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来到普鲁士

　　宗教改革的风暴相继席卷普鲁士、立陶宛和波兰。波兰的罗马天主教会四面受敌：德意志人要求改革，立陶宛人怨恨波兰的主宰，东仪天主教会[1]渴望更多自治权，东正教仇恨天主教会，波兰天主教徒害怕上述的这些外族。波兰的天主教会几乎束手无策，难以应对。另外，教廷觉得中东欧是不重要的穷乡僻壤，可以对其置之不理，而让教会集中力量保卫教宗在罗马的自由（免受当地豪门贵族控制）、阻止西班牙人或法兰西人主宰意大利，以及协助神圣罗马皇帝在德意志镇压路德宗信徒，从而重新确立教会的权威。教廷如何帮助年轻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位：1519—1556）镇压他的各路敌人（此时包括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土耳其苏丹），与此同时还不能让皇帝变得太强大以至于威胁教宗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始终没有让人满意的解答。同样，教廷也找不到办法帮助波兰国王，直到反宗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士来到克拉科夫和维尔纽斯。

　　我们不能把故事讲得太快。宗教改革不是一夜之间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的，当时的人们在它刚开始的时候也预料不到它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中东欧和其他地方一样，宗教改革的先驱是贵族和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的文艺复兴文化。新拉丁文[2]标志着采纳文艺复兴思想和立场，而新拉丁文的中心始终是各级文书官衙，首先是国王们的文书官衙，然后是主教们的，而最高的榜样是教廷的文书官衙。在德意志，诸侯、骄傲的城市和雄心勃勃的高级教士互相竞争，争相赞助新的艺术、文学和文艺复兴时代的风俗。这个时代的欧洲人或许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的欧洲人都更欣赏光鲜的外表，所以创办和支持大学是更加不容争辩的证据，表明自己在智识上更优越。

　　萨克森首先把充满想象力但也有很强逻辑性的文艺复兴思想应用于政府管理。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学者鄙视出身高贵的官员及其效率低下的办事方法，向愿意倾听的君主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征收更多赋税和鼓励商贸的办法。萨克森统治者非常成功，以至于条顿骑士团选举身体羸弱的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3]为大团长，因为他们希望他能给普鲁士的经济和政府管理带来同样的魔力。

　　弗里德里希尽其所能，但这不足以逆转骑士团的衰败进程，不过他为后来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比如几年后萨克森的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马丁·路德提出的那种改革。但总体来讲，弗里德里希大团长的作用是间接的：他鼓励主教们往大教堂管理机关引进人文主义学者，并让他们尽可能自由地重组行政机构，从而改善各教区的经济和道德生活；他还聘请人文主义学者参照萨克森的蓝本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建设更高效、更公正的政府。

　　弗里德里希聘请的人文主义学者，首先包括他曾经的教师和莱比锡大学教授保罗·瓦特；然后是律师迪特里希·冯·韦特恩。他们设立了新的官职，把年迈的骑士从重要的行政岗位撤走；巩固了各修道院的财政，剥夺其部分收入给大团长调用；废除了某些社会阶层对立法的否决权；重新规定宫廷礼仪和规程；还在残酷无情的官僚斗争中将他们的保守派敌人都从普鲁士赶走。德意志团长去世后，弗里德里希的兄弟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设计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废除德意志团长这个职位，从而消灭继任德意志团长的人阻挠大团长的可能性。大家都可以猜到，这种计划在神圣罗马帝国很少得到支持。新任德意志团长组织了很多人反对变更传统习俗，而弗里德里希于1504年和1507年访问德意志，只能澄清这个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

　　外交政策同样火药味十足。战争阴云不散，各方磨刀霍霍，互相指责煽动战争。条顿骑士团并不刻意隐瞒自己的雄心壮志：摆脱对波兰王室的附庸关系，收复失地，甚至再次成为强国。而波兰国王及其谋臣开始商讨彻底消灭可恶的条顿骑士团的办法，或者至少煞掉它那臭名昭著的傲气。但国王很清楚，格奥尔格公爵的军队能轻松穿过西里西亚，进入波兰腹地，他会保护自己的兄弟。（很久以后，萨克森选帝侯“强壮的奥古斯特”会证明萨克森和波兰是多么近。）另外，波兰北部若发生战争，邻国都会注意到。但真正阻止骑士团和波兰王国动武而满足于焚烧村庄和偷窃牛群的因素，是战争的高昂开销。国王和大团长都没钱组建新的军队。国王无法说服议会批准征收战争税，因为议会代表不希望看到王权增长，以免他效仿条顿骑士团非常仰慕的那些德意志诸侯。

