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进击（三、四）

三、变：从两仪到无穷

    如果说打开是阳，闭合是阴，那么，中国过往的历史就在这八个字中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是打开，合是闭合）。无论分合，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天。古人也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

    自秦始皇起，这个天就被理解为大一统的秩序，其中有一个坚固的内核。秦始皇以为这个内核就是自己的家族，可以从一世、二世，直至万世。事实证明，这个内核的确存在，但绝非某个家族，而是道。

    秦以后的早期儒家，包括早期道家，以为这个道会体现为五行的生克变化，主宰着天和天下的秩序。就连东汉末年造反的黄巾军，也要主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木的主宰周期已完，土的主宰周期开启）。显然，那时的文化思考是闭合在五行体系里，拔不出脚了。这表明，无论阴阳，其实都成了阴，没有了阳，那就不合道了。随后的三国、两晋都气数不长，根子应该就在此。

    东汉在文化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那就是佛教的引入。

    由此，五行体系被“空无思想”刷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格局被打开了。

    佛教盛行之前，文人的命运只能受政治的拨弄，好容易出了个陶渊明，在酒杯中寻找桃花源，在山水间，寻求生命的安宁。至于其他人，要么在穷奢极侈中找寻刺激，要么在怪诞孤僻中自我安慰。这也是文化的闭合造成的人性困境。

    佛教的“空无思想”将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势完全打破，以虚无否定一切，可谓兜底一击。由此中国开启了全新的文化探索。唐僧取经就发生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至禅宗出现，中国文化的天被再次安排妥当，阴阳平衡——道可道。当然，在此之前的政治实践已经领先一步，开放（打开）已是自然而然的现实——胡人都能担当地方大员，可见唐人的文化自信有多么强大。

    这时的道，阳是开放，是不拘一格；阴是自主，是为我所用。如此，万物皆备于我（当然，这其中的封闭性也是日后动乱的祸根——安禄山能割据坐大，正是封闭性在地方上的体现。包括后来的藩镇割据——总之，儒家的封闭性是其思想大本营）。

    抛开政治的演绎，单纯看文化的新局。我们能看到，佛教为中国人开放了人性发展的巨大可能性，让更多的人可以尝到人性正果的味道。这对于这些幸运人士无疑是一种彻底的解放，也就难怪唐僧能以誓死之心，不惧千难万险，征服万里关山，取回文化的宝藏。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与此相比，人生现实命运的变换，不过是过眼云烟，梦幻泡影。“黄粱一梦”的故事出现在这个阶段，一点都不奇怪。这意味着——文人乃至所有人都不再是现实命运的奴隶了，而且，在终极意义上，也不再是自我的奴隶了——终极的解放是可以实现的。

    从此，自我就成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肉身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容器——皮囊，安放的是人性的本质。人只有充分认清这个本质，才能不再迷失于各种诱惑和变化，迷失于对自我的执着（我执），始终与道同行，得到生命的本真。比如，在佛教中，佛与菩萨都有许多法相。这一个个法相就是一个个临时“自我”，专门针对凡人的“我执”，以随机开启凡人的心智，令其觉醒，颇有一人一方，辨证施治的意思。

    发展到后来，人们对“自我”的多样性也有所觉悟，并体现为文化上的多样化创造——多神论的体系化编创（比如道教神谱中有三位天尊、四大天王、28星宿……；佛教有诸多佛祖、四大菩萨、八大金刚、108罗汉……），进而演变为民间小团体的多样性聚合，最典型的莫过于“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创造。所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莫非对多样性一体的生动演绎，透射出的是“自我”的无穷可能性，以及不执着于单一价值、僵化教条、封闭自我的开放和活泼生机。

    《西游记》中孙悟空喜欢“多里捞摸”，要学“七十二变”；猪八戒则有“天罡数三十六变”，隐喻的也是自我的丰富多样。而沙僧却不能变化，隐喻的则是人性本质的不变性（“车迟国”中沙僧也变化过一次，应属于作者早期创作的痕迹，被作者自己保留了下来）。

