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里的“移动”和“静止”：信息与资源再分配及其社会差异

王鑫  |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长聘教授

崔思雨 高源 |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2022年3月起上海的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新媒介技术下的社会差异，呈现了当代城市生活中许多根深蒂固的假设的脆弱性。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每个人转化为城市中的“节点”，这一个个节点在虚拟和实体空间中快速传递，构成城市信息流动的不同动线的发展脉络。这也提示我们思考：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快速流动又是以哪一部分人的静止为代价呢？如果这一速度突然减缓甚至中断，他们又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也在提醒人们接受流动性和技术进步带来“好东西”（Goods）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它们的另一面：技术制造新的社会差异并边缘化其中的弱者。

移动的悖论：病毒与移动性  

较之于2020年年初武汉爆发的疫情，上海在此轮疫情中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一方面，奥密克戎病毒本身传播力更强，这意味着如果在没有严格措施的保障下，随着城市内部和城际流动的增加，疫情的扩散、外溢乃至医疗资源的挤兑都将成为可以预见的问题；另一方面，上海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市流动人口已达到1047万，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尽管严格的封控可以缩小病毒传播的范围，但通过大幅度减少流动隔绝病毒的传播，也使建立在流动上的“东方明珠”出现了比其他疫情城市更加严峻的现实问题。

1.移动的“守恒”：作为城市机能的移动性

上海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为“移动”而服务的基础设施，无论是以对外贸易为主要职能的经济开发区，还是大型的港口、机场等货物、人员流转地，其建立都依托于一种假设：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而移动性的增强也将成为一种必然。当这些基础设施为人、物的流转提供有力保障的同时，移动性也逐渐成为城市机能的必要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移动性成为城市的生命线，渗透在城市日常运转的方方面面，更进一步的说法则是“社会是由当代日常活动的移动形成的”。基于这种城市建构逻辑，让城市完全处于“静止”状态是极为困难的，当原本流动的人员处于静止状态时，只有通过另一部分人员移动性增强填补出现的“空白”，对移动性进行维护，才能使整座城市维持基本的运行。

在全域静态管理之下，充分理解移动性在城市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表现形式，对于减少疫情带来的次生风险意义重大。在本轮上海的疫情中，抢菜难、物资慢都可以理解为移动性缩减和缺乏维护在社会层面上带来的问题。正如“食物的里程”这一观点所揭示的，食物在到达餐盘之前需要经历漫长的商品链，而这其中，既有大宗商品运输的“宏大”的移动性，也有点对点的外卖员的“微小”的移动性，在这些移动性的背后，则是大量的人员与基础设施的支持。例如，对于一些“沪漂”而言，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和方便的外卖、餐馆等，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存在，这些事物使他们可以接受租住的房屋没有炉灶或者自己不准备厨具，又或者减小储存食物的空间，并与其他租户共享出租房内通常并不算大的冰箱。当疫情来临时，对他们而言食物商品链的“最后一公里”中，包含了从食材的处理、加工、甚至存储等部分，而就封控时期社区发放的以生鲜为主的物资而言，这“最后一公里”往往并不包含在内。这种移动性在认知与实际情况上的差异，也是流动人口在此次疫情冲击之下面临的挑战之一。而防疫措施与物资运输之间未能协调的种种冲突，则使疫情期间最基本的“移动性”机能的保障问题雪上加霜。

2. “奢侈品”蔬菜、通行证与高额“闪送”：作为社会差异的移动性

如果具体到不同群体，由于社会资本的不同，也使“静止”同样具有相对性，在疫情之前城市发展中被遮蔽的社会差异通过移动性这一指标得以重新凸显和放大。比如为了维持、争取客户，上海的奢侈品商家纷纷向客户送上各种包装精美的蔬菜水果，甚至本帮菜和甜品。显然，通过经济资本置换的优越性在移动性的分配上得到了体现。实际上，即使并非高收入群体，在同一个社区，物资分配上也存在质量的差异，统计在册的、能熟练使用网络查询和接收信息的更容易收到分配的物资，而暂时租住的或者难以使用手机上网填报信息的独居老人等则更难收到分配的物资或者收到的物资质量更差。

