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闫肃,铭记新中国的文艺传统
前几天看完了春节联欢晚会,这些天细雨绵绵,我坐在卧室的灯下读宋词,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听过的一首《江南情思》的歌词:
“又到江南来,
江南春似海。
白鹭上青天,
紫燕绕花台。
小楼听春雨,
绿草绣长街,
条条乌篷船,
轻轻摇摆 ......”
心动,用手机一查,这首歌词的作者,竟是阎肃。
而那首歌,是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黄霞芬演唱的。
今年的春晚——或者是很多年以来的春晚——无论怎么说要表现中国传统,体现文化自信,但似乎再也没有这样真正具有古典美的歌曲了。
中国有一部重播次数最多伴随了一代代孩子童年的电视连续剧——1987年六小龄童版的《西游记》,它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歌词就是出自阎肃的手笔。
大音犹存,黄钟已去。——阎肃同志在2016年2月12日逝世,到今天整整三年了。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军队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杰出代表之一。
记得小时候和爸妈一起看《西游记》的时候,他们都一致称赞这歌写得好,蒋大为也唱得好。但是看到片尾字幕“闫肃 作词”的时候,他们都有点茫然地议论:
“这个闫肃是哪个啊?”
其实,爸妈那时经常哼唱的毛泽东时代的著名红歌——歌剧《江姐》里的《红梅赞》和《绣红旗》就都是阎肃的作品: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
“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绣红旗,
绣呀绣红旗,
热泪随着针线走,
与其说是悲,
不如说是喜。
多少年,多少代,
今天终于盼到你,盼到你。”
小学时,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校组织我们到市里观看过新排演的歌剧《江姐》。
演到《绣红旗》这一段,看到那些被拷打得遍体鳞伤的革命者在敌人监狱的报纸上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簇拥在穿着蓝布旗袍围着红围巾的江姐身边,一针一线地按照自己的想象绣起五星红旗(这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当时渣滓洞狱中的这些共产党员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大星是在国旗的左上角,不知道四颗小星是呈扇形排列在大星的右下方,所以把大星绣在旗帜的正中间,四颗小星绣在四个角上——这面革命者心中的旗,至今还陈列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将永远和天安门广场的那面旗交相辉映)的时候,我注意到:带我们去看剧的平时那么开朗大方的班主任老师,偷偷地在擦拭着眼眶......
《绣红旗》的那句“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阎肃最初写的本来是:“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
身经百战的罗瑞卿大将听后,建议改为:“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这一改,大大提升了原词的格调,改出了力透纸背的英雄气。
记得湖南卫视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有一段鲍国安、张丹丹联合表演讲述毛主席一家人为革命生离死别的散文诗朗诵《为有牺牲多壮志》——建议没看过的朋友去看一下——它的结尾是这样的:
鲍国安:1959年,在杨开慧牺牲29年,毛岸英牺牲9年之后,毛泽东终于回到故乡,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张丹丹:“为有牺牲多壮志”——“牺牲”两个字写的多么豪迈,那一刻心里有多痛;
“敢叫日月换新天”——一个“敢”字,把多少风云一笔带过!
——你懂,你就会知道,“新中国”这三个字,有多重!
毛主席的“敢”字和罗大将军的“与其...不如...”,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化悲为壮,外示从容,内蕴英气,一字千钧,力撼乾坤。
真正感人的作品,并不是故意煽情赚眼泪,好像恨不得往你的眼睛里撒胡椒面一样,而是在从容不迫中激起你心中的万丈波澜,让你的血液由内而外地热起来,让你在不经意间万感横集,心旌摇动,情难自已。
例如,我一直觉得,描写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电影巨片《大转折》里最有震撼力的段落,是一个好似闲笔的情节:
影片接近结尾,毛泽东听到千里之外的刘邓驰骋江淮河汉经历艰苦卓绝的转战之后传来的捷报时,正在黄土高坡上和老百姓一起听山西梆子《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原著是关汉卿)——伴随着毛主席沉思的面容的,是热烈的锣鼓声中,这样高亢、火辣、激越的唱腔:
“大江东去浪千叠,
引着这数十人,
驾着这小舟一叶,
又不比九重龙凤阙,
可正是千丈虎狼穴,
大丈夫心烈,
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白)好一派江景也呵!
