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的逻辑——二战时希特勒的决策历程9

法国失败的原因（1）

　　法国就这么失败了，然而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呢？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把失败完全推到军事将领们的头上，这是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另个一方法是归咎于法国青年的贪生怕死，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但是这两种历史宣传学的简单方法都没有追究责任最大的那一群人，当年执掌法国的政客们——因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战后又重新开始执政，历史宣传学家还要从这些人手中领取津贴，自然好尽心竭力的维护好他们的主子。

　　如果反思法国在1940年失败的原因，那么首要原因要追溯二战之前的最后十年间法国的在政治和外交上一系列蠢行。在20世纪的三十年代，法国已经是一个老大帝国，低人口出生率加上一战的青壮年损失，导致了法国陷入了人口危机。而法国在1931年之后，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错误，又让他们陷入在经济危机无法自拔。然而这个既没人又没枪的法国，负担的责任却不小，他既要维持海外庞大的法兰西帝国殖民地，又要在欧洲支撑凡尔赛体系来遏制德国的崛起。

　　为了达到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国只好紧紧拉住英国人，用一战后的一系列条约把英国捆绑在凡尔赛体系内——而在三十年代后，已经证明这个体系无法维系，英国人急于摆脱这个日益破产的凡尔赛体系，腾出力量去保卫自己的全球帝国，这样英法之间的裂痕日益增大。

　　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苏德蜜月期结束，1935年实行普遍义务兵制，进行扩军。这时苏联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势日益强盛，正寻求扩张，而法国愚蠢的送上门去，千里迢迢的签订了一个《法苏互助条约》。历史宣传学的核心原则就是永远美化现有的胜利者，几乎所有的历史宣传学家都把《法苏互助条约》看作遏制纳粹崛起的天才创举。

　　但是被这个条约对于法国来说既不必要，也不明智，因为苏德联盟破裂，德国把假想敌从法国转为苏联时，正好减轻了对法国威胁，法国只需要保持和英国的关系就足够自卫。《法苏互助条约》纯粹是对俄国有利的条约，他不仅让苏联减轻了来自德国的压力，而且让俄国势力得以顺利侵入东欧，把捷克变成自己的卫星国，而苏联的在东欧的扩张让英国向来反布尔什维克的感到愤怒。

　　英国绥靖政策与其说是英国对于德国的好感，不如说是对法国的厌恶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在英国人看来，顽固维护凡尔赛体系的法国已经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让他们无法全力保卫自己的殖民帝国，而《法苏互助条约》更是引狼入室。于是在1936年德国开进莱茵河非军事区后，英国拒绝支持法国，1938年慕尼黑协定，既是安抚德国的一种措施，同时也是为了斩断愚蠢的法国政客对斯大林“单相思”。

　　在慕尼黑协定之后，法国经营了二十年的凡尔赛体系已经彻底解体。幸运的是1939年，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把军队开入布拉格。这个举动既破坏了英德关系，又没有触发法国在协定中的军事义务，这对法国实在是太幸运了。英国维护它所领导的自由世界，开始和德国对抗，而侵占乌克兰大平原又始终是几代德国人的野望，苏德之间很难有稳定的关系，这样德国就有了两个强大的对手。这种局势对法国是最安全的不过的，1939年法国的有识之士都指出，法国在这场斗争中最佳策略是武装中立——让英国、德国和俄国人互相咬吧！我们保持中立，和两面做生意，大发战争财，把经济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闲着没事就趴在马奇诺防线后面眺望英德两国在比利时平原厮杀，或是躺在诺曼底的海滩上欣赏德国潜艇袭击英国运输船。

法国失败的原因（2）

　　为什么法国没有采取在英德交战时保持武装中立的明智政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武装中立这个政策B格太低，直接把自己降低到荷兰和瑞典的水平上，满足不了法国人的大国情结。对于三十年代的法国来说，他的经济和军事势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全球第一集团的英德美俄，没有做一流强国的实力，却要搞一流强国的排场，是法国悲剧的根源。

　　为了维持这种虚荣的大国幻梦，他们只能寄托在外部力量的支撑上。开始时期待与英国，然后是苏联，最后还想得到美国的援助。1940年法国为他们的军队制定了庞大的现代化计划，计划组建24个装甲师，但是却期待美国人来帮助他们买单。法国总是在做超越他们的国家力量之上的计划的打算，因而不得不依仗其他强国的支持。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使法国不得不屈从于其他一流强国的战略利益，丧失了独立外交的法国最终在一连串的大国博弈中沦为牺牲品。

　　打个比方，法国就像一个家道中落的她就像一个家道中落的富家小姐，已经支付不起过去那种奢华生活的各种开销，但是却不想降低自己的身份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傍大款。开始时傍英国，但是英国这个情夫的生意也日益萧条，想摆脱法国的关系，于是法国一面却拿着当初的签的协定，向英国索要青春损失费，一面和一个暴发户苏联通奸。法国的行为既让英国恼火，又让他脸上无光，于是在1936年来莱茵河非军事区和1938年在捷克斯洛克，英国两次惩罚了他，迫使他和苏联结束“不正当的关系”。

　　这种傍大款的外交方式，不仅让法国丧失了外交上的主动权，而且也在战争中陷入军事危机。就整个法国战役来看，虽然法军装备落后，士气也低落，但是如果不出兵比利时，一面利用马奇诺防线防御正面，另一面以优势兵力在法比边界迎战德军，这种打法即便被击败，也可以像一战一样退守索姆河，依仗天堑抗击德军向内陆挺进。

　　在当时，法国将领们们大都是反对出兵比利时，也都知道阿登山可能会出现危险的攻势，之所以最后选择了下下策，完全是因为英国的压力，英国强迫法国去保卫比利时和荷兰南部，以满足在德国空军和他们的岛国之间建立一道防空屏障。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要求困住了法国总参谋部的手脚，最终导致了惨败。

　　当然有人可能要忧心如果德国击败英国怎么办？如果德国击败了英国然后向他们索要阿尔萨斯-洛林怎么办？从当时的军事力量上看，德国的海军仅仅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陆军优势也没有办法越过北海入侵英伦三岛。1939年的英国已经医治好了经济危机的阵痛，经济重新繁荣起来，军备水平大为改善，拥有雷达预警网络，几百架一流的战斗机和两千门高射炮来保卫自己不受空袭威胁，以海洋为护城河，以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地为依托，战争潜力巨大。德国唯一的方式是通过空袭和潜艇战，来迫使英国重新做到谈判桌上来，要想彻底击败英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是需要参战援救英国，也可以在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时，自己的战争财赚的差不多了，然后待价而沽，而不是一开战就去充顶在前面的盾牌，在一战时美国人已经做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示范工作。

