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什么是新疆“三区革命”？如何评价“三区革命”？

新疆的“三区革命”，是在盛世才施行“反苏反共”，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经济盘剥的反动政策逼迫下，在苏联的策动组织下发生的一场革命风暴。

不过，受限于时代局限性，在这场旨在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也一度出现了分裂祖国、“反汉排汉”的严重错误。但在我党和当地各族进步知识分子们的共同努力下，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三区革命”？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新疆三区革命历史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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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的新疆

辛亥革命后，杨增新（1864—1928）主政新疆。坦诚说，在他主政新疆期间（1912 1928），新疆政局基本维持着稳定的局面。1928年，杨增新在省城迪化（乌鲁木齐）遇刺身亡，政务厅长金树仁（1879—1941）被推举为省主席。但在他主政期间，政府日趋蛮横腐败，民族矛盾愈演愈烈，新疆政局进入了动荡期。

杨增新和金树仁

1931年2月，哈密回王府官员和加尼牙孜（1889—1941）联系西北回族军阀马仲英（1908—1937）军进入新疆，旨在共同对付金树仁。

1933年2月，穆罕默德·依敏（汉名毛德明，？—1964）发起墨玉暴动并攻下和田，成立了所谓的“伊斯兰教王国”；同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1883—1934）在英国的支持下，在喀什成立了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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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割据政权”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1934年2月，被金树仁击败的马仲英，率军轻松摧毁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同年7月，又轻松摧毁了所谓的“伊斯兰教王国”。

《马仲英逃亡记》中文版封面

1933年，迪化发生“四·一二” 政变，金树仁被推翻，盛世才（1892？—1970）接管新疆。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他采取了“全面亲苏”的“外交”政策；对于苏联而言，新疆能存在一个稳定的“亲苏政权”，也是非常符合自己实际利益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合作”。

苏联从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等各方面援助盛世才，助力他剪除政敌，稳定政权；作为交换，盛世才不仅给予了苏联贷款、派驻顾问等权利，连对外（包括南京政府）交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官员任免，都必须告知苏联驻迪化（乌鲁木齐）总领事兼全权代表。至于羸弱的国民政府，对苏联在新疆的各个领域的强力渗透，根本无能为力。

盛世才政权的“六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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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的“骚操作”

客观地说，苏联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新疆政局的稳定、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让新疆成为了我党与苏联（共产国际）来往的战略要地——大批我党干部来到新疆展开工作，在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缺乏准备的苏联在初期损失惨重，已无法再给予盛世才有力援助。可尽管如此，苏联从未打算放弃在新疆的特权和对当地事务的干预，这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满。

惯于投机的盛世才，在国民政府的威胁利诱下于1942年8月下旬“倒向”国民政府，并开始实行“反苏反共”政策。

我党在新疆的党员干部及家属、子女全部被逮捕入狱，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为代表的干部均被其杀害；苏联驻疆的专家和顾问也被尽数“清退”，连驻守在哈密的苏联红军第八团也不得不在1943年4月撤回苏联境内。一言概之，苏联和新疆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宣告中断。

新疆发行的“建设公债”（via 孔夫子旧书网）

对新疆各族人民而言，双方“断交”的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

盛世才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后，一次又一次地炮制 所谓“阴谋暴动案”，不仅各地的共产党员们受到戕害，即便是各少数民族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代表人物们，也惨遭波及。如维吾尔族的包尔汗和阿合买提江、哈萨克族的艾林郡王和沙里福汗亲王、回族的大阿訇马良骏、锡伯族的著名学者广禄等人，都遭遇到了官方的强制拘禁。

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统计：“被逮捕监禁者，先后在十二三万之众，瘦死狱中及暗中屠杀者六万人以上。” 考虑到新疆文化多元的大背景，对少数民族群众和宗教人士的侮辱迫害，严重伤害了各族人民的感情。

人群聚在城门口听故事（摄于1943年）

另外，因为苏新贸易的中断，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茶叶、布匹、食糖、肥皂、石油、火柴等供不应求，物价飞涨，但本地各族农牧民生产的农牧土特产品却无人收购，断了销路。因此，各族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