水涌山叠,
年少周郎何处也?
不觉的灰飞烟灭!
可怜黄盖转伤嗟,
破曹的樯橹一时绝,
鏖兵的江水,犹然热,
好教我情惨切!
(白)这也不是江水。
(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刘邓部队十万健儿“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的英雄气概和挺进大别山的历史意义(国共从1927年开始对战,到刘邓大军1947年突入中原举行战略反攻,正好20年,两党力量的强弱对比,到了这第20年,终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扭转),在此不着一字,却又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而又意味深长的表现。
那个时候的革命文艺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影视歌曲,不但有着鲜明的导向和恢宏的气势,而且总是这样运用中国古典文学中“赋、比、兴”的手法,从容铺陈,纵横捭阖而又千回百转,一唱三叹,以小见大,推波助澜,层层写意,曲尽其妙,达到神完气足,奇崛磅礴的史诗般的艺术效果。
阎肃的创作也是深得其中之妙的。
他的作品里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是以一位老北京的从海外归国的孙女口吻写的,第二段歌词如下:
如今我海外归来
又见红墙碧瓦。
高高的前门,
几回梦里想着它.
岁月风雨,
无情任吹打,
却见它更显得,
那英姿挺拔。
叫一声杏仁儿豆腐,
京味儿真美。
我带着那童心,带着思念嘛
再来一口大碗儿茶。
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
也许它最廉价,
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它醇厚的香味
直传到天涯?
它直传到天涯。
这首歌的主题其实是宏大的,是写的老北京几代人的故园之情、家国之情,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份深厚的感情,然而阎肃仍然像写《红梅赞》那样,托物写意,娓娓道来,徐徐唱叹,感情真挚而抒发得有韵味,有节制。匠心独运而浑然天成,毫不做作。
总感觉阎肃是一位深情的人,而且是一种有着中国古典式深情的诗人。
他写每首歌词的时候,似乎都是先让自己沉浸到某种古典式意境中去了:
《红梅赞》不用说是借用了“岁寒三友”的古典意象;
《敢问路在何方》,则是一种征途漫漫,晓行夜宿,类似唐人边塞诗“走马西行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的辽阔苍茫,刚中有柔的意境,结果“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这样的词句就自然涌现了;
又比如《江南情思》,则是一种故地重游,走进杏花春雨的意境,中间明显受到了白居易《忆江南》、杜甫《绝句》等诗歌意境的影响,尤其第二段的“一别江南,匆匆多少载。望断千里,梦魂常徘徊”,是那样让我们想起白居易的诗:
“曾栽杨柳江南岸,
一别江南两度春。
遥忆青青江岸上,
不知攀折是何人。”
再比如《前门情思大碗茶》,里面是与《江南情思》的妩媚多姿缠绵柔美很不同的一种雄浑、苍劲、朴厚的意境,而写到第二段“海外归来”,就带出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一壶浊酒喜相逢”的细腻悠长的一份乡愁,但吃完了杏仁豆腐叹一声美,又叫上大碗儿茶,却还是透出属于北方古都、北方人民的那份“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的豪爽、豁达。
类似的例子,在阎肃的创作中是举不胜举的。
能够把古典文学的意境和手法与现代革命的、军旅的、爱国的、都市的种种题材结合得如此紧密而不落痕迹,风姿各异,这是阎肃歌词创作的一大特色,也将会是他的作品的永恒魅力之一。
但毋庸讳言,我们这个时代的抒情歌曲乃至整个文艺正面临着一种尴尬。
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写个人“小我”的爱情之外,真正的抒发“大我”之情的政治类、社会类、文化类抒情歌曲其实并不多,质量也不如以前好,原因一是“无情可抒”,一是“不会抒情”。
阎肃创作的这些抒发“大我之情”的抒情歌曲,古为今用,风调独绝,应该说很好地解决了“如何抒情”的问题,对那些“有情可抒”但“不会抒情”的词作者,会是一个经典的参照;
然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无情可抒”。——这却是即便阎肃这样的优秀的词作家也无法替我们解决的了。
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是“有情可抒”的:
人民公社的社员会唱“社员都是向阳花”、“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因为他们确实有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的自信;
石油工人会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因为他们确实有为当家做主人,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贡献力量的豪情;
“五十岁的老司机”因为第一次开上了国产的“解放牌”卡车,会这样唱:
“看一看仪表上的中国字儿呀,
按一按小喇叭呀,
清脆又嘹亮呀。
这声音哪叫得我呀,
眼发湿呀心发慌呀,
脚乱动手乱忙啊。
也不知道国产汽车有股子啥力量,
哟呵嘿 嘿!