法国失败的原因（3）

　　为什么法国人这么注重B格呢？当然这肯定和民族的性格有关。而另一个方面，如果一个民族性格里面的B格文化深，那么一个国家内部的危机越严重，就越是抓住B格不放，拼命想办法太高B格，来取悦民众这种虚幻的国际优越感，进而强化执政集团的地位。

　　经历了二战的惨痛教训，法国人似乎丝毫没有长进，当萨尔科奇把国内经济搞得一团糟时，就跑到利比亚和叙利亚捏捏软柿子，显示一下自己的大国威风，然后国内支持率就会直线上升，最后搞得自己国内到处是恐怖分子和非法移民。现在人都以为利比亚和叙利亚都是美国搞出的事情，实际上最初都是法国人搞得，等到搞大火了，美国人才跑来生怕法国抢了自己风头。

　　在1939年时，法国政客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实际上也是国内经济问题，因为从1931年起，法国经济就陷在经济危机中始终不能自拔，法国人对政客们的无能怨言极多。正是这种对内的无能，迫使他们毫不妥协的追求大国B格，而不去考虑国家的真实势力。

　　1938年《慕尼黑协定》，解散了小协约国，了结了《法苏互助条约》。1939年初，希特勒撕毁了《慕尼黑协定》，等于把法国在欧洲全部的军事义务都清零了。这本来是一个重整法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好机会，但是当英国提出“给所有有可能面临希特勒侵略的国家提供军事保证”时，法国人又毫不犹豫的跟进了，一口气背上保护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六个国家的义务。

　　法国为什么做出如此蠢行。答案很简单，如果他拒绝跟进，那么法国的B格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是前小协约国成员，波兰在中世纪时就是法国的保护国，如果法国被证明没有能力去保护这些昔日的小兄弟，就证明他无法称得上是和英德比肩大国。但是法国到底在这场国际游戏里有多少斤两，法国人自己知道，其他国家也知道，希特勒就根本不把法国放在眼里，主要精力都在和英国进行谈判，直到1939年8月底的时候，意识到到英国的态度已经无法改变时，才想办法拉拢法国，希望他们能够明智的远离这场英德之间的“大国争吵”。在开战头两个月德国潜艇已经在大洋上猎杀英国运输船时，希特勒还特意下令禁止攻击法国的船只，希望法国人能够回心转意，退出这场英国人发动的战争。

　　二战前法国在外交上的蠢行，基于法国人民族性格的缺陷，和内部的经济困境两个方面的因素，迫使政客们不顾一切的而追求大国地位，而超越了自己的国家实力，迫使他们屈从于英国的国家利益。刨去民族性格的缺陷，最核心的内容是，法国的经济危机，这一点才是法国战败最关键的所在，因为经济危机导致财政枯竭，财政枯竭导致军费不足，军费不足让军队拿着已经过时的武器战斗。

　　尽管军队装备落后，但是法军毕竟是昔日欧洲第一陆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加上依凭马奇诺防线，如果想要保持武装中立，希特勒不会傻得来招惹他们。但是为了追求B格，他们加入了英国对德国的战争。即便宣战，如按照谨慎的军事原则集中力量防卫本土，仍然可以和德国长期相持。然而一旦上了贼船，就很难下来了，榜上大款就要付出代价，为了让英国人满意，他们又出兵低地国家，最终被来自阿登山的背后一击打垮。

法国失败的原因（4）

　　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间，可谓法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法国尽情享受了战争红利。两个宿敌之一的德国被打败了，牢牢束缚在凡尔赛的条条框框之内；另一个英国也被削弱，而且英法之间建立起了比较亲密的关系，短时间内法国没有需要防卫的敌人。一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事费用的节约为减税和经济建设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几十年建设的重工业成果和一所顶级大学极大的提高了法国在工业和科学上的势力。萨尔的托管又补充了法国在煤炭资源上的短板。

　　在殖民地上，法兰西帝国也有重要斩获。在非洲德国的殖民地多哥和喀麦隆被法国占领，地中海地区也斩获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依托庞大的殖民体系，法国继承过去严密的保护主义政策，培育国内工业体系。实行法郎贬值，以刺激出口。而来自德国的82亿金马克和大批实物的战争赔款，又源源不断的为法国经济输血。法国在20年代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20年的5％提高到1930年的8％。1928年，法国的黄金储备超越了老竞争对手的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黄金持有国。

　　然而1929年10月24日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全面暴跌，引发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危机迅速蔓延到依赖于美国贷款支持的德国，和与之经济紧密联系的英国。法国由于在市场上实行保护主义，形成一道金融防火墙，再加上很多奢侈品的出口对象是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各国“上层社会”，所以暂时未收到显著影响，甚至法国还出现了“法国例外论”的说法。

　　然而到了1931年随着危机的加深，和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法国开始陷入危机，从此无法自拔。为什么德国、美国、英国先后都能或多或少从危机中挣扎出来，而法国却连续陷入危机中没有起色呢？

　　这里我们要先谈谈什么是经济危机？早在1815年针对英国《谷物法》，当时两位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就争论过这个问题。马尔萨斯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容易出现一种生存相对过剩。因为每一种资本主义生产都要消费出去，而对积累和投资的热情，加上不断改进的机器设备的技术进步，最终所生产出来产品会越来越大。而资产阶级热衷于积蓄资本，不断把利润转化为投资，工人和农民由于天生的穷困和节俭习惯，也无力扩大消费水平，最终必然导致生产出大量消费品而没有购买者，形成相对的生产过剩。一旦这种生产过剩产生，那么对所有商品立刻发生不足的有效需求，会导致随之而来的对劳动力也将发生不足的有效需求，结果将是商业停滞，许多工人失业。根据供需原理，生产过剩时，劳动力也过剩，没有失业的工人工资也降低，而失业和工资降低最终会让产品需求进一步缩减，造成生产更加过剩，更多工人失业和降薪，社会需求更加萎缩，形成螺旋形加深的经济危机。

　　然后马尔萨斯话锋一转，阐明了自己抗拒经济危机的药方——那就是要充分保护贵族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是社会上唯一的“非生产成分”的消费习惯的群体，正是这个群体不断不劳而获的消耗着社会财富，买进过多生产的“便利和奢侈”，才能使经济趋于平衡。所以要通过《谷物法》限制来自于美国、阿根廷和俄罗斯的廉价小麦的进口，保护农业利润，这样维持贵族庄园的地租收益，贵族们才有金钱消费，从而维持经济平衡，抗拒经济危机的到来。