　　弗里德里希大团长于1510年末去世，这让骑士团又一次有机会在“全国”层面考虑新的思想。有一个提议是选举波兰国王为大团长。这个主意的始作俑者主要是波兰贵族和教士。他们会欢迎君主保持独身，因为那样就能保障波兰的选王制。国王愿意让他的后代考虑这种路线，但条件是教宗给他豁免权，允许他自己结婚！但条顿骑士团早就选好了自己的候选人：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安斯巴赫（1490—1568）。他出身德意志最重要的家族之一，但他的家族不够富裕，无法为全部八个儿子提供合适的生计。骑士团的利益和霍亨索伦家族的利益完美相符。

　　要让骑士团的人选得到普遍接受并非易事，尽管这个年轻人与波兰国王、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国王都是亲戚，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会也有极好的关系。骑士团在德意志和立窝尼亚的修道院都赞同让他当大团长（没有正式举行选举），于是阿尔布雷希特于1511年加入骑士团，并于同一天就任大团长。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当即表示在道义和政治上支持他，敦促他参加帝国议会和帝国的其他重要会议，并更多关注皇帝的意愿。1512年初，阿尔布雷希特在纽伦堡与皇帝会面，解释说，他在向皇帝宣誓效忠之前，必须先摆脱对波兰国王的依附关系。皇帝不准他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于是阿尔布雷希特立刻采纳了自己的前任的内政外交政策：想尽一切办法逆转两次托伦条约。但他追寻这个目标的手段与他的前任迥然不同。

　　阿尔布雷希特直言不讳地表示对禁欲生活没有兴趣。骑士团成员匆忙向他解释，普通骑士和神父必须认真遵守禁欲的规矩，但大团长是出身大贵族的高级官员，不必拘泥于这些细枝末节。他们说，他只需要牺牲婚姻的可能性即可，因为他的誓言要求独身，不是贞洁。如果教宗们可以公开与女人一起生活，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们可以公开炫耀自己的情妇，那么年仅二十一岁、受过世俗教养的德意志大诸侯凭什么非要理睬卑微修士的职责呢？

　　阿尔布雷希特比他的很多同时代人更清楚地明白，未来属于这样的君主：他们能控制自己的领土，压制爱争斗的贵族和不肯配合的议会，鼓励贸易和工业，让臣民越来越富裕并从他们那里征税，然后雇佣专业的军队，执行理性但大胆的外交政策，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简而言之，他是最早的专制君主之一，并且比其他很多君主都更有能力利用机遇，因为条顿骑士团的国家传统就是纪律和秩序（至少他们尊崇纪律和秩序，尽管这些理想在14世纪的光荣时代之后就没落了）。尽管最近几位大团长减少了骑士团内部的纷争，并重新控制了军官们，但仍然缺少足够的资源去建设专制国家，顶多只能上演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阅兵式和公共典礼（这些典礼既有宗教色彩，也有骑士精神）。毫无疑问，军官和骑士、主教及其教士、修道院长及其修士和僧侣、市民及其行会，以及骑士与其部队，能够创造一流的隆重排场。但有排场不一定代表有实权，阿尔布雷希特和很多同时代人不同的是，他渐渐学会了辨识这两者的区别。

　　年轻的阿尔布雷希特的谋划需要莫大的耐心。他首先要执行必需的改革，增强自己的权力；然后等待机会来行使权力。起初他依赖波美萨尼亚的“铁主教”希奥布，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之一，波兰君主及其高级教士也注意到希奥布多么尊重传统并且温和。但在1515年，阿尔布雷希特受到了迪特里希·冯·舍恩贝格的影响。他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年轻江湖术士，专攻数学、天文学和占星术。年轻的大团长始终关注最新的文化潮流，开始热情洋溢地倾听舍恩贝格的占卜。他还和舍恩贝格一起在夜间搞一些不道德的厮混。阿尔布雷希特终于摆脱了神父和年长的虔诚骑士的陪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至少是在柯尼斯堡的条件许可之下。舍恩贝格还说服了他，现在是时候插手外交事务了；现在既然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4]（在位：1506—1548）即将与莫斯科大公国的瓦西里三世（在位：1505—1533）交战，阿尔布雷希特可以利用普鲁士位于立陶宛后方的战略位置。舍恩贝格去了莫斯科一趟，带回了与瓦西里三世的条约，它承诺给骑士团一笔金钱，条件是骑士团出动足够强大的军队牵制波兰军队，甚至打败和重创他们。随后舍恩贝格运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诱骗普鲁士议会，煽动代表们的好战情绪。他生动而详细地描绘了波兰的计划（大部分是他捏造的，少部分是夸大其词，但包含一定的真实信息，所以能让人信服），说波兰政府要求骑士团的一半骑士必须是波兰人，还要向骑士团施加波兰模式的暴政，结果必然是贫困和农奴制扩展到相对繁荣的几个普鲁士省份。普鲁士的市民和骑士不完全是傻瓜，但他们知道波兰贵族和高级教士对波兰造成了多大损害，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最粗陋的宣传和种族偏见。