另一个移动性与似乎也与资源再分配相关，比如4月6日被曝光的“黄牛通行证”问题，在该事件中，移动性这一权利在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不仅成为一种象征的符号，甚至成为铤而走险牟取私利的诱惑，而其被非法滥用的后果，就是通行证的审批更加严格，而此时，拥有配送资质的物流公司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对等，每单的价格已经远高于平时，从而导致普通市民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物资的获得也变得更加困难。对该问题解决途径是更加收紧的规则，其负面效益也被转嫁到缺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沉默的大多数”身上。

空间的区隔：

信息与资源再分配的差异

1.折叠的城市：现实与虚拟空间问题的同一

资源配置和居住区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关联的，如果把视野放在全球范围内，就会看到南北半球之间的差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家内部的城市差异。在许多城市内部，相对富裕的人群在获得基础服务的方面更加容易。当疫情来临，移动性作为一种资源掌握在特定群体的手中时，这些群体就会形成一个个中心，而移动性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则会依据距离中心的远近而不同。比如，在相对成熟和新型的社区范围内，银行、超市、药店和交通基础服务都非常完善与配套，即使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由于交通地理位置便利，以及社区购买力较强等因素，可以形成规模较大的团购。然而老旧社区的情况则没有那么乐观，居住区域的租客较多，流动性较大，资源的聚集性差，也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社群，应对城市“静态”之后的各种问题。即使这些他们会使用手机，但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过程中，经济资本、社会空间以及信息获取的方式，都将优越和弱势截然分开。

中心城区的居民为能否在叮咚、盒马等电商平台上“抢菜”忧虑，而处在城市边缘地区的市民面对的则是电商平台多日处于关闭状态。莫利教授认为“赛博空间本身具有完全可识别的地理形态，其中的路线和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早期通讯方式的结构和模式”在这里，外卖骑手和社区工作人员等具备动“移动性”的一线服务人员都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那么交通可到达的便捷程度、订单规模的大小以及利润率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效率等因素都会影响物资运输的速度。而防疫措施与物资运输之间未能协调的种种冲突，也在基础设施、反馈渠道更加完善的小区内得以更好地规避和解决。同时，由于在网络空间中，他们更容易优先受到关注，那些反映问题的“报忧”也更容易被遮蔽在他们获得资源之后的“报喜”当中，而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则更容易形成负面信息的“雪崩”，现实和虚拟的空间中问题出现相叠和同一。

2.收紧的边界：无处安放的“连接点”

流动务工人员的生存情况是窘迫且受限的，这主要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信息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也上信息资源的错位，信息流动的“圈层化”特质明显，无论是微信朋友圈或者被算法推荐的信息，将信息的使用者间壁在一个特定的信息空间中，看起来信息过剩，实际上又是信息的单一匮乏。在缺乏足够信息资源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能够提前了解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并为自己储存足够多的物资来渡过这一难关。相对而言，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人脉资源丰富的人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样的不便，可以在为时已晚之前为自己做好充足的准备。

其次是社会资本的缺位。社会资本用来解释移民社区有广泛的影响力，它表现为信任、互相帮助等行为，是指社会关系对交易的影响。城市打工者或者城市流动者中的很多人自发加入了“工友互助群”，本意是为了在外漂泊的时间里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与扶衬，但现实却是处于失业状态的众人很少有人能够富足到帮助他人。

最后是其不被承认的身份。外来务工者虽然跨越了地理的边界，也超越了自身的身份边界，在这个城市安定下来，但仍然有一系列“更为隐蔽也更深刻的社会边界”。就像戴维·莫利提到的集装箱的流动，集装箱“只被允许一种跨地域的状态，既不存在于这个地方，而是存在于一种永久不属于、法律不存在的状态中”。事实上，这就是众多外来务工者在城市中的命运，他们的生活被限制在狭窄的住所和工作地点，而且他们只是拥有暂时的居住以及停留的权利。

在段义孚的论述中，“稳定”对于移动的过程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稳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静止”，而是一种情感上的熟悉和认同，但外来务工人员的处境恰恰与之相反，身体不得不“静止”的同时，情感和身份认同上却被“隔离”。而当文化空间错位，情感无处锚定之时，疫情之下经济和生存环境的不确定也将变得更加显著，促使外来务工者更加倾向于做出悲观的预期和判断。