　　马尔萨斯的理论一出，立即得到地主阶级的大力追捧，然而不久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发言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李嘉图表达不同的看法——那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这种荒诞的事情，因为市场规律这种“看不见的手”会自动纠正各种错误。一旦投资过多，而消费不足，那么企业利润就会缩减，然后看不见的手就会发挥自己的功能，资产阶级会因为利润缩减而减少投资，把赚到的利润用于消费，购买各种便利和奢侈，这样他们就会像贵族阶层一样养成奢侈成性的习惯，这样社会需求就会扩大，从而平衡了生产和消费。从工人角度讲，如果社会上投资过多，那么资本由于供需关系属于供过于求，就会相对于劳动力降低价格。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价格的提高，表现为工人工资的上升，这样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也会上升。随着资产阶级的消费性形成和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上升，就会平衡掉生产的过剩。

　　李嘉图接着论述，当高工资维持一段时间后，那么人口出生率就会上升，人口增加导致社会需求上升。而人口增加也导致劳动力增加，根据供需原理，劳动力增加导致工资降低。工资降低与需求上升导致了企业利润增加，那么资产阶级就会重新增加投资，社会生产扩大。根据这种模式，人口、消费、生产都会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螺旋式下跌。而工厂、机械和工人可以不断增加，但是英国的土地是有限的，农业不会跟上这种增长，为了应对经济和人口的不断增长，英国必须从一些经济落后又土地辽阔的国家进口粮食，不然食品价格的涨价会成为遏制经济增长的瓶颈，并且降低除了土地贵族之外所有社会阶层的福利。

　　李嘉图的论述听起来要比马尔萨斯高明的多，他被认为是既亚当·斯密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把边界理论引入了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竞争理论，构建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但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他的理论虽然听起来非常优美和谐，但是却和实际不符。这场争论发生于1815年前后，而资本主义第一经济危机出现于十年之后的1825年，经济危机充分印证了马尔萨斯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刨除经济危机，世界近代经济的发展则从宏观上相似于李嘉图的论述。这样就形成了关于经济危机的两个流派，一派以马尔萨斯的生产“相对过剩”为基础，后来马克思极大的发展了这一派的学说，把它定位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缺陷，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是另一派则在丰富李嘉图的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是印证了李嘉图的模式，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调节作用，从理论上说，经济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是一些个别的情况导致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偶尔出现了失灵，这只手不小心抖了一下，然后就出现了经济危机，只要不去理会他，那么这只手自动把不小心掉落的东西重新捡起来。

法国失败的原因（5）关于经济危机

　　马尔萨斯没有是首位提出了经济危机观点的人，但他不是专心致志的经济学家，没有李嘉图那种建立一个经济学体系的野心，而是以一个上流社会中穿花引蝶的社会活动家，议会政治辩论中的吹鼓手自居，习惯于发表一些见解深刻又博人眼球的理论，却没有详细深究耐性，类似我们现在的网络大V。几年之后，法国人西斯蒙第一次系统的以“生产相对过剩”为出发点，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经济危机。

　　马克思则进一步发展了西斯蒙第的理论，完整的驳斥了李嘉图“看不见的手”会巧妙的阻止经济危机发生的理论。马克思更细节的研究了经济社会中的资本运作，他发现资本主义并不像按照李嘉图所谓我看到利润丰厚就多投资一点，看到利润减少就多享受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竞争形成强大的驱动力，每个资本家都需要通过庞大的金融系统来筹集更多的资金来运作自己的投资项目。

　　打个比方说，张三发行生产电动汽车很有前途，于是开办了一家电动车企业叫麦克斯韦公司，他的原始资本可能有一个亿，然后买进厂房设备之后，又把厂房和设备用来抵押向银行以6%的利率又贷款5000万购买原料和雇佣工人。后来发现流动资金还有缺口，又以个人信用向朋友以8%的利息借款3000万。退出第一批产品之后，市场很是追捧，企业在社会上有了名号，然后他开始扩大经营，向市场公开募股，又招股两个个亿，他向股民吹嘘说每年股票至少升值10%。最后他又以股份公司发行债券，筹集了一个亿的资金。这样他的原始资本只有现有资本总额的五分之一。

　　但是并不是他一个人看到这个商机，很快他发现市场上到处是竞争者，张三原以为自己的麦克斯韦公司每年可以盈利15%，但是现在又有了什么安培、楞次、赫兹、法拉第、欧姆等一些列的电动车公司在市场上冒了出来。由于激烈竞争，麦克斯韦公司的利润被腰斩到7.5%，由于他没能兑现股票每年正值10%的承诺，而购买股票的人的心理期望是10%，低于这个心理期望值他们就会抛售股票。麦克斯韦公司的股票下跌，然后购买债券的人看到了风险，也开始抛售债券。由于在股市和债市上筹不到钱，麦克斯韦公司资金链断裂，开始拖欠供应商货款，供货商告上法庭。银行看到风险，马上要求封存公司的抵押物，最后张三只好让麦克斯韦公司破产。

　　接着他的个人债主们也上来逼债，于是张三又宣布个人破产。张三的朋友们由于几千万的钱借出去收不回来，为了应付自己的生意，只好把银行里所有的存款都提取出来。银行业此时也困苦不堪，因为他们手里握了一大批厂房设备，现在市面上到处是破产的电动车公司，这些厂房和设备根本没人要，只能按照废铁价处理，在银行里形成一大片坏账。接着银行又发现一大批贷款的个人和金融机构违约，因为他们都是看到张三承诺10%的年增长率，于是用6%的利率向银行贷款来炒股票，现在张三公司破产，他们血本无归，只要也宣布破产，银行的坏账进一步扩大。接着大批麦克斯韦公司被解雇的员工们在不到工作，只好把银行存款都提出来应付家用，也来提取存款，这样银行陷入了流动性危机。而流动性危机的消息上了新闻，引发挤兑潮，老百姓纷纷把钞票从银行取出来藏在自己的床下面。把银行挤兑关门了之后，就没有机构继续发放贷款，原本很多健康的企业也因为在执行自己的经营计划时突然失去银行支持而不得不倒闭。企业的倒闭潮又让大批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很多被认为平稳没有风险的的衣食住行行业也被牵连在内，最后整个社会经济会陷入螺旋式下跌，无法止步。

