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外星人是很现实的问题，可能明天就来了，我们总得有对策

根据大刘作品改编的《流浪地球》在春节档收获了极高的口碑和票房，“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总计一万二千个巨大的推进器，最大的高度达11000米，这样的大型推进器要帮助地球逃离太阳系，寻找新家园。”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大胆，又非常有趣。

大刘的作品都很关心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还预想过提交应对末日大灾难的方案，以推动各大国的政府体系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甚至在奥巴马来中国时试图与其探讨这一话题。

我在“三声”的微信公众号看到了“三声”就《流浪地球》和刘慈欣的对话，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部分，摘上来给大家看看。

以下内容转自公众号：三声

《三声》：你说你看《2001太空漫游》的时候感觉很震撼，看其它科幻电影，会有感情上的触动吗？

科幻电影不是给人情感触动的，也不是让你哭的，它给你的是一种超越现实时空的、遥远的、辽阔的感觉。包括《2001太空漫游》和别的电影，它带你去经历你没有经历过的时间和空间，带你领略人在宇宙面前的敬畏感，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

《三声》：这正好是我刚刚想问你的，当你去想象宇宙的时候，你的内心升腾起来的是敬畏感。

对，敬畏感，也有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但是话说回来，纯粹表达这种感觉的科幻电影，制作成本是很高的，在目前中国市场风险也是很大的。这种科幻电影，中国观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

《三声》：你曾经说，理想中的科幻电影是一步步朝着某个方向走的，现在中国科幻也是在起步了。

这个起步已经很好了。包括《流浪地球》，虽说是以情动人，但也有很多接近《2001太空漫游》的思考。比如，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在灭顶之灾面前，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生存策略，比如最后你是让飞船走，还是让飞船和地球一块完。

这是很哲学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以前的中国电影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世界末日这个概念，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电影中。中国以前没有这个概念。这是很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在于，世界末日在世界电影屡见不鲜，但这次是把中国的文化和情感，放在了世界末日里面。

《三声》：即使在整个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世界末日”的概念也不是那么强。

往深了说，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华文化没有末日的概念。

《三声》：它是循环的。

对，有循环，但中华文化的循环也是外来的。中华文化是无限延伸的，它认为未来是永远无限延伸的，没有末日。但是西方哲学意识里，有明显的末日，这来自于基督教。所以这个电影是第一次把末日的概念放进中华文化。

《三声》：可是你自己的作品里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末日概念？

因为科幻小说是舶来品，我受西方科幻的影响很重，我就是看着外国的科幻小说长大的，所以我的思维中可能更多的是西方的哲学思维和西方的科学观。当然，我又是一个中国人，我肯定受到中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声》：那你觉得所谓“科幻文学的本土化”是个真命题吗？

从我自己的创作来说，我从来没有刻意让自己的作品显示出中国特色。比如说，我的小说翻译成英语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对外国记者说，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作品是因为它是科幻小说，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科幻小说。

科幻文学最珍贵的一点是，在科幻文学里，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它里面的种族特征并不那么强烈，这也是最让我珍视的一点。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通过科幻展示中华文化的某些东西，并不是我的目的。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血液里就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基因，不用特意彰显，肯定有。

就说《流浪地球》，我选择这种方式逃离，我当时并没有任何意识，别人提醒我我才发现的，这是典型的中华思维，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故土情结、回乡情结。但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最近拍成了电影，我才意识到。

《三声》：在末世灾难的背景中，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是保障人类生存的最优解吗？

首先，在这种灭顶之灾面前，有一点可以肯定，现有的社会体制肯定不适用。但是在那种大灾难底下，是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是理想的，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有各种可能性。

但是有一点，在那种体制下，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和强有力的规则、法律。但也并不是说有了这些，就能度过大灾难。如果大灾难的时间短，可以，如果大灾难的时间长，比如几百年，这种极权体制，会抹杀人的创造力，而人类的创造力是人们生存最根本的力量。如果创造力都没了，短时间看没关系，长时间看，科学就没有发展、被锁死了。

