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不少人至今对 “计划经济”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

虽然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过去了，而且明确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已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人们“计划经济”的一些思想观念绝不是那么容易转变过来的。

一遇到比较大的自己解决克服不了的问题，就只会想到求助于（甚至依赖于）政府或国家 ——这实实在在属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重现。市场化改革之后，绝大多数人的“衣、食、住、行、用和玩……”要依靠“市场”，并需到“市场”上去解决。因而，平时人们与政府直接接触的机会已经非常少。政府对于公众提供或创造的服务，往往在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体感不到的地方。

即便如此，市场无法解决的“民生问题”依然非常多，政府无法解决的“民生问题”依然很不少。

市场之外的有些问题，政府（或国家）可以，也应该处理得好一点。比如说法治、社会治安、国防、基础科研、国家义务教育、公共医疗保障、公共交通、重大水利、新能源等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和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等。但却不能说，市场之外的所有事情政府一定就擅长，并且有能耐。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呢。

新市民孩子上学难、大学生普遍就业难、中老年人就医难、经济中心城市过于高昂的房价……总之，也就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绝不是轻易可以达到的……还包括这次防大疫、抗大疫【本身并不属于经济建设的范畴】。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未必就是政府不作为，工作多不力。也许是，政府所面临的的挑战太过于巨大，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很突出，诸多地方社会实践太具有“意料之外”的挑战性。纵使政府“心有余”，然而，“力不足”。力有不逮 —— 不管是专业的人手不充分，还是某些简单“一刀切”的举措不适用。

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是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实施，包括“计划经济”在内。往往到了地方政府这一级，省一级政府的指令不可能顾忌到全省所有人，方方面面各有不同的需求同样得到“符合每个人心仪”的满足；地市一级、区县一级，无不是如此（我们国家很多的区县常住人口，比不少国家的人口都还多）。

有些“计划”，事前看起来，合计起来都合理，却往往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实事求是地做出一些优化和调整，否则就进行不下去，或者用管理学家们的专业术语讲，“绩效一定不会好”。无论政府组织，还是企业组织，还是到个人，无不如此。

有不少人，对所谓当年的“计划经济”并不完全了解和理解，于是产生了诸多的误解、曲解，甚至是新见解。计划经济，有其具体年代时代的必然性、必要性。其最大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主权来之不易的自主与独立，以及稳定建国后城乡经济社会运转逐步逐步地回归到正常，并藉此谋求搭建起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制度的框架。

可以理解为，先要保民生，然后才有持续改善民生的基础或条件。民国时期尤其到了民国的后期，太多人的“基本民生”已经保不住，所以国民党的溃败是中国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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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计划经济经历的，至少应该是在1975年之前出生的人。因为到了1995年前后，继东三省之后东中部省份地级市和区县一级的国有企业，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大面积亏损，不少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

我老家属于鲁中地区的一个县，大专毕业后想要贡献于当地经济发展，于是在等待了四个多月后（期间跟着邻村的一个包工头到省城做了两个多月的“农民工”），终于被分配到了国有县属的也是当地最大“经济效益”也最好的一家大型工业企业。

从此，本人堂堂正正成为了一个父亲曾经一直羡慕的所谓正式工，而且属于“干部身份”。

【农村有些父辈曾经做过几年国家的合同工，后来不知何故“国营企业”统一清退了一大批从农村招收的工人】。如果不是大学毕业生，即使非农业户口要想进到这样一家国营单位上班也要托关系找人，而且还要交不少钱才有可能。农村子弟大多路子窄，即使想托关系家里也没钱。

原以为好不容易正式考上大学毕业了，从此有了“铁饭碗”。但是出乎意料，企业在招进我们不到两年的时候，便大战旗鼓地开始搞集资，要进行所谓股份制改革（其实是现金流周转已经出现了问题）。明面上，员工可以自愿参股或者不参股，而实际是在考验职工“对企业前途态度好坏”的手段。

没办法，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去借钱交上个底数，相当于一年多到手工资的总数（如果我后来不离开，这笔钱不仅一分钱的红利也没有，而且不能取也不能转手给别人——没人愿意要的）。在1995年前后，尽管农村承包农地的收入已经到顶了，而且种地需要投入农资的成本一直在上升，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村农忙之余外出打工的还很少，即使周边村子里有三、五个承接大城市市政工程的包工头，招工也只考虑40岁以下的年轻人。因此，几千块钱积蓄对于大多数农村人不是小数目。

1995年，全国农村（务农）就业人口占比仍高达52%以上。本人算是赶上了“计划经济”的尾巴，享受了六年吃企业食堂（素菜还行，荤菜比较贵）、住企业职工宿舍（四人一室，每人一张单人床一个小吊柜）、在企业医院就医（年轻人生病的很少）等福利。但是，尽管经营已经举步维艰，因为是国企，还是在三、五年的时间内盖起了一片“家属楼”，领导按级别，所有职工需要按建房的“成本价”购买。绝大多数农村出身的年轻人一样买不起。

笔者在这样一家国有企业干了足足六年整，除了补贴给家里一点点，到2001年下半年一共攒下了三千块钱多一点。六天工作制，经常地加班没有加班费。基本没买过好衣服，也没有闲钱下馆子吃大餐。照那样下去，想找个非农业好一点的媳妇也还不容易，手里的硬通货太少了【同一单位在我之前的，有不少出身农村的中专生、大专生业务能力都很强，找的也是在农村务农的媳妇】。

这还是全县长年最好的企业。分配到其他一些企业的同学，绝大多数还不如我，除非家里父辈就是“双职工”家庭，而且农村老家拖累少。

整个1990年代，可以说好单位在企业（且主要是工业企业，企业如果足够大经济效益还可以，工作体验丝毫不比在机关单位差），差单位也是在企业（大多数）。但是，直到2000年，我们国家从事第二产业的总人数，只大约在务农人口的45%。

本人“70后”，尽管没有父亲那一辈人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思想和观念，但是作为极少数考上大学享受了国家高等教育福利的人，也绝不能说一点报效国家的心思都没有。而且，本人在国有企业工作的那几年，事后依然充满了感恩与怀念，没有丝毫的抱怨与不满。因为，它在我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从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根本学习不到的东西。

可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笔者终于认识到：当时“计划经济”，真是再也不可行。

好像任何人做的事都没错，甚至任何人做得也都对，各自“心安理得”，自自然然，逢年过节大家都会相互约好提上“礼（貌）品”集中到领导家搓一顿，关系也是一种温馨的和谐，都是“圈里人”嘛，没有人认为那是被视为是“送礼”的；企业经常搞技术比武、评先进……但企业经济、个人经济就是上不去，不少人尤其是出身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很无望 —— 这就是计划体制最大的麻烦，它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特别是众多年轻人各种各样的追求生活美好的诉求。

众口难调，是计划体制难以逾越的弊端。分灶吃饭，则必然打破“国有计划”的体制。

从此之后呢？讲真话，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如今，笔者早已（终于）在“一线城市”安了个家，我那些大多住在城镇或者仍在乡下生活的老同学，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羡慕我。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彼此心里最明白，“这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经济学家有的很乐观，有的则总是较悲观。众多市场主体，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