　　那么张三可不可以理性点，不去追求过度扩张，有人可能这么认为，张三缺少理性的投资观念才是问题的症结。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张三的行为确是理性的最佳选择，如果张三发现社会上到处是很容易便可以融到的资金，而他不去利用，那么他的竞争对手就会利用起来，把规模做的比他更大，采购成本更低，研发费用摊的更薄，最后就会在成本和技术上把张三从市场上淘汰出去，所以张三只能拼了命的扩张才有生路。

　　市场上不追求规模扩张的企业，要么是在成熟的市场上用自己产品细微差（有时候只是广告的差别）别来争取培养用户粘性，要么是建立在极细分的市场上，没有扩张的必要和余地，也不会有新资本甘愿烧钱和你竞争这块鸡肋。而在新兴的规模市场上，两者都不是，只要你能找到很容易获得的资本，不拼命扩张，就只能等着竞争对手把你干掉。

　　投资本身又创造了需求，比如电动车企业的投资扩张，增加了锂电池的需求，于是锂电池企业也开始投资扩张，锂电池企业的扩张由引发了锂矿石的需求，于是采矿企业也扩张。投资的本身也创造了更多的资本用来投资，比如锂电池企业今年业绩破纪录，他们的董事会发给CEO李四一个亿奖金，然后李四就把全部奖金都投入到股市购买了麦克斯韦的股票，麦克斯韦融到更多钱继续扩张，又让李四的业绩更上新的台阶，明年的得到更多的奖金。资本主义的银行、股市、债市高速的运转，投资人对未来暴利的预期越高，那么热情就越高涨，资金在里面周转越迅速，创造出的投资就越多。

　　但是一旦有相当多数的人意识到实际的受益预期已经低于他们设定的心理数值，那么首先就会引起股票抛售。一旦股市下跌，那么就不会有新的资本进入股市，于是原来在资本体系内高速周转的资金就会减速，市面上的钱会越来愈少，情况会越来越恶化，最后就演变成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给资本家以“强大的利益刺激和外在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拼命竞争。而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大量投资，让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突然扩张。而资本的驱利性又让资本的赢利要求永远高于社会上消费者市场实际需求的平衡点，使“所谓看不见得手”永远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所以必然社会的生产能力会周期性的超越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一旦发现赢利水平低于资本家的预设心理界限，债务链条会演变为金融和货币危机。

法国失败的原因（6）

　　马克思在资本论对经济危机的详细研究，揭开为什么所谓“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不能有效调节市场，因为这个这个手的主人天生就有“帕金森综合征”，它总是抖个不停，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会愈演愈烈，马克思预测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的日益发达，经济危机会从过去的实体经济为引爆点，转入以货币市场为引爆点，并且会越来越猛烈，最终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死亡。马克思给经济危机开出的药方就是，直接把这个“看不见的手”切掉，换上一个不会抖假肢，然后一切就都OK了。

　　对于经济危机，凯恩斯有不同的意见。马克思认为市场中的个体是理性的，而群体是无理性的，这种无理性源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一种固有的矛盾。而凯恩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性的，它的不理性行为源于市场中的人的不理性，投资人对受益的预期永远高于实际可能的收益，消费者对消费的要求永远低于工资增长，这是让矛盾在经济体内积累，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当然我认为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诡辩式维护，如果你到一个方发现所有人都在犯同样的病，那么首先是要从这个地方的水土、气候、传染病源入手，不是从一个个个体入手。

　　但是凯恩斯承认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也承认市场这只看不见得手天生就有不可治愈的“帕金森综合征”，但是他反对马克思的“截肢手术”，认为留着市场这只手还有用处，只要政府这只手能够帮助它，那么两只手一起干活比截了用假肢更有效率。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就要想办法创造需求。当经济陷入危机，通过政府发债筹钱，让政府扩大开支，直接进行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让失业的老百姓有活干，有工资，然后又有钱花，这样有效需求就增加了，经济危机就转危为安了。

　　与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相对的是“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一派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开山鼻祖，他们坚决反对前两派，说资本主义得了不治之症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手抖”不是因为的了“帕金森综合征”这样的无法逆转的疾病，只是因为昨晚没睡好，随便开点小药片吃吃就OK了，历次经济危机之所以能够不可收拾都是因为掌握央行货币政策的人太蠢，如果换成他们这样的聪明绝顶的天才人士，根本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只要这个手刚有抖动的苗头，他一个货币政策就给纠正了。

　　政府除了找一批他们这样一批精英经济学家负责给经济把脉，制定货币政策之外，任何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多余的，都会让市场扭曲，让情况变得更糟糕。至于他们的主张到底有多少可行性，看看他们的弟子伯南克和耶伦的业绩就知道。此外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其他主张还包括应该让贩毒和卖淫合法化，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顺便说一句的而是这两人都是犹太人。

　　此外还有一派叫做“供给学派”，这一派也是专门反凯恩斯主义的，因为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经济危机就是要想办法提高有效需求，所以可以说凯恩斯主义是一种“需求学派”。而这个供给学派正好唱反调，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市场让投资者赚钱赚的不过瘾，所以投资者都撤退了，造成经济危机，所以治愈经济危机的方法就是想方设法让投资者赚到更多钱。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多减税、少干预经济、不要制定保护劳动者和雇佣关系的立法，因为这让雇主赚钱更难了，雇主赚钱难就会撤资，大家一起撤资就变成经济危机了。要削减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的花费，这样政府才能节约开支，给企业减税。

　　最后一派是“完全自由主义”，他们的意见是上面的那几派全部都是傻逼，市场是万能的，市场就是上帝，上帝是不可亵渎的，上帝手抖说明上帝最近很嗨，等上帝嗨够了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凡人的最好办法是忍耐，凡人的这点小伎俩在上帝面前是毫无价值的，只会让上帝更加发怒，所以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是不可取，什么不干是确保把经济危机损失降到最小的最佳办法。

法国失败的原因（7）

　　1974年，在瑞典斯特哥尔摩，75岁的犹太人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一生都在反对凯恩斯主义和左翼或者右翼的社会主义，但是在30年代到60年代他学术成果最丰富的时候，却无人问津，因为他反对的凯恩斯主义当时正如日中天，直到他到了在家里养老的年纪，才被推崇起来。不过最讽刺的，这一年的经济学奖同时颁发给了两个人，另一个人主张国家干预、福利国家的经济学家缪达尔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和主张自由放任的哈耶克的主张正好相反。两个主张完全相反的经济学家在同一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经济学这种东西到底有多混乱。

　　所谓经济学家就是拿着一个小管子，观察一个大象，看到一些细枝末节，在加上自己的各种偏见和狂想，然后收集堆砌一些数据，设计几个模型，用几个非常简单的公式企图模拟整个社会经济纷繁复杂的事物的闲人。这些经济学闲人就像戏子，谁能红，谁能受到公众关注，关键点就在于有没有人捧他。

