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跟青年人解释“计划经济” 或许他们就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了

之前在观网发过一篇小文章，讲述的主题是“1980后的新人们真正了解和理解所谓当年的 “计划经济” 的不会太多了【主要是因为，人家没有亲身地经历过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而已】

 （详见： 究竟有多少1980后真正了解和理解所谓当年的 “计划经济” 呢？ 评论 55 社会）

有网友在留言区抱怨，说唠叨了半天就没有讲“曾经的计划经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因为当时作者本意不在于此。今天，笔者就算回应一些读者的需要。

其实，倘若可以避开经济学家式思维方式去回应，理解“计划经济”很简单。

一句话，“你想干什么工作或从事什么样的劳动方式，你自己是不可以自行做主的，需要统一地（交）由国家（政府，实指政府内处在关键决策位置的领导们）计划和安排”—— 这便是计划经济最基本要做在做的一件事。

这样的事情倘若可以拿来放在今天，有多少人可以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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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离不开人，人首先是生产者，然后才是消费者。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是商品或服务。经济学家将生产者称为供给方，将消费者称为需求方。经济学家很少顾及或者去分析研究供给方或需求方，他们更感兴趣或者也更擅长的是研究可以交易的商品（前期甚至还包括奴隶），以及商品（商业）行为是怎样。

生产最终的目的，是人的消费以及人自身的成长与发展。近代以来，政治界和学术界也只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或理论家才真正承认并重视这一点。

换言之，人本身的生存发展需要（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其实不重要。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无不坚定的认为，至少在经济领域或经济事务上，所有人一定是倾向于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既然大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就只能看在“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环境中”究竟是谁“更会、更能、更善于”算计。

客观上，没有任何两个人的人生观念、价值观念或“算计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只好承认：对于“每个人本身”而言，经济学家是没有办法去进行“科学地研究”的。—— 事实上，他们说的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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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缔造并在其作为执政党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时代），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时代），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自始至今最为（根本）关心关注的都是人本身（或人民本身）的不断地发展与进步。

—— 这很大程度上既与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儒家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也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意识形态理念有关。二者可以说渊源各异，而殊途同归。在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或属于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觉悟的觉醒和自觉，在古老文明的东方更多是传统文化优秀内核的继承和传承。

因此，在国家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事务上，新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很少会把经济发展本身当做目的或实质性目标本身去追求。

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叶欧洲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已经足够地明显。旧中国作为一个经济科技实力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大国，饱受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长期的欺凌和压迫，民族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西方牟利资本对外强力扩张的本性，决定了中外矛盾在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那个时候拼尽全力和全部的国家资源，争取到民族与国家主权的绝对独立和自主，才是最根本长远的“唯一出路”，舍此只能是政治对外的屈服或依附，那样的情形对于一个曾经长期辉煌过的只不过在最近的200多年里落后了的人口大国而言，非常难接受。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很大程度较长一个时期内尚属于战时经济的延续。

获得主权独立的新生国家，已经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盗逻辑与霸道深恶痛绝，无法想象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未来就一定发展不到那一步。经典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揭示出，（私人或私有）资本的牟利本性在全世界都是相通的。

因而，如果那个时候彻底地放开发展民族私人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是否能够长期独立和自主，势必在很多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新中国得解放，最根本解放的是人民，是追求在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亿兆老百姓的民生福祉他需要逐步逐步地得改善，经济科技发展本身从来就不是也没有成为中华传统思想中最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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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是国家谋求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伟大的实验或探索，其根本的历史出发点是想象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可以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基于和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与安定，由政治家们和经济专家进行统一地规划和计划，然后交由各级地方官员统一地去实施与落实。

只要各级地方官员以及亿兆百姓的思想觉悟进步得足够快也足够地高，那么无论生产还是消费，一切皆可以有计划地去加以组织和实施，没有任何牟利资本引诱诱惑下的人性的畸变或扭曲。

物质消费的欲望，无穷无尽。人的物质消费的多少（这里需要区别于“物质消费的水平”）与人自身的成长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信仰或者价值观，它并不反对而是非常地肯定，基于人类知识与科技应用进步基础之上的适度的持续改善的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人类自身的成长与进步是有益的。

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人最终都是同一个“雇主”，那就是国家（中央政府）。所有人的工作全都是以国家的名义（中央或省市县一级政府）分配到个人的。包括种地的农民，国家需要你去种地你也就去种地；国家需要你去做工，你才可以去做工；也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发表个人想要干什么做什么的意见和想法，一切服从组织的计划和安排。

但计划经济社会实践的事实最终证明，各级地方官员及亿兆百姓思想觉悟的提高一定参差不齐的，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有的"左"一些，有的"右"一些，更有不少人很中庸。即使发出的口令是“齐步走”，万里长跑一定会有人领先，有人在徘徊在中间，有人被落到最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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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麻烦的是，一旦脱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实践，你很难明辨或判断究竟谁更擅长、更适合也更愿意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以及某种具体的劳动方式。是适合于做专家，还是适合于做领导，还是适合于做普工。在这个地方适合做领导（专家），换到另一个地方之后就再也发挥不灵了，也是常有的事。

计划经济的设想，基本忽视了“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人性或才能”，人类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提高只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人性和才能都是具体的，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学习）中人性才可以得到最真实的展现或表达。

因此，你想干什么工作或从事什么样的劳动方式，你自己是不可以自行做主的，需要统一地（交）由国家（政府，实指政府内处在关键决策位置的领导）计划和安排 —— 实践证明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还行不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发展高级阶段最大的区分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科技与国防军事等综合实力还不比信奉资本主义的国家强。

计划经济时期每个人的工作分配或劳动成果分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最后出现了大量的官僚主义，大量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等，乃是国家整体经济产出不够好的直接原因。

先进的经济和科技产出是基础。

现代经济和科技发展早已离不开“自由竞争性市场”，自由竞争性市场的规模越大经济和技术扩张的时间空间范围才越广，无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都是如此。

无论是公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在自由竞争性市场中都可以起到扩张经济规模和技术应用时空范围的功效，唯一需要保守的是：坚持“凡事以人类自身发展与进步”为目的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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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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