生命的延伸：

疫情防控与弱势群体的手机使用

上海疫情中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的就是老年群体。根据资料显示，上海是中国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2020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533.49万人，占人口的36.1%。其中独居老人人数达到了30.52万人，孤老人数为2.26万人。在本次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抢菜等问题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但这些求助通常是通过“他者”发出的。老人成为疫情时期沉默的求助者，遭遇数字困境。

1.反哺、断裂与等待：虚实空间边缘的老年群体

随着疫情的加重以及上海市防控措施的增强，手机不仅成为人们长时间居家过程中信息获取的方式，还是他们获得“连通性”资产的重要途径，联系外界来采购日常生活必需的物品。如果遇上物资短缺的情况，人们还要“拼手速”，在庞大的社会有机体几乎陷入某种瘫痪的状态，而手机就成为人们生命的延伸。这就给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旦涉及互联网订菜、买药、获取时事信息这些功能，他们则显得力不从心。并且老年人中还有不少患有慢性基础病，需要日常服用药物来将身体保持在稳定的状态，因此他们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不仅仅是用来满足温饱的食物，还有稀缺的药物和医疗资源。

相比于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上海医疗紧急救助”的民间互助文档，他们更习惯于通过社区或居委会订购药物，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药品和医疗资源无法及时补充，而老年人就成为了等待中最脆弱的群体。有学者指出，科技的发展会产生新的不平等现象，因为那些掌握新技术的人的能力会逐渐增强，而那些被技术排斥在外的群体则陷入恶性循环中。

幸运的是，还是有一批“数字原住民”愿意伸手相助，帮助老年群体共渡难关，那就是通过志愿者和年轻一代的邻居们来帮助老人在网络上发布求助信息，获取药品和其他急需资源。这一群体在这里有了新的意义，即作为媒介本身，连接老年人与外部社会，发挥传播与运输的功能，这就大大减少了老人们的等待时间。使用智能手机以及熟练应用新媒介等关键技术对人们的生存前景至关重要，关系到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网络资本与生存条件。而这些人作为拥有相对较多网络资本的群体，帮助老年群体摆脱边缘困境，实现生命的延伸以及自身资本技术的有效转移。

2.技术的适老化：走出“青年中心主义”设计偏见

对于老年人而言，网络资本获取的困难不仅在于其由于学习能力的下降等原因难以适应新技术，也是因为这些技术在设计时，并没有充分做到“适老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仅要做到实体空间的适老化，例如铺设无障碍通道等，也要在赛博空间，通过技术上的适老化，延展其活动的边界，弥补由于身体原因造成的移动性受限的问题。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开发者和主要消费者通常并不是老年群体，其技术往往带有“青年中心主义”的色彩。这种“青年中心主义”一方面表现为设计者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学习能力的下降估计不足，即使老年人使用了按键更大、屏幕字体更大的老年机，手机中的APP却依然与青年所使用的没有差别。对老年人而言，即使在线下独立完成类似取款、挂号、或者购买车票之类程序稍稍复杂陌生一些的任务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更何况让他们理解什么叫做“小程序”“健康码”，甚至通过多个步骤的人机交互完成“抢菜”或者申请购药了。另一方面，设计者忽略了老年人成长在一个实体媒介比例远大于虚拟媒介的时代，他们对于媒介的使用逻辑与“互联网原住民”不同，更加依赖于人、物的“在场”。诚然，设计者设计这些程序的初衷并不是希望为老年群体创造困难，但在研发的过程中客观上忽略了老年人的诉求。

不过，由于一些社区工作者需要直接面对老年人群体，技术适老化的尝试已经在他们的实践下展开，例如在一些社区，已经推出了“反向扫码”的服务，但这样的社区通常更加发达且设施完备、社区工作人员素质较高。想让技术适老化具有普惠性，还需要更多的技术、经济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

3.不可见的流动：网络资本不对称下的老年群体困境

网络与新媒介是当代公民的必备素养之一，就像“义肢”帮助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立足与生存。而不具备这一能力的弱势群体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能力，例如卡特里娜飓风的来袭使得那些没有汽车的人们困在原地，公共交通系统以及通信等用以维持当代城市生活的系统都处于瘫痪状态。而在这时，谁能移动，而谁被困在原地就是权力与资源的体现，在这场灾难中得以保全自我的就是那些拥有丰厚网络资本的群体：能够接受所需信息的通讯技术以及与外界进行联系的资本。