　　这些活动自然瞒不过齐格蒙特一世，阿尔布雷希特也不想瞒着他。只有大家普遍承认他是可以改变各大势力之间平衡的人物时，阿尔布雷希特才会提出要求，收复骑士团在110年前享有的土地和权威。这当然需要一种崭新的统治者，而不是过去的那些虔诚而忠诚的大团长，他们服从神圣罗马皇帝的命令，结果让骑士团从一次灾难走向另一次。阿尔布雷希特或许并不比他的前任更聪明，甚至可能也不如他们狡猾，肯定不如他们勤奋，至少他年轻的时候不勤政。但他拥有一种气场，他明白自己超越传统和通常的规矩之上。骑士们敬畏他的高贵出身和教养。他有一种精巧的权威气场，不容置疑地自信有权作出评判和发号施令。他有一种姿态和腔调，让地位较低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他的优越。前任大团长没有一个会考虑组织比武大会，更不会想要参加比武，而阿尔布雷希特于1518年在柯尼斯堡组织了一次比武大会，不仅参加骑士长枪比武，还参加了团队混战比武。

　　新任大团长的冒险政策让外交界的高层重视他，但他的计划不切实际。只要处于和平时期，阿尔布雷希特就可以拉虎皮作大旗，摆出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姿态，让德意志团长对他的各种计划和谋略肃然起敬；但1519年波兰-立陶宛和莫斯科大公国之间爆发战争后，他得知俄国人承诺的资助不能到位，所以他没钱支付军饷。帝国也不伸手帮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更希望波兰帮助他自己的冒险，而不愿意救援大团长。由于阿尔布雷希特的政治误判，他越是努力逃脱自己的问题，他的处境就越岌岌可危。柯尼斯堡的防御工事的确在最后关头迫使波兰军队退却，战争初期丢失的大部分土地也收复了，但他的全部希望在于德意志团长招募并带到边境的一支大军。1800骑兵和8000步兵穿过勃兰登堡，前往但泽。雇佣兵在那里等待大团长和他的军饷，却是白等。阿尔布雷希特来不了，因为波兰军队封锁了维斯瓦河上的渡口，但泽战舰在海上巡逻。并且，他囊中羞涩，无法支付军饷。最后这些雇佣兵回家了，肯定逢人就说大团长是个不靠谱的雇主。

　　齐格蒙特一世若不是在南方忙碌而抽身不得，阿尔布雷希特现在就该完蛋了。但波兰国王只能抽出很少兵力去普鲁士。这些兵力不足以长时间遏制骑士团的军队。大团长的军队蹂躏王室普鲁士，收复诺伊马克，并担心波兰军队出现。波兰人终于来的时候，还带来了鞑靼人、波西米亚雇佣兵和优秀的炮兵。但他们兵力不足，无法攻克阿尔布雷希特的要塞。但大团长知道如果波兰人派强大的军队北上他就完了，并且他看到自己新征服土地上的臣民早就赤贫，无法为他的军队提供粮草，也无力纳税，于是主动在1520年末签订停战协定。舍恩贝格前往德意志，为查理五世作战，死在帕维亚战役（1525年）中。舍恩贝格没办法像迷惑阿尔布雷希特那样迷倒皇帝。查理五世要处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他需要对付土耳其人、法兰西和新教徒，没时间也没精力为了遥远而不足道的普鲁士与波兰君主发生冲突。

