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几件我在我们这最好的三甲ICU遇到的事情

【本文来自《北大李玲：4万亿投入，为何养活不了200万医生？》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医改是否成功我不知道，但是从我5月到6月与icu医生打交道的过程来说，医生这个团体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变成资本挂帅思想的团体了，自高自傲，不接受他人意见和监督。列出几件我在我们这里最好的三甲ICU遇到的事情供大家了解。

1. 由于我从外地回到家乡，需要在酒店隔离，而当时父亲昏迷6天后转入这家三甲，与我母亲及其他家人沟通非常少，需要我了解详细情况来看可否安排一些专家会诊。于是我在114查询到医院ICU电话（网上搜到的电话是空号），打了过去，ICU部门接电话的医生在明知是病人家属的情况下，直接说没有内容与我沟通，挂断电话。后续我以医生拒绝与家属沟通在医院平台进行了投诉，医生很快在下午与我母亲和亲属沟通过程中打电话过来，把我骂了一顿，而且电话里听到我家亲戚在跟医生道歉，说我是因为担心父亲才会去投诉。

2. 我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一个远程会诊平台，邀请了上海专家做会诊。ICU医生一开始不想参加会诊，后面我们托人后才考虑参与会诊，并且已经约好时间。但是临近要参加会诊，临时说要推迟半小时。我们又急着跟上海专家协调。多次反复后才最终敲定了会诊。会诊过程中，专家提出的意见如一些生命体征指数（专家指出白蛋白指数在40-45，但是ICU医生认为30以上就可以，但正常人的白蛋白指数也是在35-55）、用药（ICU主治医生说手术后脑部有血栓，要溶栓，我母亲不了解情况且没有拿到报告，就允许了溶栓。但是专家指出后才知道血栓并没有确诊，溶栓风险大于不溶栓）、手术情况（去骨瓣手术的头盖骨未告知家属就直接丢弃，且家属签署了手术知情书后没有给到我们副本）等，ICU医生都非常轻描淡写，并且手术的医生在描述病情时还笑出了声，给人非常不专业的感觉。

3. ICU以疫情原因，不允许家属探视，我们都理解。但是正常ICU都有玻璃窗或者大屏幕可以了解治疗情况，我们每天什么都看不到。医生每日沟通只是简单讲一下情况，在我们未了解需要问什么指数之前，只是说救不活了，在问指数后，也只是简单回答几个指数，然后每天要求我们放弃。而医生每天也不给任何报告和病程记录，只是沟通时候写几个字，让我们签字，还不允许我们拍照记录情况。

4. 我父亲在ICU过程中，肺部院感了多粘菌，需要上新的抗生素，我们每天都等着医生开单子去买这个药（每天7000元自费）和白蛋白（每天700多元自费）。院感应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何医生好像很无所谓？

5. 在一开始我父亲在其他医院过敏性休克要求转院的时候，被拒，理由是我父亲当时所在的医院怀疑是肺结核，而他们当时没有独立的ICU病房。而我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检测出结核菌，也正因为吃了肺结核的药才引发了严重过敏。作为当时医院的上级医院，作为我们这边最好的三甲医院，没有妥善处理这类病人的方案，简直匪夷所思。而且过敏昏迷当天，三甲ICU的主任前往我父亲当时所在的医院进行过检查，还说没有问题。后面还通过这家三甲请了外地知名专家，也表示没有任何问题，只需要等待苏醒。在延误了6天后，我们最后是挂急诊转入这家三甲ICU，医生竟然说我们延误了病情。

还有一些特别过分的事情，就不一一说了。

作为病人家属，如果我有医生这么专业，我应该可以自己执业，自己救助自己的家属。也的确，在整个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且通过互联网医院等方法联系到了北京、上海各地名医，了解了父亲的具体病情，想与医生好好沟通，还被医生奚落，说我又不是学医的。还讽刺说全家就我虽然有文化，但是最偏执的，比我家有钱的都放弃了，为什么我们不放弃。

我曾经怀揣着做医生的梦想，当年选大学的时候特意投了中山大学，梦想着在中山医系统学习临床医学后，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大夫。我父亲担心我从小身体不好，让我将经济学排在第一个专业，也就错失了当医生的机会。这几年很少接触医生，但我一直很尊敬医生，尤其疫情后，我为医生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可这次父亲的事情让我对医改后真实的医生医院情况寒了心。利字当头的医生，医德低下，不愿抢救病人，觉得责任都是家属的，这不是我期待的医疗体系。希望卫健委推出更多的监督方法，并且对医德医术等等方面都考虑清楚，把这些害群之马清除出医疗体系，才能得到一个健康的医疗体系。我不希望我父亲遇到的这些无良医生继续祸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