但是，盛世才及其亲信仍然以各种名目强取豪夺，横征暴敛。如1943年3月，他要求新疆产马地区（主要为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捐献军马1万匹，无力献马者，“将马折价每匹须缴700元新疆币”，限一个月内交齐；同年5月，又要牧民制作毛口袋片（做马鞍面用），牧民苦不堪言。一言概之，以“三区”为代表的新疆各地，已经燃起了“反抗新疆官方政府”的火种。

盛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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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缜密布局”

1944年8月19日，众叛亲离的盛世才辞去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的职务。很快，国民政府任命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1884－1959）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不过，摆在吴忠信眼前的，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当时的新疆，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官民矛盾都十分尖锐。吴忠信认为，新疆矛盾的“病根”是“极权暴政导致的窒息病”，因此提出“（政府）要以三民主义为行动指南”，“增进宗族互信、保障信教自由、绥定地方以安民居，维持币信以利民生”的“治疆办法”。

不过，新疆的实际情况远比他预想得复杂和残酷得多。因为在苏联的“缜密布局”下，当地少数民族的暴动倾向已经无法逆转。原因很简单，从1943年开始，苏联就采取了多种方式，在新疆展开了一系列的谋划活动。

反映20世纪30年代新疆乱局的漫画

1） 散发关于民族、宗教认同的传单和手册

实际上，早在1943年8月，新疆当局就在喀什查获了苏联传单及小册子，文字“均系苏联柯文，间有哈、维语文，绝非喀什印刷者”，内容以“诋毁本省当局，挑拨各族仇视汉族，反对政府”为主。

农民在耕地（摄于1943年）

即便在盛世才下野后，新疆各地依然不断出现类似的传单及宣传册。

维吾尔族学生在上课（摄于1943年）

2） 组织民族、宗教团体和组织

在苏联的刻意“引导”下，新疆多个地区均出现了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团体组织，宣传“泛突厥主义”和“建立独立穆斯林国家”的思想。1944年4月，在伊犁成立了包括12名核心成员，直接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领导的“伊宁解放组织”。

3） 鼓动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民参加暴动并移民苏联

数据显示，1944年8月7日和12日两天，就有阿山区哈巴河县牧民约8000人，携带大量牲畜，经萨斯和哈拉哈巴一带逃往苏联。驻苏大使傅秉常就此事曾向苏联提出遣返要求，但为对方所拒绝。

维吾尔族农家（摄于1943年）

4） 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体进行“亲苏”宣传

苏联利用开设在迪化的国际书店，“以廉价方法，大量倾销以伊斯兰宗教为号召之宣传刊物，致使无知中民趋之若鹜，日有五六百人拥购。”

以乌兹别克出版的《东方公理杂志》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书籍，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其中，《东方公理杂志》就是“宣扬苏联境内维族人民生活如何富裕、苏联如何保障宗教，并宣传民族思想与民族自由解放。”

苏联认为，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民族而言，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是动员“暴动”的利器；对于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蒙古族、满族等）而言，民族主义同样也能起到动员的作用。

不客气地说，在苏联强大的传媒机器的带动下，新疆的民族矛盾一度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牧民放牧（摄于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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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革命”的前哨：巩哈首义和伊犁暴动

在苏联的支持下，伊宁“解放组织”和塔城“战斗小组”均具备了比较强悍的战斗力。与此同时，从新疆撤出的苏联红八团，一直驻防在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河附近候命，并做好了随时加入战斗的准备。

当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苏联采取了多个重要的举措，为伊犁暴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首先，苏联在阿山（今阿勒泰）和蒲犁（今塔什库尔干）支持当地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 以吸引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注意力和军事力，为巩哈暴动创造有利条件。

阿山哈萨克族人民群众反抗盛世才政府的武装暴动，起始1940年2月，导火索就是对以艾林郡王、沙里福汗亲王等上层人士的关押和迫害以及对当地牧民枪支的收缴运动。

到了1943年，当地反抗势力先后得到了苏联和外蒙古的援助，规模日益壮大。因此，盛世才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放在阿山，遣重兵近万人（大部分是战力不俗的正规军）集中于阿山、奇台、迪化一带。