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拥有网络资本的人们凭借拼团、接龙等线上程序获取用以维持生活的资源，虽然他们在具身上静止不变，但在虚拟网络上他们却是流动的，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虚拟流动则因网络技术的缺乏而受到限制。并且现在获取食物、药品等网络系统对老年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甚至还要和众多年轻人一样熬夜早起来争抢生活资源，而实际情况是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由于年龄以及自身身体因素，连智能手机都无法正常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被社会排斥的，并在不同物质和技术层面上得以强化，他们越来越局限于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陌生”的领域。实际上，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们更愿意通过居委会或社区来定菜，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却有很多时间在现实生活中与人打交道，而不是通过手机来订购，因为这是一种更熟悉也是更轻松的方式。

对于同处于一个社会空间的人来说，网络具有不同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对于多数老年人来说，只有处于他们熟悉的环境下才感到安全和自在，因此手机支付对他们来说有很多风险以及不可确定性。老人的生存空间被局限在狭隘的房间以及周围步行就可抵达的社区环境，而社会早已是流动于物质和虚拟空间来回切换的多维立体空间，而这对于老人来说却纯粹是一片空白。以手机为载体的新媒介重构了社会空间，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媒介“混合”的世界里，而手机本身也是一种悖论，体现为灵活性与强制性并存。上海这30万独居老人就是被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边缘化的一代人。我们必须要寻找新旧技术之间的“连续性”与“共生模式”，让技术更好地为每一个社会个体服务。

 动线的重建：

“后疫情”下城市中移动性假设的反思

实际上，不仅仅是上海，新冠疫情下那种过去基于大规模人口流动假设的原有城市动线都在受到挑战，例如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设施，以及CBD中的办公大楼电梯，在面对着疫情带来的感染风险时，其在设计之初的预设的功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而过去基于“在场”所制定的工作、教学等情境，也在以“动态清零”防控要求下做出改变。

疫情迫使城市的建设者正视布莱恩·拉金所批判的欧美中心主义范式下被遮蔽的问题：城市中完备的、流转不息的基础设施并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物流的封闭、医疗条件的紧张乃至公共交通工具的减少以及物资短缺的状况尽管会有所改善，但这并不代表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类似的情况一定不再发生。当连通成为一种潜在的必要性时，如何在“连通”的情况下依旧保有能够抵御被隔离的风险的能力，而在“封锁”和“隔离”伴随着病毒传播的可能长期存在时，依旧能够开辟出可以维持移动性的通道，成为后疫情时代城市发展必须思考的课题。

目前有关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还是依赖于互联网技术，例如线上教学、办公乃至团购，然而现有的实践已经证明虚拟技术并不能完全弥合隔离造成的断联。首先，线上活动无法替代“在场”中的某些重要部分，例如重要的谈判、会议以及课堂上的师生互动等；其次，互联网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线下关系在虚拟世界中的映射，很多时候并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加剧现实生活中的差异，当这种不对等又处在同一网络空间时，冲突与对立在对比中愈演愈烈，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更深的割裂与隔；第三，互联网并不能覆盖到城市中的所有群体，例如使用智能手机有困难的老年人被排除在互联网之外，这类高度依赖线下设施的人群在面对疫情的封控，显得格外脆弱；最后，虚拟世界也是由现实世界中庞大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持，即使是抢到团购的蔬菜，也需要配送人员送货上门，大量的网络服务器等也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实际的运维才能正常使用。互联网不是万能的，尽管移动互联网产业在疫情中解了“燃眉之急”，但只有能在现实世界中规划出合理的动线，促进“好东西”的传播，尽可能地阻隔病毒，从而重塑城市形态和生活方式，才能完成现代城市在面对发展危机时的进阶。

上海作为我国一线超大城市的样本，不能因为其现实状况与有关的精英叙事之间的落差，将上海在情感上也与其他城市隔离，导致对上海的状况出现偏激认知。面对着疫情对城市固有发展模式的挑战，移动的重要性应被重新审视，并对其表现形式做出更深刻的考察，而意识到其在疫情新常态情况下作为一种有限资源存在时，移动性的分配也应兼顾到更多群体的利益，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在虚拟技术辅助现实世界以替代部分移动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实际地理空间区隔在赛博世界的映照，不能盲目夸大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去中心化”的乌托邦思想，更要注意到被技术边缘化的老年人等边缘群体，在大数据之外，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