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的兴亡之道：不在国库多少，唯在百姓苦乐

    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是今人的最好营养剂。当今领袖2014年在德国访问期间对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引用了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大师来辛之言，“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他再三叮嘱，要学历史，学好正史，从中汲取人生智慧和治国理政智慧。

    正史的核心要义之一便是告诉后人国家的兴亡之道。中国人常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从《史记》到《明史》，传统的“二十四正史”教授了哪些国之兴亡的道理呢？在下文，我将以时间为序，摘录只言片语，以窥正史大道之朴素精华。

（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记录了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约公元前719—前645年）的一段话，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六亲，是指父、母、兄、弟、妻、子；四维，是指礼、义、廉、耻。管仲认为，礼义廉耻四维是国家这座大厦的四根重要支柱，如果四维不张显，国家就会灭亡。同时，他又认为，虽然四维很重要，但礼义廉耻的培养，却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只有先保障老百姓仓廪充实，衣食充足，然后才能使他们知荣辱、懂礼仪。管仲把老百姓的基本物质需求作为进行道德教化的前提，这种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管仲这个人虽然有很多小毛病，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从来不含糊。他一开始辅佐公子纠，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齐国的王位，管仲曾经用箭射伤过公子小白，后来，在这场争夺战中，公子纠被杀，公子小白继承王位，公子小白就是齐桓公。管仲并没有殉公子纠而死，而是转投齐桓公门下。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为相，在管仲的帮助下，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曾在管仲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孟子建议统治者分给老百姓一定的土地，让他们能够对上足以赡养父母，对下足以蓄养妻子，年景好的时候能够吃饱，年景不好的时候不至于饿死，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接受道德的教化，懂得礼义廉耻，统治者的统治也才能稳固。

    这句话还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从今天来看，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思想，虽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对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境况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管仲以此指导思想来辅佐齐桓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注重满足老百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二）“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这是《汉书·贾谊传》中引用的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对汉文帝说的一句话。贾谊就是那位写下《过秦论》的西汉名士，他曾因受人陷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四年之后，汉文帝才再次想起他来，把他召回京城长安，委以重任，拜为太子梁怀王太傅。贾谊上任之初，就上书汉文帝表达自己对当时政事的看法，这道奏疏就是著名的《陈政事疏》。上面这句话便出自此《疏》。

    在此《疏》中，贾谊独具慧眼地提出，表面上看来，当时似乎天下太平，百姓和乐，一派盛世景象，但实际上无形中却蕴藏着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贾谊使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当时西汉统治者的境况，他们就像是在火堆上堆积柴草用来作为床，虽然火暂时还没有烧到上面，但总有一天火会烧起来。他进一步指出，不安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匈奴的崛起，正在威胁北部边疆的安全；二是随着各个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中央政府已经难以控制局面，若再不采取措施，等他们羽翼丰满，必然会犯上作乱。而对这种危机四伏的状况，贾谊建议汉文帝，首先，应该采取措施削弱各地诸侯王的势力，把政权收归中央，以绝后患。其次，实行礼法并制。

    贾谊认为：“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道德教化与法律制裁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稳定统治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手段，虽然礼与法在社会作用上有根本的不同，“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的社会功能是防患于未然，法的社会作用是惩治于已后，但这恰好一内一外、一前一后，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统治策略，礼离不开法，法离不开礼，只有礼法并治、刑德兼用，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贾谊当时提出礼法并治的思想，虽然目的是维护西汉统治者的利益，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直到今天，它仍然对我们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起着一定的作用。

（三）“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

    《后汉书·傅燮传》记载，东汉末年的忠臣傅燮劝进天子时说了这句话。据史载，公元184年，巨鹿人张角以太平道为旗帜，叫响了“均贫富”的口号，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史称黄巾起义。傅燮曾与皇甫嵩一起领兵讨伐起义，起行之前，他上书天子说：“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

    傅燮认为，像张角那样的农民起义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奸臣当道与像宦官那样的近臣专权，若是上下同心，天子能够做到亲贤臣、远小人，即使国家有暂时的困难，也会在万众一心下得以解决。但若是外臣拼死在外，内臣构谗在内，使有功不能赏，有失不能罚，那么，谁还会为国家卖命呢？真到了那时候，国家就可以说是真的不可救药、无力回天了。

    纵观中国几千年，傅燮所言可谓是至理名言。历史上，哪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由内因导致的呢？

    傅燮之言主要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的。这条格言也适合于个人。当人们遇到挫折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总喜欢愤世嫉俗，不是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平，就是觉得别人怎么都那么坏呢。然而，追根究底，根本原因还是在自己，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咎由自取的意思。所以，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年）主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孟子更是提出了“反求诸己”的观点。

    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意思是说，当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不要怨天尤人，应该多从自身来寻找原因，只是愤世嫉俗是没有用的，应该奋发图强才对。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世间许多难办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四）“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

