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靠成绩改变命运，究竟有多难

教育与社会分层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193万，与去年的1078万相比，增加了115万，再创历史新高。

高考是我国人才选拔的主要机制，虽然经历了社会各界不时的诘问与非议，高考制度仍被广泛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公平的人才筛选制度。

对国家来说，高考能通过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筛选出最大范围的知识型人才。

对个人来说，选择高考是为了取得接受更高级别教育的资质，考入好大学也意味着有机会获取社会优质资源，匹配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说得更直接一点，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就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每一阶段的升学，都是一次受教育机会的重新分配，也是一次人群分类。

高考是尤为重要的一环，暂且不说高等教育的其他好处，就文凭这一点，高考就是很多人获得“第一学历”的门槛。

虽然官方并未认证过“第一学历”的说法，但企业招聘时为了提高效率，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直接用本科学历筛选，大学本科学历就是发挥着敲门砖的作用。

实际上，教育向来就有促进阶级流动的作用，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教育选拔机制都被认为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机制。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

这一点，中国人应该有最直接的体会，我们自古便是“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特别是在中下阶层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所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社会人才晋升的重要通道，高考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

尽管现在高考并不是唯一的升学选择和社会上升途径，但对于近千万的中国高中应届生，尤其是家境普通、身处“寒门”的孩子来说，高考的确是他们能借此改变人生命运的考试。

那么，考生的高考分数取决于什么因素？

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高考与学生个人的学习能力自然有较强的相关性。

不过，现在的一个社会现实是，在学习能力之外，考生个人的家庭、性别、地区和城乡背景等因素也都会对选拔结果带来很大的扰动影响。

不可否认，不同收入阶层在教育机会的获得上，的确是不均衡的，因为教育不仅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也是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的手段。

在这一方面，学界已经有很多理论和研究，比如法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布丢提出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理论, 就解释了教育系统如何再生产阶级地位，使阶级地位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

在BBC著名的纪录片《人生七年》中，来自不同阶层的14个孩子从7岁－63岁的生活变化，也清楚展示出教育对英国社会阶层的固化作用。

可以说，在现代社会，“谁能向上流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回答“谁能获得教育”，而教育机会的竞争却并非是完全公平的。

这也是为什么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平，早已经成为一个关乎社会整体公平的重要议题。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在教育公平方面，教育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女性能否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教育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

总体来看，自二战以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都在逐渐缩小，性别平等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趋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统计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不断增加。

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已基本消除。

在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内的各类高等教育中，出现了性别比例的逆转，即女性占比超过了男性。

具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女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的占比分别为50.9%、51%、58%，均超过50%，且这三个比例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分别提升了3.1%、0.1%和4.9%。

在当前性别议题广受关注的社会语境下，“高等教育女性全面反超”也被很多人视作中国推进性别平等的一大成就。

的确，回顾我国千年教育史，受男尊女卑等级观念的支配，女性实际上是长期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我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发展也并不顺利。

1844年，英国女修士阿尔德赛在宁波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女校，此后，“教会所至，女塾接轨”。

1898年，维新派在上海建立了经正女学堂，这是第一所由国人自行创办的女学堂。尽管中文课程仍是贤妻良母型的重女德教育，但设置了不少现代科学课目，也算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进步。

中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则始于1905年中华基督教会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1919年，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是第一所由政府主办的中国女性高等学校。

1920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先后招收了9名旁听女学生，当年秋季首次招收3位女生入学，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虽然20世纪初，高等教育逐渐向女性敞开了大门，但在经济落后、政局动荡和封建传统观念占主导的大环境下，我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

1931年，中国各类高校在校学生总数44130人，但女学生仅5180人，占学生总数的12.3%，如果“按当时全国4.5亿人口计算，每一万人中仅有一位大学生，每十万人中有一位女大学生”。

我国女性教育得到实质性发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宪法及有关教育和女性的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使女性的受教育权有了法律的保障。

从宏观层面来说，我国目前女性教育优势的出现和累积是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相伴随的。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教育资源不再像以前那般匮乏，社会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等院校数量增加并持续扩招，这使得教育资源的总量得以扩大，有利于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

此外，国家对偏远和农村地区的政策倾斜与助学网络的编织，也增加了女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和人数确实是在增加的，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个好趋势。

有兄弟，仍是一种“劣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资源的丰富，并不直接意味着教育的性别平等化，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实际上有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的因素。

在微观层面，子女的教育投资主要来自家庭，所以，家庭经济状况和父辈的教育投入是影响女性教育机会分配的首要因素。

根据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当面临资源约束时，家庭的经济状况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重大影响。

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能满足子女教育的成本和物质保障，比如选择师资更好的学校、支付足够的学习费用、参加课外辅导等。

而低收入家庭往往不能进行充足的教育投资，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这些家庭更可能投资于男孩的教育。

学界研究表明，在中国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中，是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的。这意味着，在我国，女性的教育机会更容易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

