采访中层或基层的从业者，他们各自只知道自己领域的事情。

《第一颗氢弹》

所以《氢弹》制作过程中，我们总共采了四五十个人！要把这么多人拼图一样拼在一起，而我就是那个拼图的人。

刘清予和张兴钤院士合影

说到底，纪录片到最后都是关于人的故事。一旦到了人的层面，很多东西就可以解释了。采访一个人，是这个行业给了你一个合法权，让你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去了解一个人的一生。

当然总会遇到令你无奈的事，我经常遇到，还摔过甲方电话。

​

但是现在想，难免有点幼稚，人家也不容易，也有他的立场和决策。

我记得那是一个系列纪录片，其中有一个关于地方名人的故事，要我在整个历史长河中选一个人，作为这一期的主角。

那个地方就没什么名人，都不适合做当地形象的主角。在我持续的调研中，通过查阅他们当地所有的县志，一手的文件，包括以前的书信，我意外地找到了一个人，是一名博士，也是当地历史上唯一一个博士县长！

我估计他抗战时西迁到这来当的县长，在解放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政治工作的记录。然而，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当地的教育、经济都受惠于他那七年的政策！都是在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

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最后只留下来一张照片和一份简历。我就去调查和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后代，还去采访当时的县志专家，那个老专家60多岁，一开始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博士县长的重要性，后来聊着聊着，竟然哭起来，说，“我们太对不起这个县长了”。

原来当年浙大西迁，所有西部地区都困难，问了一大圈都不肯收学校，直到问到这位博士县长，他收了。

他当时做的最牛的事，是手绘了一张县地图，上面标注这每一家农户的数字，这数字不是指每家住着几口人，而是指这家农户能为浙大接收几个人住宿。

浙大搬来之后，没有那么多学生、教师宿舍，他就把学生和教师分散在每个农户家，就告诉你，虽然我们县城小，但这家住五个，那家住两个，我都能给你装下。

这个题材我报了，上级批了，我也做完了，但最后，还是没了后续，因为大家担心这个人一问谁也不认识，没名气。

有时候觉得无奈，并不是因为你做的努力白费了，其实是在于，追求真实其实是很多维的问题，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

04

入行

只需见证一次奇观

高中时因为看《霸王别姬》，足足抑郁了一个礼拜，在心里挥之不去，电影原来能走到人性的边界。

学的虽然是理科，但高考报专业第一就是新闻，第二是法律，第三才是数学。现在倒是有点后悔了，呵呵。

当时我的大学老师，他一边教课一边在电视台做《走进非洲》，这节目在那会儿挺火的，我就跟着他学做独立纪录片。

我一直特别喜欢社会类话题，和新闻相比，纪录片有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它可以用更长的时间去观察一件事，能更深入地看到社会下层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对纪录片感兴趣。

刘清予（右）

还有一件事，一下子把我带进去了，我本来就很想做人类学纪录片，正好在2010年那会儿，就是我大三大四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个国家级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由体育学院和我们学院一起操作，有人写书，有人拍纪录片，我当时就是负责纪录片的部分。

这个事完全落在我身上了，团队里有三五个人，光拍就拍了三个月，持续了一年的时间。

它是在贵州的东南地带，有个苗族的寨子，叫施洞镇杨家寨。他们有一个独木龙舟节，这是这个体育项目中最重点的一个。

那个寨子是纯正的苗寨，从贵阳开车，上高速，走国道，再走省道，最后走盘山公路，一圈一圈绕，大概要开七、八个小时。当时带队老师是北京人，自己也开车，结果开完一趟就不敢开了，另找了司机，有时候盘山路会来一个180度拐弯，万一赶夜路，就很不安全。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杨家寨

调研的时候，大家都住寨子里的木头房子，等于在农民家住了三个月，然后从做龙舟，到最后比赛，目睹了全过程，这是一场奇观。

独木龙舟节的起点，就从找做龙舟的那棵树开始。大家跟着族里最健壮最有经验的男性，背着行囊，背点肉，背点米，背着锅，就上山了，特别野生。

进了山，砍木头，堆成三角形，塑料布一蒙，就是睡觉的小账篷。再砍倒一些小树，留着下山时有用。

找到适合龙舟那颗树之后，不能立刻就砍掉，他们要祭树神，拜山神。等龙舟找到，之前上山砍的小树就当轮子，垫在大木头底下，像《陆上行舟》一样，就这么慢慢运下来。滚到基本快到山地了，有路了，再用吊车运到大路上。