    这是曹操的谋士何夔的话（《三国志·魏书十二·何夔传》）。何夔自幼丧父，与母亲和哥哥共同生活，以孝友见称于当世。袁术曾经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但他觉得袁术这个人上不应天时，下不顺民意，不成大器，一直没有答应。以防何夔被别人所用，袁术强行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东汉建安二年（197年），袁术与桥蕤一起攻打蕲阳，当时守蕲阳的是曹操，袁术让何夔去劝降曹操，何夔不从，并逃到深山里藏了起来。建安三年（198年），何夔终为曹操所用。

    当时有传言，袁术的军队发生了叛乱，曹操问何夔这个传言是否属实。何夔说：“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袁术既不能顺天，又不能取信于民，肯定不能得志于天下。古语云，失去道义的君主，连亲戚也会背叛他，何况是他的手下呢？我认为，这些传言肯定是真的。”曹操说：“我也认为这些传言是真的，但理由与你不同，我的理由是像你这样的人都不能为他所用，他能不乱吗？”曹某人的嘴就是甜啊。

    何夔所说的“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与孟子曾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异曲同工之妙，争取天下须具备三个重要条件，即天时、地利与人和。何夔所言就涉及到了天时与人和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岂止是取天下，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任何事情，也须具备天时与人和。所谓顺天时，也就是顺应时势，不要逆天而行；所谓人和，也就是取信于民。只有顺天应人，才能心想事成。

（五）“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

    这是吴国大将陆逊劝说孙权的话（载于《三国志·吴书十三·陆逊传》）。陆逊（183年—245年）是继周瑜、吕蒙之后的吴国重臣，他曾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设计取荆州、擒关羽，又曾在吴黄武元年（222年）火烧蜀军四十余营，打败刘备，致使蜀军自此一蹶不振。因他为吴国屡立大功，深为孙权所倚重，而他对孙权也是忠心耿耿，多次上书劝说孙权放弃不明智的决策。

    有一次，孙权想派兵攻取夷州与朱崖（大致是今天的琉球群岛和海南岛），陆逊听说此事，上书劝谏孙权应该“蓄力而后动”，他说：“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在陆逊看来，吴国当前的要务不是征伐夷州与朱崖，而是育养士民，发展农业，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孙权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取消了攻打夷州与朱崖的念头。

    三国时辽东地方割据军阀公孙渊背离盟约，孙权又想派兵讨伐，陆逊又上书劝谏，他说：“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陆逊以为，吴国目前有蜀与魏两大强敌压境，不应该意气用事，贸然远征，这不仅不会有什麽结果，还有可能陷吴国于险地，因此，他劝孙权若想图谋天下，就必须忍让，以免得不偿失，将来悔恨莫及。

    我们常讲，“小不忍则乱大谋”。做大事的人就应该学会忍让，不要因小失大。想当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张良能桥下拾鞋，两人在此后的有生之年都建立了不朽功业，这便是此言最好的注脚。

（六）“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质后文”

    这是《宋书》史臣评价江夷等人的话。在前文，我们刚讨论了“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此话中把“仓廪实”与“衣食足”放在礼乐文明之前，认为百姓基本物质生活的满足是施行礼乐教化的前提。然而，《宋书·江夷传》却提出了“食不如信”，前后会不会是自相矛盾了？

    其实，这两句话没有矛盾，仅仅是各自讨论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仓廪实，衣食足”是从百姓方面讲的，而“为国之道，食不如信”则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讲的。从百姓的角度讲，当然首先是吃饱穿暖；而从统治者角度讲，则首要问题是取信于民，其中，让百姓吃饱穿暖也是取信于民的一种方式。

    古今中外，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若不能取信于民，即使统治者能让百姓衣食充足，也不能绝对保证政权安稳。

    正是从这层意义考虑，儒家非常重视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论语·颜渊》中，孔子的学生子贡与孔子有一段对话，可以充分说明“信”为什麽在治理国家中如此重要。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使老百姓有充足的食物，使国家有充足的军队，取信于民，做到这三个方面就可以了。”子贡又问：“假若非要去掉一个的话，那应该先去掉哪一个呢？”孔子说：“那就先去掉军队吧。”子贡又问：“要是不得已，剩下的两个也不能同时做到，哪一个应该放在前面呢？”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自古以来人都会死去，但如果不能取信于民，国家是立不住的。”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正是“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的背书。

    关于后半句的“立人之道，先质后文”，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质”指的是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文”指的是人外表的修饰，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君子，应该是文质彬彬的，也就是说，应该是既有道德修养，又有外在文采，若质胜过文，人就会有点粗野；若文胜过质，人就会虚华不实，所以最好两者兼备。如果两者不能兼备，那么要以质为主。

（七）“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在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

    贞观十一年（637年），监察御史马周向唐太宗上书，先是说：“贞观初年，陛下率天下人崇尚节俭，那时候一匹绢才换一斗米，天下顺从。老百姓深知陛下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毫无怨言。但近几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多石粮食，老百姓都认为陛下不再爱怜他们，深有怨言。”接着，马周说了这句千古名言“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件事记载于《旧唐书·马周传》。