　　罗马天主教在东普鲁士消亡，一点都不让人意外。阿尔布雷希特于1522年访问纽伦堡，向神圣罗马帝国诸侯请求金钱支援，白跑一趟。但他显然在那里受到了路德教义的很大影响。1523年初，马丁·路德专门向条顿骑士团发表声明，“请求条顿骑士团的领主们停止虚假的守贞”。新教对骑士团成员施加影响并不难。条顿骑士们（现在数量比以前少了）长大成人的那个德意志经常因为教会的腐败而发生动荡。他们理解路德的抗议涉及的问题，对教廷的道德败坏也不满。并且，他们也懂得腐败是怎么回事。教宗克雷芒七世任命一位主教到波美雷利亚任职，他却不亲自到任；教宗还提名自己的亲戚当这个主教。这些都让骑士团成员深切感受到教廷的腐败。阿尔布雷希特或许认识到了舆论风向，也肯定关心教会腐败的问题，于是采取措施，让骑士团成员为改革做准备。1523年圣诞节期间，大团长还在德意志的时候，允许路德宗的传道者到他位于柯尼斯堡的宫廷布道。

　　这不是虚伪。曾经是愣头青的年轻统治者通过严酷的经验，学会了虔诚。他年轻时的罪孽不仅给他自己，还给他的无辜臣民带来了灾难。阿尔布雷希特显然决定将余生用于为自己早先的愚蠢和鲁莽赎罪。但和更早年代的悔罪者不同，他从来没有考虑退隐到修道院去祈祷和忏悔。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的统治者斟酌了自己可能走的路线，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纠正骑士团地位的根本缺陷。正是这种缺陷让普鲁士遭受了一个世纪的外敌入侵和内乱。骑士团的缺陷就是它的世俗职责和宗教职责笨拙地混合在一起，让它大于一个宗教修会，却小于一个主权国家。

　　大团长静悄悄地试探，假如他像北德的很多主教一样追随路德的教导，并将他的普鲁士土地世俗化，他的邻国君主会作何反应。他在德意志期间，新教牧师已经在普鲁士执行了新教改革的基本工作：他们在礼拜中使用德语，开始唱赞美诗，并废除了朝圣和圣徒崇拜。这是非常务实的改革，迎合了公众对当前教会状况的普遍不满，但没有涉及方法论或神学。那些方面的改革是后来的事情。随着普鲁士的僧侣、修女和神父放弃独身的誓言，难免有传闻说大团长也打算放弃誓言，结婚成家，并成为一个世俗国家的统治者。这些传闻的核心是，大团长放弃了教士生活，结了婚。

　　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无人为此愤怒。教宗和皇帝当然警告他不要这么做，他的勃兰登堡亲戚也不赞同，但普鲁士的骑士、各城市和贵族决定性地支持他改信新教、结婚并将骑士团国家世俗化，波兰国王也同意了。骑士团国家的世俗化是一石二鸟，解决了两个问题：没收剩余的教会财产能让大团长偿清债务；并且东普鲁士可以被纳入波兰王国，让它与波兰国王建立和平的、互相之间没有威胁的关系。1525年4月10日，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在克拉科夫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19世纪波兰民族主义画家扬·马泰伊科的油画让这个场景不朽。这也是最伟大的波兰油画之一。

　　西普鲁士当初被吸纳进波兰国家的时候就保存了很强的独立性，而东普鲁士如今融入波兰国家的程度更低。公爵维持自己的军队、货币和议会，并且有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行政体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之前的法律仍然有效。一些头衔得到修改。路德宗改革对东普鲁士的影响最深远。

　　1526年，阿尔布雷希特与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在位：1523—1533）的长女多罗特娅结婚。丹麦人专门为波罗的海沿岸的各个德意志邦国的君主提供配偶。东普鲁士是丹麦人在该地区联姻政策的最后一环。阿尔布雷希特有了一位强大的保护者和一些身居高位的姻亲。弗雷德里克一世也是当时最重要的路德宗统治者。

　　德意志的天主教诸邦对此发出愤怒的咆哮和谴责，新教邦国则高声喝彩，但普鲁士很平静。少数年纪太大或者不愿意承担世俗骑士职责的条顿骑士，以及那些坚守天主教信仰的骑士，去了梅尔根泰姆[5]，投奔德意志团长。他将他们分配到自己的各个修道院和医院。留在普鲁士的骑士得到封地或官职。其中一些人结婚成家，成为后来勃兰登堡-普鲁士有名的容克阶层的一部分。但总的来讲，贵族阶层的构成变化很小。有一个大的变化是贵族对农奴的权威。东普鲁士成为世俗国家之后，贵族对农奴的权力增强了很多。但贵族和市民没有获得按照《克拉科夫条约》他们期待的那种政治影响力。1525年的农民大起义是因为自由农民听到谣言，说新领主要把他们变成农奴。阿尔布雷希特轻松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此事严重撼动了贵族和士绅的自信，于是他们在此事和其他所有事务中都仰仗公爵的领导。