　　货币主义主张，发生经济危机时，谁也不需要救助，政府只管把全部精力都用来救援金融机构，这种论调自然备受华尔街和伦敦城的国际金融势力的吹捧。而供给学派主张让投资人赚钱，只有赚了钱才有投资，没有投资哪有就业，于是有钱的投资人们都乐意捧场。而在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学说被当做歪门邪道，到了30年代，各国失业工人造反情绪严重，凯恩斯学说被统治阶级重视起来，至少他还为资本主义保留了市场和私有财产，比马克思的截肢手术主张要容易接受的多。而到了70年代后，资本主义列强社会安定，统治阶级又开始琢磨，是不是对泥腿子们太好了一点。

　　无论是货币主义的救济金融机构，凯恩斯的刺激消费，还是供给学派的减税，最终都要导致国家大规模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导致通货膨胀，损伤持有大量存款、债券、理财保险等资产配置的阶层，也就是社会上的中上阶层，精英社会偏下的那个阶层。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出身这个阶层，因为经济学家失业率是如此之高，只有家里不差钱的才敢投身经济学这个行业；而如果是巨富阶级，谁还会皓首穷经去搞研究，所以最终决定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出身。所以绝对自由主义永远是经济学家群体中有势力的一群，他们反对任何干预手段，坚持忍受经济危机是最佳选择，本质来说，这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过程。

　　我们在向前推进的话，在18世纪以前，英国和其他海上列强都采取国家授权的特许贸易公司的方式进行海外贸易，就是你们一批人要开发某个区域的海外贸易，那么像国家交“特许经营费”，然后国家以政府命令让你们垄断一个区域的经营权。到了18世纪晚期从市民阶级和新兴工业的富裕起来的新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海外贸易的好处，反对旧的海权资产阶级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是火了起来，他提出的自由竞争的高效率反对特许经营。

　　工业革命之后，大批旧的手工业者被近代大工业淘汰，造成可怕的社会事业平民现象。于是马尔萨斯火了起来，因为他通过论述证明穷人受苦并被淘汰，是一种社会科学规律，这样就为政府和有产者不去救济穷人提供了科学依据。当有人批评工业化带来的道德沦丧和贫富差距时，李嘉图论述了工业化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只是或早或迟，或多或少的不同，并且继续高举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竞争，为英国在全球使用炮舰外交推行“自由贸易”提供学术背书。而到了19世纪后期是，后期列强对英国的嫉妒，让李斯特的“工业保护主义学说”红了起来，他论述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利用贸易保护措施，培养自己的工业，追赶英国的方法。

法国失败的原因（8）

　　经济学流派的起起落落，无不和背后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势力的金钱和舆论支持有关，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更像是一种政治上对经济政策的游说学和背书学的结合体，最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永远和最有势力的政治经济集团所主张的政策互相呼应。现实中实行的经济政策大部分都来自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有时候甚至名义上宣传的奉行的经济学理论在实际上却完全被扭曲到另一个方面。货币主义的确保经济体的货币流动性，演变为救济大型金融机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开支提高民众消费能力，演变为政府开支补贴投资人。

　　打个比方说，“罗斯福新政”使用政府资金修建很多公路和水利设施，雇佣大批失业者，让他们得到工资，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而后来“奥巴马新政”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于是华府把合同交给一个美国承包商，这个美国承包商在从韩国或者中国雇佣一个施工公司，这个施工公司会从本国带来一批技术工人，然后在当地雇佣一批墨西哥人做体力劳动。工程结束后，政府出的钱，墨西哥人拿小头，然后汇给墨西哥的穷亲戚。韩国的施工公司拿中头，也都带归本国。美国承包商拿大头，并把其中一部分当做“政治献金”捐献给民主党，剩下的用来投资做别的买卖。然后奥巴马会说，我和当年罗斯福使用的是相同或者相似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它反而让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更加加大。同样拿出上千亿的资金来资助“新能源”和“互联网”技术也是荒诞的，因为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毕业生们并不需要救助，这种政策只能创造很少的就业，而且不会惠及正在失业中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工人。

　　在2009年之后的几年里通过大把金钱救济大金融机构，和对社会强势阶级的资助，并没有有效治愈经济危机，反而让大笔资金攥在富人的手里花不出去，于是有了在国际金融市场里滚来滚去的“热钱”、“垃圾资本”、“资产荒”这样的名词。既然已经投资过度了，还要继续刺激投资，最后结果就是泡沫越来越大。

　　一个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出了问题，而是往往他们的屁股出了问题，正确的手段实际上一直摆在台面上，但是政府不能实行，因为他们要充分考虑谁在用金钱和力量支持自己的政权，他们必须充分考虑这些人的利益，最后的所有问题不是出在出台什么样的政策上面，而是一个什么样人在掌权上。很多人都搞不懂希特勒的经济奇迹会如此神奇，从整个“希特勒新政”来看，他实行所有经济政策，在其他国家也都实行过，但是唯独在德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关键的问题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希特勒的政权能够高效而彻底的推行这一系列的政策。

　　希特勒的经济药方第一条是冻结劳资关系，阻止企业继续解雇工人。通过建立“劳动同盟”代替过去的各种工会组织，作为国家保证工人利益的官方工具。在企业设立“劳资托事”来调节劳资关系，在原则上劳资托事是禁止企业解雇员工的，除非劳动者确实违反了纪律或者不适应劳动岗位，但企业在解雇原有工人的同时必须保证雇佣同等数量的新劳动者，也就允许解雇工人，但不允许缩减岗位。

　　经济危机无法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很大原因是，资本相对于劳动者具备太多优势，当情况不妙时，资本就会逃离经济体，通过裁员和变卖生产设备来把损失转嫁到普通劳动者身上。冻结劳资关系，这就将大量投机性资本禁锢在实体经济内，强迫资本企业要么生产，要么破产，让资本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经济危机的损失。当这些用投机资本设立的企业破产之后，就用工业巨头们的垄断性企业对它们进行兼并重组，让工人重新就业。这样就将大量投机性资本进行“清零”，在这个过程中犹太资本损失惨重，具不完全估计这个时期因为政策原因无法“止损”，而折本的犹太投资不少于60亿金马克。