独木龙舟节

回到寨子里，大家都出来放炮，全寨子100号人都聚在广场上，一起吃饭，有酒就会唱山歌。

原来他们从六、七十年代之后就没有再做新的舟了，就为这根龙舟，前后花了七天时间，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前所未见的生命力，人和自然界的最原始的关系。

因为拍摄，我跟乡亲们关系很好，特别是做祭祀的“鬼师”，老爷子当时都92岁了，腿还有点问题，拄着拐杖，大家搀扶着上了山。他的儿子、孙子都不愿意再干这个工作，周围的寨子也没有这种人了，但是他们一遇丧葬嫁娶，还是要找他做法事。

我当时就在这个纪录片里加了一条人物线进去，讲鬼师和他的孙子，他的孙子当时比我小几岁，做的是打苗族银饰的生意，已经有点城镇化了。老爷子的方言很重，基本上跟他聊天只能听懂50%，一吃饭就老敬我酒，我的酒量就那时候练出来的。

这也就成了我的伤心之地。

离别的那天，不知为什么，我不敢告诉那个老鬼师。

车就停在稻田边的小路上，我们悄悄地走了。

刘清予和苗族古歌传承人合影

另一头的远方，就是村子，从村子到小路是一条田埂路。当车马上要启动时，乡亲们知道了，全都跑来和我们道别。

我当时已经上了车，远远看见村子的那头，来了一辆摩托车，是那个孙子，载着他“鬼师”外公，远远地从村那头开过来。

老爷子提了一袋东西，是他们家自己种的李子，还给我装了一些零食，他可能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吃零食。

我当时哭得稀里哗啦，泣不成声。

车一开动，老爷子也哭了，他们就在后面唱起山歌。人变得越来越小，歌声慢慢散在山里。

回到北京，那一周特别抑郁，藏在家里，不说话。

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做完一个片子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抑郁。就好像是一段人生结束了。

刘清予

05

前行

重回课堂，调动智慧，珍惜表达

我做纪录片导演已经十几年了，在2020年的时候，我决定考研，读了北大的电影研究生。

为什么回炉？就是觉得创作遇到了瓶颈。

我这样的导演，行活儿，是有困境的。如果你一直陷在行活儿里，今后呢？

重新学电影就能带动我一个思维空间，电影的叙事思维，分镜技巧，哪怕是回归到经典文本，都可以给我流程化的纪录片创作模式重开一扇窗，回到电影，是吸一会纯氧。

刘清予（前排左一）北大学习照片

做纪录片当然也可以反哺电影，你对现场的敏感度，对人物性的观察力，也是精准调度的一部分，它甚至就是一种明确的电影风格，未来，我希望能把纪录片的这些优势和经验能够有机的放到电影导演的工作中。

无论是电影还是纪录片，我都想借助这种视听语言去做自我表达。

只是在今天这样的商品环境里，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做改变的。

刘清予（右一）

首先你得生存下来。生存下来的前提是，你得对得起别人给你的酬劳，对得起观众，这两个是要一同去做的。

在这个圈子创作，首先要珍惜自己的话语权，如果你被边缘化了，谈什么作者表达。

另一方面，你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当下的态度和判断就一定是客观的，只能说尽可能让你的作品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同样一个东西，同样都是主旋律，如果你有更好的认知，有更好的技术，有更多的智慧，我觉得这个选题放在你身上，肯定会做得更有价值，并且它能够最广大地得到呈现。

就比方说，我们的国家此时此刻的阶段，让我特别想沉下来，去做像乡村建设这样话题的纪录片，我想打破公众的刻板印象。

我在贵州的很多贫困村做过调查，跟着当地的驻村书记深入到乡村生活后，我突然发现，我才是活在象牙塔里的人。

我们现在看到农村的信息是高度不对等的，那里人的生活经验在互联网上，在这个信息媒体中被共享得太少了。

这里还有其它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层级跨度太大了，北京月薪一两万很难活，但在当地，年入6500就是脱贫。不同的人需要解决的生存困境完全不一样。

当这个差距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如果信息不够流通，双方是无法对话的，争议只能更大。假如双方突然有一天碰面了，才发现，我的天啊，很多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认知是完全割裂的。

在这一层现实上，我告诫我自己，要继续做一个合格的影像创作者，珍惜我能够拿到的这个表达空间。

它不仅仅是你坚守客观的正义，我们更需要大智慧，去完全实现它。这是未来每一个从事影视创作的人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