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顶流考上了编制

据说，这两天，易烊千玺的铁粉破防脱粉了。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应该是顶流恋爱且公开了。

但不料，真正的原因是，顶流考上了国家话剧院，拿到了体制内的编制。

更不料的是，鉴于舆情汹涌，以至于，国家话剧院都要出来澄清，易烊千玺等人尚未被录取，目前仍处于公示阶段。

民众不仅质疑国话录取的公平公正，把与易烊千玺同榜公示的国话拟录用的刘恒甫（陈小艺的儿子）、姜原（姜黎黎的侄孙女）等人的背景一一挖出，甚至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易烊千玺的中考以及高中。

目前的情况是，各方都在等一个说法。就在今天，国话给出的答复是，招聘流程符合规定，不存在违规操作。

但众人依旧议论纷纷。

包括《中国新闻周刊》在内的大V，直接讽刺“小镇做题家”的少见多怪，并言之凿凿地进行教育：小镇做题家们除了做题以外，什么产值都无法创造；而易烊千玺们各有各的价值。

当然也有评论直言《中国新闻周刊》等大V，过于傲慢，小镇做题家怎么了，认认真真做题考上好大学改变命运有什么错，凭什么值得嘲讽？

吵来吵去，但似乎重点始终没有找到：

如果要凭创造社会价值才能入选国话、拿到编制的话，那易烊千玺有商业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刘恒甫等人有什么价值？除了被挖出来是星二代，有谁听过这些个名字？

如果要靠刷题通过考试才能拿到编制的话，小镇做题家从来都不会去考国话，要考也是国考、省考等，他们与这些个艺术机构从来都不相干，桥归桥、路归路；易烊千玺们即使进了国话也没有触动他们的奶酪，那么争议从何而来？

答案只有一个：易烊千玺进国话，触动了那些同毕业于艺术院校但在演艺圈毫无背景的人的利益。 并且由于“毫无背景”这四个字激起了民众广泛的共鸣。

所以，国家话剧院，一个虽业内闻名，但对大众而言，依然比较冷门的机构，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以至于很多人都将它与国家大剧院弄混淆。国家话剧院与国家大剧院是两个不同的单位。

先科普一个概念“双轨制”，这或许是所有争论的源头。

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想进入体制内的艺术机构只有一条路，就是考上专业院校。由于专业院校毕业后包分配，所以，基本所有人毕业后都能进体制内的单位。像北电对口北影厂及各地方电影厂；广院对口三台五社及各地方电视台；中戏对口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上戏则一般分在上影厂等上海的艺术单位。

所以，以前人人有单位，人人有编制。不过，编制与“明星制”是天然相反的两种运作。

有编制，类似于前苏联模式，由国家养艺术家。表现为艺术家有了国家单位的编制，同时要按单位的要求，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相应的，要评职称，要拿工资及奖金，要分房子。评职称要看整体的表演资历，而不仅仅是有没有走红。所以，存在家喻户晓的明星在剧团里其实拿不到多少钱；并且按资历分房，房子也没分得多大。

后来，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开始了。大学虽然取消了分配，但仍然保留了各自的山头。比如，学法律的五院四系有其常规流向的大单位；学艺术的也不例外，由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的国家话剧院，历来都是中戏学生最对口的单位。

但是，娱乐圈开始了改制。民营资本的放开进入，明星制的引进，加之那时国有艺术单位的体系僵化，曾经一度经济效益不算好。以至于，有单位的艺人们，不再局限自己的那点工资奖金，纷纷出去“接活”，拥抱市场化和“明星制”。

明星制就是一旦红了，拿最高的片酬与报酬，不管职称如何，入行几年。这是更接近美国的一种完全凭借市场的运行模式。

所以，在那些年份里，是不太讲究编制的。进入艺术院校的学生想着的就是如何走红，不是一心往编制里钻；甚至有编制的艺人，有的还嫌编制事多，也有辞职“下海”的。

不过，没有料到的是，市场有风险，绝对没有旱涝保收这一说，有些时候能猛赚，必然有些时候得过冬。

并且，更没有料到的是，国有艺术单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也在积极进取之中。所以就有了“双轨制”。具体操作是：一般有编制的艺人，被“借出”演戏，要向单位缴纳一定的借出费，艺人的医保社保在单位，同时艺人在市场中赚的大部头的收入归艺人自己。当然，艺人还是有工资的，但众所周知，艺术单位发的工资非常少，少到跟当红明星的收入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是说，有编制的艺人，当你红的时候，按市场化、明星制运作，不耽误你挣钱；当你不红了，你至少还有一份固定工资可以领，还有医保社保；如果有职称职务，可以转行政方向；如果有荣誉及奖项，还可以成为“表演艺术家”。这就是在《从台湾偶像到蓉漂牙医，是对是错？》、以及《把孩子送到韩国当练习生，是圆梦还是挖坑？》两篇文章中写过的：为什么港台明星不红了之后，有卖保险、卖鱼丸的，但大陆从来没有听闻此事，原因就在于艺人有单位。这种体制+市场的“双轨制”运作，对艺人来说，是人间最好的制度。

所以，争论就产生了。

在经济新常态的当下，已经完全不存在不爱编制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相较于学计算机的起薪之高，如果艺术院校的学生没有在毕业前走红，毕业后又没有编制，如果还想从事这行，那将面临极为艰难的生存压力。

而且，相较于，学计算机的通常有高薪无编制，考公务员的通常有编制无高薪；文艺界以体制+市场“双轨制”的运作，已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简直堪称神仙制度。再加上从事艺术领域的工作不确定性远远远高于几乎其他任何领域，所以，当下，编制几乎是艺术院校毕业生的刚需。

由于高校扩招，不仅仅是京城八大艺术院校，或中戏北电广院上戏四大顶级艺校有毕业生，很多传统理工科高校都开设了表演专业。

但是，到但是了，包括国话在内的所有国有艺术单位的编制名额都特别少，特别少，少到相对于每年那么多艺术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可以几乎忽略不计。

而且，一直以来默认的，一般艺术院校一毕业就有单位编制的，要么是顶流、要么有背景。这几乎是心照不宣的。

但年轻的网友们偏偏不信邪。

有理由相信，易烊千玺编制一事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毕竟对一般人而言，连国家话剧院和国家大剧院都分不清楚，更不清楚国话的编制在目前年轻艺人中的分量。

但目前，僧多粥少，而且是僧太太太多，粥太太太少。

理论上，增加体制内的编制名额或许可以缓解矛盾。但是应增加多少？每一个增加的名额背后都有相应财政预算；而且增加的这些名额对于“僧员”的数量而言貌似永远杯水车薪。所以，争执的重点转向为：分配。

继而，所有的冲突都指向：合规。

而“小镇做题家”是障眼法，是被煽动的群情激愤，因为是否“公平公正的合规分配”总能激起最广泛的民意讨论，并成为民意滔滔，民情汹涌。

国话方面肯定认为所有操作合规，他是规则的制定方并拥有规则的解释权，哪有制定方违规的？

究竟最后是不了了之，还是另有新瓜，拭目以待。毕竟，最不能小瞧的就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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