　　同样的措施在1929年之后的几乎在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都进行过类似的努力，罗斯福新政时也希望有政府出面建立覆盖全美“联合工会”来控制劳资关系，控制企业的裁员，但是最后因为害怕遭到反对而不了了之，所谓“联合工会”仅仅是具有“建议和指导性”的半官方机构，唯独在在德国能够完全彻底的贯彻执行这种极端措施。

　　希特勒经济药方的第二条是对经济进行全面管制，禁止资本的自由流动，控制物价和金融市场，打击掠夺性的资本的操作。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就是经济“脱实向虚”。在经济危机时成功止损的投机性资本，大量从实体经济中逃离，然后因为经济的萧条，无法找到新的投资方向，最后就在虚拟的经济中，变成一种掠夺性的流动性资本，不断通过炒作和哄抬来赚取差价。希特勒对这些进行了严厉的管制，必要时使用集中营来震慑投机资产阶级。

　　他还对国际资本流动课征税，阻止资本逃离德国，对企图带着财产移民国外的人，也对他们开征沉重移民税——这一系列政策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国际资产阶级在1934年的时候，在纽约和伦敦就号召对纳粹德国进行“圣战”，用经济、贸易、外交等一切手段打击德国，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否定了财富的私有属性。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理解一点也没有错，希特勒认为财富属于民族共同体，私有财产只是一种激励人们上进的手段，不应该存在一个人带着自己的财产自由的在国际间自由移居这种荒诞事情。从本质上来说，二战的爆发本身是当年这种圣战的延续，当所有冷战的方式无法摧毁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时，就必须发动一场热战。

法国失败的原因（9）

　　与之相对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场经济危机中，也都不同程度的用政府命令直接关于市场的定价和资本流动，但是这种努力要么浅尝即止，要么收效甚微，因为这些政府都害怕遭到投机性资本的报复，不敢过度触动这些人的利益。有时候投机资本会给他们反对派们捐款，有时候会故意在他们执政的关键时期进行哄抬物价和挤兑银行，最后不是他们制服了投机资本，而是被投机资本制服（或者干脆被收编了）。

　　希特勒第三个药方才是我们所熟知的利用大型基建工程来消化已经失业的劳动者，希特勒的德国在1933年到1936年间修建大量的高速公路、机场、水库、开凿运河、农田改造等公共设施。有不知请的人说，希特勒是靠扩大武器生产来吸收失业工人的，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在1936年以前，虽然武器和军备的规模比魏玛时期大有提高，但是也没有提高到可以消化几百万失业工人的水平，这些人大部分是由于经济政策导致的复苏被吸收到民用工业中，小部分是被投入到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上，只有极少的部分是吸收到军事工业部门。到了1936年，德国执行四年计划，开始大规模扩军备战，军事订单虽然刺激了工业经济，但是基本上它的目的是为了为打仗而不是拯救经济危机。

　　当然投资这些公共设施都需要用到钱，钱从那里来？希特勒从魏玛政权手中接管的德国财政没有外汇、没有黄金储备、只有天文数字的外债。唯一的选择是放弃金本位，使用大规模通胀策略。一种用于否定希特勒成就的说法是，他是用的各种经济刺激计划在魏玛时代的布鲁宁政府已经制定出来了，德国经济复兴功绩应该归属魏玛政权。这种说法根本更是荒谬到极点，因为当时所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在制定了相当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无论是美国、法国、比利时还是荷兰都是如此，这些经济计划之所以无法实行都是因为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需要使用大规模的通胀策略，而这种策略会损伤社会上的“高净值成功人士”，因而受到激烈的反对而无法实行。

　　当一个国家开始执行通胀策略时，通常会对生产性的持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有利，而对持有流动性的资本的人不利，其他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和贵金属则可以保值。持有这种流动性资本的人，一方面是金融资产阶级，他们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另一方面社会上的普通精英阶级，这些人，他们主要以现金流、债券、理财保险、投资基金的方式来持有财富，即便偶尔开办企业也是短期投机性事业，而这些人是代议制度下最有力的政治力量，他们人数比上层的富豪阶级要多，而组织和金钱上比普通人要优越，总是把持着议会多数。正是因为不敢开罪这些人，所以大部分国家无法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因为这需要用通胀为政府筹集资金。

　　而在德国，纳粹党就是依靠反对这两种人起家的，他们依赖的普通德国家庭已经被失业和贫苦耗尽所有的存款，所以无所谓通胀，而工业家们都背负着犹太银行家们巨额的贷款，通胀正好可以减轻他们压力，让贷款本息贬值，让生产设备增值。

　　法国在经济危机之后，执政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在经济危机时彻底暴露了自己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不仅绝境对失业工人伸出援手，还以平衡财政为由，削减社会福利——这也是当时欧洲左翼建制派的普遍行为，正是因为这些虚假的民意代言人失去民心，才导致纳粹那样的极右翼的上台。左右两翼的极端派别迅速崛起，而建制派则日趋没落。极右翼的“法兰西行动”“火十字”等组织崛起更加迅速。1935年时，甚至左翼建制派的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党员仰慕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就，认为只有社会民主党采取法国版的“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挽救目前的局面。

　　就像今天的法国马克龙现象一样，在1936年的选举中，面对极左和极右的挑战，法国左右两翼的建制派联合起来，组成了“人民阵线”赢得大选。人民阵线的政府推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被称为“法国的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大部分内容是效仿德国的“希特勒新政”，包括对市场和企业竞争进行调节和控制，组建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以保护工人利益，采取德国式的劳动保险制度和带薪休假制度，开设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吸纳失业劳动者，把对散乱的军工企业进行重组和国有化，一方面扩大生产吸纳失业工人，一方面也是要和德国的重新武装进行竞赛，强化法国的军事生产能力。

　　看起来这个法国的新政很美好，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完成这个计划钱从哪里来？法国的新政实行了不足100天就胎死腹中了。政府对实行通胀策略犹豫不决，因为人民战线的绝大部分议员都属于“高净值社会成功人士”，这等于要自己革自己的命，大部分议员反对任何形式的通胀策略，坚持法国必须实行严格的财政纪律，甚至必须保证实行“金本位”的不动摇。国际金融家趁机也对法国政府进行了恐吓，600亿法郎被从银行中提出，其中280个亿直接被转移到国外，引发了法国金融市场震荡和银行挤兑。最后主张改革的总理勃鲁姆辞职，这场法国版的“百日维新”闹剧终于谢幕。