　　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很快放弃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努力，于是获得了皇帝的原谅。将来如果波兰国王对普鲁士公国提出过分要求，它就可以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保护。但查理五世远在西班牙，或者忙着对付路德和土耳其人，所以不可能有时间仔细斟酌普鲁士这样的小地方的小事。但在1526年，皇帝看到因为自己没有采取行动，东普鲁士改信了新教，于是向立窝尼亚团长及其领地授予帝国诸侯的地位。1530年，查理五世任命德意志团长为新的大团长；从此条顿骑士团要为哈布斯堡皇朝的政治蓝图服务。

　　除了新教思想可以更轻松地在各城镇传播，王室普鲁士没有受到东普鲁士政府世俗化的影响。王室普鲁士的人民已经自认为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不过有自治权并且说德语，有权独立地做宗教方面的决定。市民欢迎和平，也欢迎路德改革的传播。这样的话，不仅普鲁士在宗教和文化上统一成为可能，而且商人和士绅阶层也有机会去控制宗教领袖，而这些宗教领袖是很多城市和大部分乡村的名义上的统治者。

　　很多原本可能反对路德宗改革的人因为农民起义的更可怕前景而闭嘴了。1525年，普鲁士多个地方爆发农民起义，效仿德意志的农民战争，这让很多人清醒地认识到，扫清地方性教会和修道院的长期弊端不是最糟糕的变革。1526年但泽的起义进一步证明，骚乱已经蔓延到城镇的下层阶级。在这种时候，上层阶级没有必要为了宗教而争吵。大家自己过好日子、不要管别人信什么教，是唯一务实的政策。

　　阿尔布雷希特并不认为自己是叛徒或者扰乱教会团结的人。很多年后他还继续与罗马通信，并尊崇教宗为教会领袖。普鲁士教会与罗马的正式分道扬镳是后来的事情，也是诸多不可避免的步骤之一。我们很容易夸大普鲁士的变革的性质。1525年，新教的确立是一种改革，受到很多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的赞同和欢迎，因为他们觉得别无他法。不到一年时间，齐格蒙特一世就可以为自己的高瞻远瞩而喜悦了。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在位：1516—1526）在摩哈赤战役中阵亡，土耳其人占领了匈牙利的大部分。年轻的国王战死，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继承了匈牙利的剩余部分和拉约什二世对其他几个王国的主张权。斐迪南后来成为皇帝。波兰人现在三面都有强敌，东面是莫斯科大公国，南面是土耳其人，西面是哈布斯堡家族，所以齐格蒙特一世至少不用为北方担忧，已经很幸运了。

　　与此同时，皇帝在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可以调用条顿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大量资源。他不会为了北方的事务干扰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简而言之，普鲁士土地的世俗化似乎对所有人都有利。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谁要是提议立窝尼亚效仿普鲁士也搞世俗化，就必然陷入激烈的争吵。

　　[1]东仪天主教会是起源于中东、埃及、东欧以及印度的二十三个服从罗马教宗的教会，分别保有自身的悠久传统。与西方天主教不同，但与东正教相似的是，东仪天主教会允许有婚姻伴侣的男性担任神父。但如果离婚或是成了鳏夫，神父和执事不能再婚，除非他们不再当神父和执事。

　　[2]新拉丁文也称现代拉丁文，是约1375年到约1900年在创作、学术和科学著作中复兴使用的拉丁文。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作家因不满中古拉丁文脱离古典拉丁语的发展，以古典拉丁文为范式发展出较规范和纯洁的新拉丁文。现代动物学、植物学和其他科学的术语大量使用新拉丁文。

　　[3]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1473—1510）是萨克森公爵“勇敢的”阿尔布雷希特三世与波西米亚国王杰布拉德的伊日之女的儿子。他的哥哥娶了波兰国王扬·阿尔布雷赫特的女儿。所以条顿骑士团选举他为大团长，部分原因是为了借助姻亲关系缓和骑士团与波兰国王的关系。

　　[4]他是卡齐米日四世的儿子。

　　[5]梅尔根泰姆在今天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1526至1809年为条顿骑士团总部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