阿勒泰风光

1944年7月，由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1902—1949）领导的由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组成的游击队，从苏联境内返回蒲犁，与当地的地方武装汇合成为一支战斗力不容小觑的武装，吸引了盛世才在南疆的注意力。

与阿山和蒲犁相比，伊犁的局势“看起来比较平稳”，这就给盛世才造成一种错觉，即“伊犁不会发生大的问题”。

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族，2012年，吉尔吉斯斯坦为他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

其次，苏联在外交上施加压力，迫使国民政府撤销盛世才职务，为巩哈暴动提供有利的时机。

1944年6月上旬，斯大林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时，两次强调免除盛世才职务对改善苏中关系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国民政府只要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当地局势自会平息。

6月18日，华莱士在重庆将斯大林的“建议”转告给蒋介石，迫使其下定调离盛世才的决心。1944年8月12日，蒋介石告知吴忠信接替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8月14日命朱绍良飞赴迪化，劝盛世才辞职离开新疆。

1943年8月29日，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在朱绍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乌鲁木齐）“宣慰”

恰在此时，在苏联阿拉木图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的帕提赫·莫斯里莫夫（1900年－1980年））等七人按照苏联的指令，从霍尔果斯越境到巩哈县（今尼勒克县）境内的乌拉斯台山区建立游击队，并于8月17日发动了暴动。

考虑到当时新疆政局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国民政府在当地立足未稳，对各方面情况不熟悉，不可能对巩哈暴动采取有效的措施。10月7日，乌拉斯台游击队顺利攻占了巩哈县城。

尼勒克县自然风光

第三，巩哈暴动吸引了国民政府在伊犁地区的主要兵力，给伊宁暴动制造了机会。

巩哈暴动发生前，国民党在伊宁的兵力约有2500人左右，装备很差，战斗力较弱，分散驻扎在当地的多个重要据点。乌拉斯台游击队攻占巩哈县城后，国民政府急忙从伊宁调兵合计1600余人予以镇压。11月3日，国民政府重新夺回巩哈县城。不过，国民政府无疑中了游击队的“调虎离山之计”。

第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给国民政府的行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伊犁的东南北三面处于天山山脉的环抱之中，只有西面的开阔地与苏联接壤，两地交通极其便利，苏联进行援助十分方便；但对国民政府而言，进攻伊犁不得不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行动极为不便。

另外，新疆的11月已经属于严冬期，各山口的气温常在零下35°—零下40°之间。从内地调来的国民党官兵人生地不熟，衣装单薄，不耐严寒；反观当地的少数民族游击队员和群众，不仅人地两熟，还备有御寒的皮衣、皮帽和毡靴御寒，又有马匹骑乘。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根本不利于国民党军队展开有效进攻。

伊犁风光

11月4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派人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指示他们于11月6日兵分三路，绕道进攻伊宁城（伊犁首府）。11月7日（苏联国庆日）凌晨，伊宁发生暴动。

城内以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从苏联带回的武装队伍为骨干，大批少数民族群众也加入了进来。11月12日，残存的国民党军警及其家属与汉族群众，被迫退出了城区。在控制了伊宁城区后，“伊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三区革命”的大幕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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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革命”的全面胜利

在苏联的帮助下，临时政府组建了正规的“民族军”，结束了游击队的发展阶段。这支民族军在组建之初，总兵力约1.5万人，以骑兵和步兵为主，也有少量的炮兵。

他们按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实行军衔制和一长制，设政治工作机构，另设“宗教副团长”一职，专门对官兵进行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并组织宗教仪式。

简单地说，这支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大多数为农牧民出身；中上级军官中大多数为旧封建上层分子，其中有不少“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至于高级军官，大多数是俄罗斯人，有的是从苏联派来的军官，有的是侨居新疆的俄罗斯人。

新疆“民族军”

不久，民族军便向塔城、阿山、南疆等地发动了全面进攻。在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民族军于6月初拟定了中、北、南“三线作战”的军事计划。

1）中线——进攻精河和乌苏。1944年4月起，民族军对驻守精河、乌苏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并派出骑兵游击队从精河、巩哈等处的山口袭击精河—乌苏—沙湾的国民党公路交通线、通讯联系和桥梁。