    正是这样的文化格局，让人们获得了极大的人性解放，能有效开发、释放生命、人性的无尽潜能，创造无限丰富的中华文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与此相伴的，则依旧是儒家保守、固化的价值范式：光宗耀祖、荣华富贵。今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身上依然遗传着这个文化老怪的顽固基因。为此，他们可以出卖诸多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文明基石：人民、国家、主权、信仰、原则、人格、道德、规则。可见这种落后价值对集体的危害性丝毫不容小视。而这种顽固基因的本质还是自我和我执。对这样的人，自我不是人性本质的通道和工具，而是相反——人性本质倒是自我的工具。若是连本质都成了工具，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出卖和售出的呢？

四、一个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

    最近看到有思考者拈出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这是个基础性的问题，值得做必要的梳理。

    以本篇“前言三条”说，社会也是有“自我”的，故社会革命自然可以纳入“自我革命”的范畴中。从形式上讲，两者可视作一件事，即实体的主动自我更新。

    从实践和具体内容上讲，个人的自我与社会从来就是不可割裂的。任何自我都是社会的产物，都是社会性存在。

    正如树叶不能脱离树枝生存一样，自我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续。鲁滨逊即便孤身在荒岛上生存，也依然是个社会人，维持着诸多文明人的生活习惯，甚至要组建“宫廷”，虽然其“廷臣”不过是猫狗之类。

    因此，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必然是密切相关的。

    具体来说，当社会是积极进取的时候，社会革命与（个人的）自我革命是相互推动、促进的正向关系；当社会陷于保守、腐朽时，就会压制、消磨、摧残多数人的自我，使之趋于萎靡、萎缩、渐渐异化、乃至空壳化，直至消亡（如自杀事件频发）。这时，许多不甘于沉沦的积极分子，就会自主展开自我革命，力求摆脱社会的腐朽影响，重新掌握对自我的主导权，并进而推动社会革命，唤醒更多人的自我，一同加入革社会命的队伍。这便是社会被革命。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模式。《西游记》讲述的实际也是这样一个故事。

    《西游记》第一回就说：“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正是那：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第八回又借佛祖之口批判道：“但那南赠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第十三回，借泾河龙王滥用权力引发一系列官场腐败行为，更加具体、生动、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深刻而普遍的腐朽性。

    因此，取经行动就具有了由个人自我革命（脱胎换骨），进而引发社会革命的改天换地的历史主动创造精神。这是《西游记》之所以伟大的最重要因素。

    返观今日，从全球范围说，整个人类社会正处在深度腐朽的阶段（俗谓之“比烂”）。而中国，则如同一个洁身自好的自我革命者，要将自身当做火种，去做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事业。同时，在中国自身的社会环境中，积极与消极、进步与腐朽则正处于激烈较量的重要历史进程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是当下时代的生动写照。坚守正义、谋求进步的人们要得到自我的正当权益，就不得不与消极、腐朽的势力做最坚决的斗争，也就是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展开、进行，两方面革命（乃至四方面革命：个人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相互促动，以反动做进步的“磨刀石”，激发、激励更深刻、广泛的探索与革命实践，直至彻底推翻腐朽的旧秩序，建立进步的新秩序，使自我与社会，中国与全球共同得到新生。

    从理论上说，自我革命离不开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也离不开自我革命，两者是同一进程的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扩展到全球，中国革命也是国际革命的重要部分，国际革命也需要中国新的革命进程的点火和加油。正如共产主义者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共产党宣言》开篇说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个“幽灵”正是一个革命了的自我，与旧世界格格不入，不被认识、不被认同、遭受猜疑、遭受排斥、乃至打压、摧残。但是，这个“幽灵”身上却具有无穷的新生力量、解放力量、摧毁（旧世界的）力量以及建设（新世界的）力量。它是齐天大圣，它是愚公和精卫，是夸父和女娲，是历久弥新的正义要求，是人民心底积蓄的强烈渴盼，是地底的火，它总要烧穿旧的地壳，涤荡罪恶，带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