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如何看待‘藏富于民’。

上次说了，保守主义作为右翼谱系的代表流派，实际上是不承认中国（大陆）的那些政府唱反调的人属于右派的。

大家说的公知，汉奸，反华分子，在保守主义的学术逻辑下，都是泛左翼激进主义。只不过中国青年人的脑子里，左派已经和共产主义挂钩了。其实共产主义属于左，但全球左翼并不唯独共产主义这一种左，甚至可以说，全球大部分左翼思潮，其实都是和反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甚至是否定共产主义的。比如美国现在社会主流思潮，就是白左激进主义。它们就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国模式。

中国的很多汉奸型公知，比如袁某飞，罗某浩，基本上都可以归类极左谱系里。为网友诟病的方某子，别看他的笔名来自于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但他其实是反基督教起家的。他的脑子里，一切宗教和中医，都是神棍骗人。这样的人，不就是文革里的打到一切牛鬼蛇神的小将做派吗？

所以我当年就预测，方某某，袁某某，罗某某等公知的崛起，意味着社会阶层流动太快了。这些公知的退潮，则意味着社会保守力量开始修正过度的阶层流动。

今天再说说另一个有经济类的话题。就是所谓的右翼，说的藏富于民问题。

这个藏富于民，保守主义其实也不是很赞同的。

货币财富其实对社会运行，存在一个宏观层面的规律——流财固债。也就是货币财富对社会最佳状态，既不是都掌握在官府手里，也不是都藏富于民，而是流动起来。真正沉淀（存起来）的货币，其实对社会经济而言和负债一样，是负面的作用。

货币是经济血液，血液最健康的状态是不断流动。血液不流动了，藏（淤积）在哪里都有问题。

社会经济最健康的状态，是利用货币财富的流动，不断维持社会肌体的新陈代谢。

像明朝的社会危机，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间投资渠道很小。白银流入是流入，但流入以后，整体都是沉淀的。按照明朝儒家说的，就是藏富于民了。所以明朝后期社会崩溃的很快。而魏忠贤之所以可以算明朝历史上唯一有可能拯救危机的人，就在于魏忠贤执政时期，是开放民间投资的。那些妓院老鸨子，屠户，伐木工，都是自发给魏忠贤立生祠的。为什么？因为魏忠贤利用权势，打击了东林党官绅集团党投献制。

什么是投献制？说白了，就是一种投资领域的政治特权。你没有科举功名（特权）的人，想要投资，有高额税收和进入门槛，还有政府的刁难。只有把投资挂靠在政治特权群体——科举人员名下。

晚明首富钱谦益，名下钱庄，纺织厂，酒楼，赌场不计其数。但钱谦益连账本都不会看。一辈子没参与过任何经营活动，这些产业哪里来的？大部分是投献来的。也就是真正的平民投资人，把财产和投资都挂在钱谦益名下，获得免税权和某领域投资的进入资格。当然支付的代价，就是钱谦益依靠政治特权，无偿的占有了这些投资的大量干股分红权。

所以说，很多人都认为，明朝有资本主义萌芽，明朝有市场经济，明朝藏富于民。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明朝社会的市场经济，比唐朝倒退了90%。明朝是政治特权合法化的巅峰。经济要素依附于政治特权。这个是不可能出现任何资本主义萌芽的。整个明朝，只有魏忠贤执政的时代，是在削弱经济要素，对政治特权的依附性的。所以魏忠贤开放民间投资，做大了政府财政的实际税基。他活着的时候，明朝没有出现财政危机，把魏忠贤批倒批臭以后，无论对内维吻，还是对外剿敌，政府开支都捉襟见肘了。根源就是明朝白银虽然整体流入，但大部分都沉淀在政治特权阶层手里。没有发挥经济血液的流动效能。

那么大家明白这点，就知道了，藏富于民，其实不是民间市场经济的口号，这个藏富于民的口号，反而是政治特权阶层——官绅集团的东西。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所有的藏富于民，基本上是藏富于有政治特权的豪强，科举关绅集团。

那么保守主义如何修正这些问题呢？很简单。在流财固债（流动的货币才是财富，沉淀的货币效果对于社会经济等于负债）逻辑下，政府的税收工具的成败得失评判标准，是看最终能否扩大社会财富的流动。而不是藏在政府手里（为了收税而收税），也不是藏在民间土豪手里（为了反对收税而故意放任垄断）。关键是财富的新陈代谢。

所以保守主义的财税政策里，有一个既区别大政府，又区别于小政府的政策工具，就是以投代缴。经济要素的纳税，可以用再投资抵消。只要你把利润再投入进去，就可以对冲一定的应缴税。

既不是把货币财富（利润）都留在土豪手里，也不是打着均贫富名义，让政府对投资人进行高额征税，然后通过高福利去分赃。

而是通过财税工具，引导有钱的人，不断把货币财富再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让货币财富流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