而科学是在大灾难面前唯一能拯救人类的东西。这个在《流浪地球》中显示的也很清楚，那些大型推进器，都是技术的体现。

《三声》：你曾经说过，你如果是人大代表，你会提如何应对大灾难的提案，你是真的认真考虑过吗？

这个我不是开玩笑，他们认为我在开玩笑。

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这方面的准备。因为人们一说你想外星人，你就是在想不着边的事情。科幻中有很多不着边的事情，比如这个电影里太阳的爆炸，这个最少是1亿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外星人可不是不着边的事情，它是很现实的事情，可能明天就来了。如果明天来了，国家的预案是什么？我们总得有相应的应对政策。

举个例子，假如外星人来了，我们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和外星人打交道，还是以我们国家自己直接和外星人打交道，这个政策怎么把握？这一切都得有人研究，这是很深的问题。

《三声》：你自己的这个方案付诸过文字吗？

我没有付诸过文字，因为我也不是研究政策的。当时奥巴马来中国，我见他也提到过这个，但是因为当时现场没有翻译，我的英语也就这样，大家没有充分交流。但是我觉得不管联合国还是各大国，大家应该研究这个，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比任何问题都现实。

《三声》：如果剥去科幻的元素、世界观设定，从情绪的表达和渲染这个角度看，《流浪地球》和《战狼》系列有相似之处吗？

题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非要找精神内核的话，就是人类个人或者群体，面对威胁自己生存的敌对力量的时候，那种抗争的态度。但是《流浪地球》里面，人类面临的威胁的灾难比《战狼》大得多。《流浪地球》的大反派就是宇宙和大自然，那种自然灾害的力度、广度、终极程度，是中国电影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当然，它和《战狼》有精神上相通的地方，就是面对威胁的时候的勇敢的抗争、生存的愿望和牺牲精神。

《三声》：你会担心未来情绪主导型的东西，会更多进入科幻电影吗？

即便《流浪地球》有很强烈的情绪，但是它的科幻内容也很多，甚至比原来的小说都多。

我不担心。本来科幻电影就是很多元化的。比如和《流浪地球》同档期的还有《疯狂的外星人》，各种各样的都有。会出现特别情绪的科幻电影，也会出现很硬的、很哲理性的《2001》那样的电影，这才是中国科幻电影比较好的未来。

《三声》：你对权威和体制怎么看？你会向往圣人政治吗？

政治体制我一直认为无所谓好坏，关键看它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比如你提到大灾难下，就有大灾难下的体制，和平时期就有和平时期的体制。权威也好、极权政治也好，看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合适的地方就不是坏的。

科幻小说的魅力在于，它能通过一个设定，让现实生活中最黑暗最邪恶的东西，到那里是最光明最正确的，反过来也能做到，这是很有意思的。

《三声》：很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这不是实用主义。判断一个体制好坏绝不是实用主义，它是很终极的一个东西。你不能在离开它所处的环境情况下判断它的好坏，这和实用主义没有关系。甚至扩大一点，人类历史上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离不开人类的终极目标。你先把终极目标定下来，我才能知道这个做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题是，现在全人类研究了几千年的终极目标，没有一个确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对现实做出最终极的是非判断。

《三声》：你自己有想过宇宙的目的和人类的终极目标吗？

我没有很深的想过，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难到什么程度。从古希腊开始到现在，包括哲学家、思想家在内，人们不断在想这个问题，到现在科学在飞速发展，技术在飞速发展，但是这些终极问题，几乎没有一点进展。一点进展都没有。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从古希腊的哲学，发展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到后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发展到现在，对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这个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是说稍有一点进展，而是一点都没有。可能某个时代前进了一些，但然后又退回来了，到现在完全模糊了。甚至现代的哲学家已经放弃了寻找这个。现代的哲学其实更多集中到了一些很实用的东西上，已经放弃了古代那种追求终极目标的雄心。这就是一个现实。

《三声》：你骨子里是偏悲观还是偏乐观？

我是乐观的，很乐观，但我是理性的乐观。我认为人类只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是有光明的前途的。但是这个正确的选择并不容易。就像现在的企业家们常说的一句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人类也是这样，人类的选择比他的努力更重要。但是如何做出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的正确选择，这个确实很难，而且这中间你做错一次或者两次，就很糟糕。

但是我坚信，只要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类一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记住我这个话，这句话很极端，表面听起来很平淡无奇，其实这句话是很离经叛道的，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人类就有光明的未来。就这一个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不需要什么民主啊、人的道德提升啦、人有精神寄托啊，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