法国失败的原因（10）

　　法国政局在勃鲁姆下台之后，就完全被政治经济上的强势阶层把持，他们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杜绝任何经济刺激计划，甚至在连英国都实行英镑贬值以刺激出口的时候，法国政府坚持法郎不贬值，维持金本位，基本上来说，法国的经济政策就是一条自杀性的经济政策。政府在处理内部经济问题上无能，引发了法国人的的不满，如果这是法国在外交上在受到打击的话，必然引起国内的政局动荡。这样法国就不得不自欺欺人的维持自己世界大国的虚幻地位，唯一的方法就是紧紧跟随英国的外交政策，利用英法联盟的方式来让法国在欧洲或者世界事物中发挥他单独无法胜任的工作。

　　而这种自欺欺人、狐假虎威的策略，不得不把法国的国际利益至于英国的战略之下，引发了外交上的自杀行为。而外交上的自杀行为，在1940年又发展为把自己的国防利益屈从于英国的安全，最后引发了军事上的自杀行为。可以说，1940年不是德国打败了法国，而是法国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主动寻死，从经济自杀引发外交自杀，又由外交自杀发展为军事自杀，最后他不死都有点对不起上帝了。

　　最后要谈的一个问题是，法国在经历了领导阶层一系列的“寻死”之后，在这场战争中有没有什么变数来挽救自己的。我的个人认为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我们把时间向前推至1940年的5月13日晚上，也就是德军古德里安装甲军开始在马斯河色当段渡河的那一晚。当时法国一个预备役步兵师和一个要塞团扼守防线，而它们背后半个法国装甲师正在兼程赶来，这支部队拥有80多辆坦克，其中包括40多辆装备了47mm反坦克炮的重型B-1坦克，他们第二天上午就能赶到色当。这支重型部队一旦赶到，那么缺少反坦克武器的法国守军状况就会大为改观，并且有可能坚守到甘末林的总预备队赶到防线。

　　可以说这是法国战役中最关键性的一晚，如果法军守住色当，把德国的奇兵阻挡在马斯河的对岸，那么法国最多在比利时遭遇一次有限的失败，可以把大部分精锐部队安全的撤回法国，然后寻求一次体面的停战谈判。诚然在缺少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要一个多步兵师阻挡两个装甲师加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十几个小时，肯定有难度的，但是如果不考虑装备和训练因素，进攻方只是防守方的两倍，在攻防战中往往是势均力敌的比例。而夜色本身就是对守军的一种有利局面，可以弥补装备上的不足。德国空军的斯图卡无法在夜间继续肆虐，不利的战场观察环境，让进攻的方无法发扬火力，而让防守方更容易荫蔽自己的位置。

　　但是法军的表现连一点让人想象的空间都没有，前面的要塞团表现还算勇敢，而是后面的预备役师几乎一触即退，确切的说是在夜间他们发生了大恐慌，步兵首先抛弃了阵地，然后炮兵也逃离炮位，还没到午夜，法军的防御就已经土崩瓦解了。第二天法国第一预备装甲师到达时，整个色当河岸已经失守，他们只能据守色当城附近的斯通尼高地上。后来在15到16日，这里爆发了整个法国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双方在一个高地上的小镇反复拉锯17次，德军死伤近3000人才拿下高地，后来一位“打满二战全场”的德国军官回忆，在二战的三次参加过的战役让他永生难忘，分别是：斯通尼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卡西诺战役。

　　为什么法国军队不能多坚守一段时间？当时的法国总参谋长甘末林这样评价当时的法军：新征募来的预备役人员几乎没有任何斗志，他们在遭到斯图卡轰炸和坦克冲击之后立即会大规模恐慌和溃逃，而且只要前沿阵地被突破后，就不做任何抵抗，有时候即便敌人陷入困境，也不会主动攻击敌人。来自德国的记载和甘末林的描述也完全吻合，法国预备役步兵们很容易被打散，溃散的步兵成群结队的藏匿在法国的乡村里，德军一度认为这会威胁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但是后来证明他们完全可以信任法国人的骑士风度，派去清剿这些败军的德军一个班就可以轻松的俘虏几百人。隆美尔的指挥车和一支小部队因为迷路陷在一个法国预备役步兵师的阵地里，夹在两个配备火炮的法国据点中间一天一夜，然后安然脱身，连希特勒都不是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这个前卫队长还能活着回来。

　　当然你可以这么想，现役的士兵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作战会比较勇敢。而招募来预备役人员，有老婆有孩子，比较贪生怕死。但是如果从整体上考虑的话，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士兵的年龄问题，而是基层军官的问题。在现役部队，如果士兵溃逃，军官立即会掏出手枪枪毙逃兵（这也是为什么军官一定要佩戴手枪，用步枪的话穿透力太强，容易伤到后面的人）。

　　当士兵服役两年后，转入预备役，但是军官们往往要服役到四十岁，这样在预备役部队里指挥他们的军官也是预备役的，这些预备役军官大部分是从法国的富裕阶层的年轻人中招募的，经过文化课考试和短训委任为预备役军官，在战场上，这些预备役不仅不能激励手下的士兵英勇作战，制裁逃兵，反而主动带领士兵投降。有时候事情竟然荒谬到这种程度：当德国装甲部队突破了阵地，开始兼程赶路时，一些法国营连级的军官居然会开着汽车在后面追赶他们，要求德军接受他和他的部下们的投降。

　　当然也有个别预备役军官表现勇敢的，隆美尔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事例，当他的第七装甲师击溃了一个法国预备役师后，接受了大批俘虏，这些俘虏都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当隆美尔从路上经过时，发现一个大胡子的法国预备役军官，满脸愤怒和无奈的和士兵们站在一起（按照投降后的程序，军官要和士兵分开列队，防止军官带领士兵闹事），隆美尔担心这个刺头在他走后鼓动战俘暴动，命令他上自己的指挥车，在被拒绝后，他当场枪毙了这个法国军官。

法国失败的原因（11）

　　1940年五月的法国，当主力部队在比利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后，下达了最高级别的动员令，全体45岁以下，无身体残疾的男子一律加入军队，保卫法兰西。然而已经山穷水尽的法国却没有足够的武器来武装这些人，尤其是重武器严重不足，指挥体系也基本一片空白。这些新招募的中年男子们就好像散兵游勇的民团一样，总参谋长魏刚只好下令这些法军就近就地，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设施就地构建防御工事，把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庄都变成反抗德国军队的据点。

　　就是面对这样一支杂牌军，德国在红色计划里付出了比黄色计划更高的代价，德军平均每天伤亡4400人以上，这个数字接近于巴巴罗萨计划在俄国的伤亡数字。而法国在战争中阵亡的10万人中，80%是在这个阶段阵亡的。是什么让这支几乎没有训练，拿着的是1886年制造的步枪，用的1874年产的火炮作战的法国军队突然勇敢起来。难道是知耻而后勇，濒临亡国激发了他们斗志？

