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文明之争

      文明之争的背后讲的究竟是什么，不妨从一个基本抽象概念“人权”去看。

      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体系里，人权有一个最核心的内涵，“自由选择”。它表现在实际生活层面包含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投票选举，乃至财产自由支配。国家，社会，政府都是建立在作为完全独立个体的“我”的基础上的，“我”授权将我的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比如让政府代管公共卫生，教育，负责社区安全等等。这种让渡主要是以缴税的形式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是“契约论”基本内容，也是西方实施“小政府”的本因。这里不去讨论这种独立平等个体是否真的存在，政体是否真的是“民意”的体现。当作为政府实施的公共防疫政策超越了“我”的自由能接受的程度时，“我”就可以言论自由的舆论施加影响，或投票更换执政党。当大多数的“我”选择共存，那少数的、易受新冠侵害的老、弱者只能是牺牲品，“契约论”的背面隐含着“丛林法则”啊。搞笑的是，公知们有句名言，“对待弱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中国的人权理念，讲的人权的历史性，讲发展权和生命至上。讲历史性和发展权等于是默认西方人权的标准和定义，我们做的还不够，得努力。讲生命权也是底气不足，因为没有谁再比“我”更在意自己的安全和生命。因此，在面对战争、瘟疫，“集体安全”该是更应该关注的人权。社会越发展，人与人之间越是关系紧密，“我”的存在和发展越是依靠整体。“动态清零”从某种意义上是说，以暂时降低个体的自由来换取最大程度的每个“我”的生命权。这与优胜劣汰、谁有钱谁更有保障的“共存”哪个更人道是否一眼可知。

       也许只有中国真正地发展起来，在思想上也站稳了，“集体安全”的人权理念才会被世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