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丨在一个经济失败、民粹反噬的年代，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

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斯（Chemnitz）的卡尔·马克思纪念碑。图源：Matthias Rietschel/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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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经济失败、民粹反噬的年代，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我最近遇到的一位年轻女性提到，驱使她怒不可遏的并非纯粹邪恶的存在，毋宁说是那些有能力乐善好施的人或机构，最终反而与人为害。她的沉思令我想到了卡尔·马克思，他抨击资本主义的理据正是如此：与其说资本主义是剥削成性的，毋宁说它物化了人，并疏远了我们，哪怕它是一种相当进步的力量。

先前的社会制度或许比资本主义更具压迫性或剥削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才完全疏远了我们的产品和环境，严重脱离了我们的劳动，被极大剥夺了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哪怕一丁点控制权。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它进入技术封建阶段之后，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某个版本的卡列班（Caliban）或夏洛克（Shylock）： 一大群彼此隔绝的自我中的单体，他们的生活质量与我们的新奇机器生产的小物件的丰裕充足是负相关的。（卡列班，是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半人半怪的角色。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后人以之比喻贪得无厌、狠毒无情的人。——译注。）

本周，我将与许多其他政治家、作家和思想家一道，在伦敦的“马克思主义 2025 ”节上发表演讲。我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今天的年轻人如何清楚感受到马克思发现的这种疏离感的。但对移民和身份政治的强烈抵制麻痹了他们，姑且不提算法对他们的声音的扭曲了。此处，马克思可以重新进入，提出如何克服这一麻痹的建议：都是被时间之沙埋没的好建议。

以如下论调为例：生活在西方的少数族群理当被同化，以免我们最终沦为一个陌生人社会。马克思 25 岁时读到他尊敬的思想家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写的一部著作，其中论证了为获得公民资格，德国犹太人理当放弃犹太教。（奥托·鲍威尔，生于1881年，卒于1938年，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译注）

马克思勃然大怒。尽管年轻时的马克思没有时间关注犹太教，事实上没是有时间关注任何宗教，但他对鲍威尔论调的热情驳斥却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政治解放的立场是否赋予了要求犹太人废除犹太教和要求人类废除宗教的权利？...... 正如国家在...... 对犹太人采取基督教态度时传播福音，犹太人虽说是犹太人，但当他要求公民权利时，也是在从事政治行动。”

马克思在这里教给我们的诀窍是，如何将对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等人群的宗教自由承诺，与对阶级社会中国家可以代表普遍利益这一假设的全面拒绝结合起来。是的，犹太人、穆斯林，以及那些拥有我们可能不认同甚至非常不喜欢的信仰的人，都必须立即获得解放。是的，妇女、黑人和性少数群体必须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之前获得平等权利。但自由需要的远不止这些。

移民工人抑制了地方工人的工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这话题是另一个雷区，马克思在 一封1870 年写给纽约市两位同事的信中转而论及此事。关于如何应对当今世界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进而应对一些在反移民议题上中了招的左翼分子，这封信提供了精彩的线索。（奈杰尔·法拉奇，是英国议员，生于1964年，曾担任民粹主义立场的英国独立党党首，并组建英国脱欧党后将其重新命名为英国改革党。——译注）

马克思在他的信中完全承认，美国和英国的雇主蓄意剥削廉价的爱尔兰移民劳工，让他们与本地出生的工人竞争，并损害了劳工团结。但在马克思看来，工会转而反对爱尔兰移民并支持反移民叙事是自取其辱。不，解决方案绝不是驱逐移民工人，而是组织他们。而假如问题出在工会的软弱或财政紧缩，那么解决方案绝不能是把移民工人当作替罪羊。

谈到工会，马克思也有一些出色的建议提供给它们。是的，提高工资以减少对工人的剥削至关重要。但我们不要听信公平工资的幻想。要实现工作场所公平，唯一方法是消除一种非理性的制度，这种制度建立在工作但不拥有财产的人与拥有财产但不工作的极少数人之间严格分立的基础之上。

用他的话说：“工会作为抵抗资本侵蚀的中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它们通常没有将自己限制在反对现有制度影响的游击战中，而是也试图改变它。”

将现有制度改变成什么？一种基于 “一员一股一票”原则的新公司架构：这一议程能够真正激励那些渴望摆脱国家统制主义和由私募股权公司底线驱动的公司的年轻人，或者那些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他们供职的公司的部分股权的缺席所有者。

最后，当我们试图理解大科技、大金融和我们的国家悄悄将我们包裹其中的技术封建世界时，马克思的新颖之处闪耀其中。要理解为什么这是一种技术封建主义，一种比监控资本主义恶劣得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像马克思可能会的那样，思考我们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物件。我们需要将它们视为直接改变我们行为的资本或“云资本”的一种突变。我们需要理解令人惊叹的科学突破、神奇的神经网络和挑战想象力的人工智能程序如何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方面是私有化和私募股权资产剥离了我们周围所有的实体财富，另一方面是云资本干着用资产剥离我们的大脑的事情。

只有透过马克思的视角，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个人拥有我们的头脑，我们必须集体拥有云资本。

注：

作者生于1961年，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2015年短期担任希腊财政部长，著有《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本文原题“In an age of failing economies and a populist backlash, I’ll tell you what we need – Marxism”，由英国《卫报》网站发布于2025年7月3日。斜体字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译文有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