在很多家庭的观念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的思想至今存在。

当家庭无力承担学费，或认为女性的学费只是无谓的负担时，就会迫使女性辍学来从事劳动以赚钱养家，这一现象在不发达地区尤其突出。

同时也有很多研究表明，在有兄弟的情况下，女性受教育的年限会显著减少，家庭中兄弟姐妹的人数越多，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就越严重。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对女性获得教育的机会是有促进作用的。

一方面，家庭子女数量被外力强制减少，使得子女每人平均可分得的资源增多；另一方面，很多家庭由于仅育有一个女儿，在进行教育投资时，也无法进行性别选择。

或者说，其实我国“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目前依然广泛存在，但最后有没有造成性别歧视的后果，则取决于是否存在实施性别歧视的机会。

计划生育对生育数量的严格限制，产生了大量无男孩的家庭，从而减少了许多中国家庭在进行教育投资时实施“性别歧视”的机会。

这些家庭独生的女性，在外力干预下免于父母的“性别歧视”，从而获得了父母在有机会性别歧视时 (即有兄弟时) 得不到的受教育机会。

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男女性别比不断攀升，则从另一方面证明，B超技术为部分家庭提供了“胎儿的性别歧视”的机会，也就造成了性别歧视的实际后果。

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我国的家庭只是因为没有机会实施性别歧视，从而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即便我们可以观察到教育获得的性别差距缩小，那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家庭不再“重男轻女”。

所以，尽管从各个层次教育的性别比例来看，教育对女性的歧视是减少了，但这现象背后的部分原因，其实是受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外力作用影响而导致的。

那么，随着生育数量的限制放松或取消后，家庭孩子数量的增加和有兄弟的机会增加，重获性别歧视机会的家庭，是很可能减少对女性后代的教育投资，以便将更多的资源投资到男性教育中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家提出实施三孩政策后，很多人担心女孩可能会再一次面临教育资源获得上的劣势。

这样的担心的确不无道理，尽管近年来我国女性获得教育的情况在逐渐改善，但这种趋势并非不可逆转，也不完全是受到了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正向引导，未来我国教育的性别平等化实现，仍需投入持续的努力。

隐蔽的性别偏见，更难克服

教育的性别平等是一个庞大的议题，而关于教育的性别平等到底是指什么，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教育的性别平等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一是机会平等，指男女童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相同，即家长、教师和整个社会在男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上，不存在性别歧视。

二是学习过程中的平等，也就是男童和女童受到相同的对待和关注——比如，在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工具方面，免受陈规旧习和性别歧视的影响；可以有相同的学业导向；在接受建议时也不受性别歧视；可以使用相同数量和质量的教育设施等。

三是结果平等，即学习结果、受教育年限、学术资格和文凭不因性别而不同。其中，外部结果平等的表现之一就是工作机会平等。

前文提到的各层级教育中性别占比情况，主要是指教育机会的平等，这也是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中较易改变的部分，因为问题的确定性强、可见度高，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舆论的统一，改进措施也能看到直接的效果。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传统性别歧视，这些性别偏见往往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浸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之带来的是学习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不平等。

从出生之日起，我们每个人就已经开始接受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有关性别意识的教育，这种性别教育更多是社会文化的赋予。

社会文化将人划分成男性和女性，强调男女性在生理意义因素外的差别，并将它作为人类不同劳动分工、社会角色和个性特征的划分依据。

有实验显示，在进行数学考试时，如果事先告诉被试者“男女的大脑有差异，男性在数学方面比女性更强”，女性的成绩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而如果事先告知的是“男女没有差别”，成绩则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英国大学教授琼·斯旺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向男孩提出的问题多于向女孩提出的问题，他们给了男孩更多的参与机会，允许让他们表达观点的时间也更长。

这些结果都证明，社会文化对性别差异的预设，的确会对人们对行为和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

生活在这样一个被预先设定的社会性别世界中，个体其实很难避免受到影响。

因为那些针对性别出现的歧视总是带着天生的、自然的面具出现。有时看似是“常识”的观点，恰恰是性别不平等的魔咒，既难以觉察，也很难摆脱。

在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方面，现在的社会已经有了明显进步，而学习过程和结果中的性别平等的实现，实在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

上下滑动查看参考资料：

刘雯,於嘉,谢宇.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基于多子女家庭的分析[J].青年研究,2021,(05):51-63+95-96.

霍雨佳.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代际流动与机会不平等分解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08):52-69.

时昱,余鸿飞.地区发展与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全国12所高校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J].大学教育科学,2021,(06):28-40.

郑筱婷,陆小慧.有兄弟对女性是好消息吗?——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性别歧视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8,17(01):277-298.

陈珊珊.有兄弟对女孩而言“都挺好”么?——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歧视研究[J].经济资料译丛,2020,(01):39-54.

马万华.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与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05,(05):1-5.

黄爱华.女性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与对策[J].现代教育科学,2003,(03):22-26.

敬少丽.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教育机会均等[D].华东师范大学,2006.

光明网：《高考人数再创新高说明了啥？》https://www.gmw.cn/xueshu/2022-06/14/content_35809990.htm

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http://www.gov.cn/xinwen/2021-12/23/content_5664103.htm

教育部：《199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tnull_841.html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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