    史载，马周当时列举历史上的许多例子，来说明“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的道理。他说，“隋朝时在洛口仓储存的粮食，后来被李密得到；在东都所积蓄的布帛，后来被王世充占有；而在西京的府库，被唐朝建国者所用，到现在还没有用完。”众所周知，隋朝的积蓄不能说不多，但仍然灭亡了，这充分说明国家兴亡，并不在于国家财富积累的多少；反之，若国家积累财富越多，遇到动乱年代，反而会被反叛者所利用，反受其害。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老百姓的苦乐，也就是民心，若让百姓怨恨之心积累过多，既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又有损于国家的兴盛。

    深明大义的马周劝谏唐太宗要关心百姓疾苦，以百姓的苦乐为苦乐，这正是他深受圣明君主器重的原因，也与他的寒苦出身和为人有关。马周幼丧父母，家贫好学，精通诗传，但由于落拓而不被州里所重。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5年），马周任博州助教，每天只知饮酒作乐，不管讲授之事，因此受到刺史达奚恕的责备，一气之下，马周拂袖而去。其后，他游历于曹州与卞州之间，又受到浚仪县令崔贤的羞辱，感叹之下西游长安。到了长安之后，马周暂时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让群臣上书各言为政得失，常何因是武官，不懂经学，马周便替常何陈述二十余事，奏与唐太宗。唐太宗一见，非常高兴，就问常何，常何这才说出真相，于是，唐太宗便召见马周。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让马周担任监察御史。

（八）“物不极则不反，恶不极则不亡”

    这是《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一》所载的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一句话。李存勖为晋王李克用的长子，李克用是沙陀部酋长李国昌的儿子，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李家父子多次帮助李唐王朝镇压暴乱（最大规模一次是黄巢起义），后被赐姓李。唐朝末年，李克用曾与朱温争夺地盘与权力，朱温获胜，夺取了李唐天下。李克用为此耿耿于怀，李存勖却劝其父说：“夫盛衰有常理，祸福系神道。家世三代，尽忠王室，势穷力屈，无所愧心。物不极则不反，恶不极则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舆，窥伺神器，陷害良善，诬诳神祗。以臣观之，殆其极矣。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何事轻为沮丧！”

    李存勖清楚地看到，政权的兴衰更替是永恒不变的规律，他们李家三代尽忠于唐王朝，为了力挽狂澜，已经尽心尽力，无愧于天地良心，唐王朝不可救，这都是天命所致。而朱温气数也将尽了，只要他们韬光隐晦，养精蓄锐，等待朱温的衰败就行了，没有必要忧虑担心。

    果然，李克用死后，李存勖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并南下打败了朱温建立的后梁，于魏州（河北大名西）称帝，建国号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就是后唐庄宗。灭梁以后，后唐定都洛阳。

    这里李存勖劝说李克用，运用了一个物极必反的道理，这是很富有哲理性的。在《老子》第三十六章中，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意思是说，要想使一个东西合起来，就应该先张开它；要想使一个事物衰落，就必须先使它强盛，物极必反，当它强盛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衰落；要想废除某种东西，就必须先使它兴亡；要想夺取某种东西，必须先给与它某种东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迫使地方走向极端，达到顶峰的状态，然后运用物极必反的道理，让它自然衰落，然后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无为而得天下。

    历史留下的教训常常是“可笑”的。李存勖懂得以正理劝说其父，却不懂得持身恒久的道理。李存勖建政后，终日与戏子、宦官为伍，荒废朝政，叛乱四起而不得善终。真可谓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九）“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

    这是一句常常被人提起又常常很快被遗忘的话，语出《金史·世宗本纪上》，是金世宗完颜雍的肺腑之言。

    据史载，在金世宗执政的大定十一年（1171年），尚书省上奏金世宗，说汾阳军节度副使牛信昌趁过生日之际，大肆收取属下的馈赠，按照大金国的法律，应该罢免他的官职，但是金世宗却说：“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书省、枢密院生日节辰馈献不少，此而不问，小官馈献即加按劾，岂正天下之道？自今宰执枢密馈献亦宜罢去。”

    金世宗没有听取尚书省的奏请，随后说的话却振聋发聩。他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尚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在过生日的时候，也是大肆收取馈赠而不治罪，现在一个小官有这种行为就要罢免他，这未免太不公平，若要言是法纪，就应该从朝廷上层开始。

    金世宗确实可称得上是一位较为贤明的君主。史载，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金熙宗被完颜阿骨打的孙子完颜亮杀死，完颜亮称帝，史称海陵王。海陵王执政后，政事昏乱，穷兵黩武，引起各地不满。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大局攻宋，女真部猛安（军政长官职）完颜福寿临阵叛乱，逃回辽阳，拥立完颜雍即位。自从完颜阿骨打以来，金国先后展开了与辽、北宋、南宋的战争，致使百姓深受战争之苦，尤其是海陵王执政时，赋役繁重，盗贼盈野，兵甲并起，国家混乱，产生了“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之爱”的惨状。金世宗即位后，“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在大定年间（1161—1189年），金国上下和安，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局面，金世宗也因此史称“小尧舜”。

    再用孔子的一句来注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治者推行任何的法令，都应该自下而上，重在以身作则，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历史的智慧之海浩瀚无边，无法穷尽，铭记只言片语足以警示未来。

    最后，我友邦以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一句话结束此文，“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