　　1940年7月被邀请来接管政府的老元帅贝当这样评价当时法国的青年人，“两次大战之间出生的这些法国青年人从来没有受到任何爱国主义教育，自由主义的教育让法国的青年们变得前所未有的软弱，他们只知道自我和享乐，不了解国家、民族和荣誉这些东西，对此这些年来的法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情的真相说出来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受自由主义教育的10后和20后已经大部分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呆着了，现在正在作战的是受爱国主义教育的00后和上个世纪的90后。　　在传统价值中，每个人一出生就处于一系列的社会义务的网路中，作为儿子你对父母有义务，作为兄弟你对同胞有义务，作为丈夫你对妻子有义务，作为父亲你对子女有义务，作为国民你对国家有义务，作为信徒你对主有义务，作为士兵你对你个人的荣誉和同袍的生命抱有义务。正是因为这一系列义务的存在，每个人都认真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家和民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去，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尽自己的义务。

　　而有钱人则大多数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一个人处于一系列的义务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分割的整体，这就最后或明或暗的提出这样的观点——当你有钱时就对同一国家和民族中贫穷的人抱有义务，而这种义务削减了他们的福利。

　　一份前几年美国做了一个关于“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钱才能够自由的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概需要10亿美元。不幸的是，大部分富人的钱仍然低于这个水准，也就是说，大部分富人的钱“不够花”。这个时候如果对他们征税或者要求他们对社会和国家尽义务无疑会削减他们的福利。于是这些低于10亿的富人们乐于相信这样的一种观点：

　　国家、民族都是虚构的、抽象的、不存在的东西，构成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人。而每一个孤立的人都有自由的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力，如果国家、民族这些杂碎东西试图在“人”追求个人幸福的道路上设置条条框框，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是邪恶的，应该起来摧毁他们。

　　所有的自由主义都会演化出享乐主义和对颓废艺术的崇拜。因为当他们否定了一系列人类社会进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崇高的理念之后，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在道德上已经是一个空壳，于是他们就疯狂的拔高“自由”这个理念，他们高喊：“啊！自由你真伟大！啊！自由你真崇高！啊！自由，你从一个奇点制造了宇宙！然后又制造了一个霍金来思考奇点是什么？啊！自由你让猴子摆脱了长毛和尾巴，从此可以自由的行走，从此成为宇宙的灵长！”

　　但是当你追问他们什么是自由时，他们左右言它，说自由是来自于人类的天性，自由是让人类走向更加美好明天的关键。如果一定要逼问出“自由”有什么最具体的表现，他们只好红着脸说，“自由就是一个人有权利随心所欲的支配自己的财富，当然为了维持公共服务而纳税他们是支持的，但是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自由就是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当然不能超过法律的范畴，只要法律不反对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然后你又问：“谁在制定征税的标准？”“是议会。”“谁在制定法律？”“也是议会。”“那么议会里是些什么人？”“是我们——社会上的有钱人。”于是乎真相显而易见，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让有钱人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于是自由主义必然滋生出享乐主义。而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除了享乐之外，在道德上出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有渴望树立自己在道德上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要摧毁传统的道德性，抬高所谓“自由”。另一方面要玩一些“很炫”、“很酷”，一般人看不懂的东西——比如艺术。而自由主义的享乐倾向在他们追求艺术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入到这种对艺术的追求上，他们追捧那种放纵的、抽象的、癫狂的、直接挑逗精神和感官的东西，他们为各种颓废艺术付钱，以便让让酒鬼、瘾君子、艾滋病患者从事艺术活动。

　　另一方面，为了扩大自由主义的粉丝，他们开始鼓励纵欲、吸毒、性解放、和各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并把这些和对颓废艺术的推崇结合起来，把当做一种潮流和趋势来运用。两次世界大战中是这股潮流肆虐的时代，并且受到各国政府中的自由派的赞助，青年们吸毒、酗酒、乱交、穿着各种奇装异服，听黑人音乐。在二战中这股潮流被打断，然后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又卷土重来，后来成为我们经常听闻的“垮掉的一代”。

　　在英国处于民族性格的保守性，这种影响相对缓慢。而德国人天性的纪律性也有力的抗拒，再加上希特勒上台之后，一直致力于清除这种魏玛时代的遗毒，终于挽救了德国青年。而法国人具有地中海人种那种天生的享乐主义倾向，很快就被这种自由主义分泌出的各种毒素所侵蚀。

　　我们再次回到1940年5月13晚上马斯河色当段。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古德里安装甲军在河的西岸建立了桥头堡。桥头堡位于一个河道的凸出部位，这样部位渡河时又有优势，可以同时从三个方向强渡，让岸防火力应接不暇。但是这样的桥头堡位置，却不太容易向内地伸展，因为它很容易被守军封堵在这个“半岛”地形上。这时德国依然没有稳操胜券，法国要塞团依然扼守在坚固的工事内，阻挡着德军的进展，为此古德里安下令进行一次大胆的渗透攻击。

　　所谓渗透攻击就是在后方坚固据点没有拔除的情况下，让部队冒险从对方火力支撑点中间穿过，向纵深的敌人发动进攻，引起混乱并从侧后方包抄据点——就好像水渗入石头的缝隙一样。执行这个任务的是被称为“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柏林卫戍团，他们座右铭是“上帝、荣誉和祖国”，他们的任务是危险的，要穿越交叉火力地带，在没有足够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强攻对方设防阵地。他们的对面执行守卫任务的是法国第一零二步兵师，由一批二十多岁的预备役士兵组成，他们的座右铭是“自由、快乐还有爱”。他们的阵地时经过设计的，主要功能就是防御这种渗透攻击。

　　诚然法国人缺少反坦克武器，但是在他们的阵型崩溃开始四散奔逃时，大部分德国坦克仍然在马斯河的对岸，他们要面对的只有四十多辆坦克和六辆三号突击炮。然而这些法国青年在前沿阵地被突破后不久，就发生了恐慌性的溃逃，溃逃从前沿阵地蔓延到后方，又步兵蔓延到炮兵，演变为全师大溃逃，德国人轻而易举就占领了色当。从根本上说，这是两种受到不同教育的青年人在同一个战场上的竞赛，竞赛的结果是受到自由主义教育的法国青年完败。1940年法国的军事失败，并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十年甚至更远的二十年间，法国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外交上的一系列问题总的爆发，它在一系列的偶然性的同时，有一种必然的趋向，促使法国走向亡国的道路。

作者：淼水有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