2）北疆——进攻塔城和阿山。在进攻精河、乌苏的战事呈对峙状态下，民族军留部分兵力牵制精河、乌苏之敌，调派重兵开启了攻占塔城、阿山地区的战斗。待得手后，再从西北两个方向总攻精河和乌苏。

3）南疆——进攻阿克苏和蒲犁。由阿巴索夫等率骑兵游击队进攻阿克苏，切断焉耆和喀什之间的联系；另派一支游击队绕道苏联进入蒲县，切断喀什、和田之间的联系，牵制南疆的国民党军队，保证伊犁的安全和中线作战的胜利，并占领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南疆重镇，将三区革命从北疆扩展到南疆。

攻占塔城和阿山的战斗，是从1944年7月份打响的。民族军同在塔城地区作战的游击队汇合后，于7月31日占领了塔城。稍作调整后，民族军进入阿山地区，同当地武装力量汇合，先后攻占了布尔津等地， 于9月6日占领承化县城（今阿勒泰市）。

电影《孤女恋》中的新疆民族军形象

在民族军攻占塔城、阿山区的同时，对乌苏和精河的总攻于8月下旬全面开启。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空军、重炮和装甲车部队也参加了战斗。9月8日，民族军攻占乌苏，切断了精河国民党军队的退路，精河守军被尽数全歼。

进攻阿克苏的民族军队曾攻占拜城、温宿县城，并两次围攻阿克苏城。进攻蒲犁的民族军与当地游击队汇合后，一度逼近英吉莎、疏附、莎车，并占领叶城和泽普等县城，完成了牵制在南疆的国民党兵力、保证伊犁安全和中线战事胜利发展的战略任务。后来，这支军队主动撤回了伊犁。

截止至1945年1月底，游击队几乎全面歼灭了伊犁境内的国民党武装力量，统一了除精河外的伊犁全区。到了9月，民族军已将战线推进到仅距省城迪化（乌鲁木齐）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此时，迪化的国民党军队只有6个营的兵力。倘若三区民族军乘胜进击，迪化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总而言之，经过攻战塔城、阿山，特别是乌苏、精河战役的缎炼，民族军的发展得更为强大，不仅建立了正规化的骑兵、步兵和炮兵部队，而且有了少量的装甲车和飞机，军事上达到了鼎盛时期。

另外，三区政府在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建立了专署，在25个县建立了县政府，辖区达28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70余万。

电影《孤女恋》中的新疆民族军形象

1945年10月17日，国民党政府和三区政府的代表开启了和平谈判。1946年6月6日，双方签署了《和平条款》，7月1日成立省联合政府。坦诚说，三区革命的胜利，本质上是军事斗争的胜利。那么问题来了，民族军取胜的关键是什么？学界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盛世才对新疆各族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三区革命爆发后，得到了当地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支持保证了兵员、粮食、被服的供应和枪弹医药的输送。

相反，国民党军队根本得不到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从内地调来的军队人地两生，不了解新疆的情况，不耐严寒，新疆公路运输线长，供应跟不上，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在苏联的指导帮助下，民族军不仅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还能在战争发展的每一阶段均能制定出正确的军事计划。相反，受各方面因素制约的国民党军队，准备不足，仓促应付，最终被各个击败；军事指挥笨拙，失误百出，处处被动。

电影《孤女恋》剧照

第三，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力援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伊犁暴动前，在阿山、蒲犁等地发生的武装斗争，几乎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巩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等7人，都是在阿拉木图接受军政训练后，被苏联派回乌拉斯台山区发动巩哈暴动的。

领导伊宁暴动的“伊宁解放组织”，是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一手建立的；伊宁暴动在城内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在苏联受过军事训练、由阿列克山德洛夫和阿巴索夫带回的一支60余人的精锐武装；从外围返回伊宁，由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率领的200余人的骑兵游击队，也是长期在苏联接受军事训练的。这三支游击队都是伊犁暴动的主力，也是组建民族军的骨干队伍。

伊犁暴动发生后，苏联派出了两个军事顾问团，主持军事计划的制定和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在一些重大的战斗战役中，苏联军队甚至直接参战，起到了“扭转战局”的作用——例如攻克绥定和惠远的战斗和乌苏、精河战役中，都能看到苏联红军的身影。