弄得我一辈子我头回这么紧张啊! ”
就连到乡下卖生活用品的货郎,看到农村面貌的变化,也会边走边唱:
“送货不怕路途远,
翻山越岭过大河。
站在桥头四下望,
是珍珠玛瑙挂满坡。
苞米棒子金闪闪,
高粱带点红似火,
大豆结荚的里嘟喽蜜,
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棵。
水库的鲤鱼直打漂,
咕呱乱叫那是鹅。
青堂瓦舍南山下,
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
货郎我越唱越高兴哎,
脚底板嗖嗖嗖好像登上了摩托车。”
——我的父母明明对《红梅赞》等歌曲耳熟能详,却一直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阎肃,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正在于:那个时代大家普遍在乎的是一个“大我”,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些歌曲作品,也只是笼统地知道它是“党”的,是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来歌颂革命斗争,歌颂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的。
但现在呢?我们的流行歌曲几乎百分之百只有一个题材:爱情。
爱情不是不可以写,而且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但是,离开社会生活的爱情,就像折下来放在水瓶里的干花一样,实在是没有多少鲜活健康的东西可以写的,于是就只好写一些畸形、病态、妖异的“爱情”,要么是一种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虐恋”,要么是是一种嗲声嗲气、装傻、卖傻的“萌”、“纯情”。
至于普通人的生活,我们是否能写个《股民歌》、《房奴歌》、《留守儿童歌》、《空巢老人歌》......呢? ——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他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还有多少属于“大我”的豪情可抒呢?
在毛泽东时代落幕之后,阎肃的歌词创作,除了一般性地抒发对祖国壮丽河山和历史文化的感情,唯一能写到的现实中的身份和现实中的活动,就是军人及其生活——军人好像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能让大家相信还有属于“大我”的情怀的一类人,而其它身份的人包括工、农、学、商所做的一切,似乎大家都已经认为纯粹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
阎肃可以说是幸运的,一是因为他是军队的文艺工作者,他可以一心一意地写他衷心热爱的军人和军营,实际上可以避开我们所说的这种“无情可抒”的困境;
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实在太缺乏“大我”的情感认同的社会,很多人哪怕自己不是军人,也宁肯到军旅文艺作品中去寻找自己的那种爱国情感的寄托——尽管这种情感其实也已经日益单薄和抽象了,对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一句“风沙太大”、“泪目”的自我感动的喟叹,而很难看出这和自己整个真实生活的联系——因此,阎肃的作品会越发引起他们的热爱和共鸣。
然而我们却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
现在的中国人怎样做到除了个人的爱情、亲情之外,还“有情可抒”?
现在的中国人怎样才能够重新建立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职业相关的“大我”认同?
阎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恰好相反,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不只是纪念一个阎肃,而是拥有千百个新的阎肃。
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要面临的困境,决不是少了几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那么简单,而是社会凝聚力的逐渐丧失。
阎肃和毛泽东(以及那个时代的很多文艺工作者)一样,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中国古典的文学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传统,是可以完美结合,形成新中国特有的大气磅礴而又明畅优美,扎根人民的文艺传统的。
今天的课题,是怎样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创作出更加丰富、深沉、激越,大气,而又让人不犯“尴尬症”的作品。
我相信,阎肃等同志所代表的新中国文艺传统,尽管并不是完美无缺、不可超越,或是无敌万能,包打天下的,却仍然是一份值得珍视的遗产,仍然能给我们巨大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