电影《孤女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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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革命”的历史局限性

三区革命，固然是旨在反抗国民党政府压迫，要求改善各族人民政治、经济地位的革命。但在革命初期，因为参加革命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因此“民族军”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犯下了不少“致命错误”。

简单地说，在1944年至1946年这段时间内，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权一度掌握在封建宗教上层人士的手中。他们中的不少人，凭借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大肆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推行了一系列带有“反汉”、“排汉”等严重地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破坏祖国统一的行动。

艾力汗·吐烈，后来被苏联软禁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最终在当地病死

1944年10月，以艾力汗·吐烈（1885—1976）为首的反动宗教上层人士篡夺了革命领导权。1945年12月15日，他宣布将“临时政府”改名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并在《和平条款》即将签署时，一度要动用卫队消灭革命力量。

这些宗教上层人士，频繁在群众集会等公开场合发表分裂祖国统一、反汉排汉的演讲。在宗教狂热和狭隘民族偏见的驱动下，很多少数反动分子、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以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大肆“反汉排汉”，抢劫汉族百姓财物和杀害汉族平民的恶行事件，更是时有发生。

《张治中回忆录》中如是写道：“这次伊宁事变也未能例外，三区汉人被杀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下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了”，“阿合买提江对我（张治中）说，如果放任这些极端分子去干的话，恐怕一个汉人也剩不下来”。

张治中将军和三区民族军将领合影

对此，三区革命的进步力量和各族人民群众进行了抵制。特别是在1946年6月和平谈判条款签订后，伴随着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思想日趋成熟和力量逐步壮大，革命最终走向了正轨。

1949年5月20日，阿巴索夫在《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深刻检讨了过去民族政策的错误：

“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没有顾及统治民族中有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因而未分清统治民族内部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以产生了一种将国民党反动派与整个汉族看成一体的错误，以至到现在少数不良分子还对汉族采取敌视的态度，甚至抢占汉人财产，拒还债务，以至威胁生命，不顾汉人在法律上的权利”。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与妻子

1949年5月25日，阿合买提江在《民主报》（汉文）发表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某些错误》的署名文章，针对三区革命前期发生的错误，进行了坦率的自我批评：

“（三区革命前期）曾把全体汉族人民同国民党强盗等同起来，把全体汉族人民同撮腐败的国民党汉族贪官污吏、匪兵和警察混淆起来，而认为所有的汉族人都是敌人，结果，我们便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我地打击和枪杀了自己的朋友；而比国民党任何反动官吏还要凶恶得多的那些本民族的死敌——民族败类，却受到了我们的保护⋯⋯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不正确的政策。”

一言概之，我们不仅要理性看待三区革命前期所犯的民族分裂及民族迫害的严重错误，也同样应该看到三区革命后期，相关领导人们的主动纠错的举措。

阿合买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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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阿合买提江等人日益增进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他们也将三区革命的前途，同解放战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1949年4月8日，阿合买提江在引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内容以后指出：

“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推行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主张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因此，三区人民应对目前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战争所导致的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予以高度关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新疆今后的命运。”

三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部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宣告覆灭。6—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

在6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解放军）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美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

7月11日，苏联得知美国正在策动“西北五马”在新疆建立所谓“伊斯兰国”的消息后，马上向刘少奇建议：“新疆有三区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对抗，中共可先派人去联络，再命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可提前解放新疆。”

7月25日，刘少奇将毛泽东的回电转交斯大林，即“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简言之，双方就解放军进军新疆“如何与三区建立联系”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三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部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回国，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带3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从莫斯科出发顺利抵达伊宁。

经苏联方面安排，8月17日，邓力群正式会见了阿合买提江、伊斯哈拜克以及阿巴索夫等人。次日，毛泽东主动给阿合买提江发出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方面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对方的积极且热情回应。

三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图片墙

不幸的是，阿合买提江等人在乘苏联的飞机飞往北平途中，于8月27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地区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11月22日，毛泽东在致新盟中央的唁电中表示了深沉的哀悼后指出：“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20日进驻省会迪化，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

三区革命的进步力量，为我党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我党的培养下，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为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胡日查；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在此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