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读书看“太重”了！

有人认为“读书无用”，他们列举很多名人的例子，以证不读书也能过得很好；有人认为“读书有用”，又总是强调自己“没有时间”。

当我们把读书看得“太重”，往往会因为过分强调仪式感而与之疏远，读书不应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和音乐、绘画、运动、刷剧、打游戏等众多爱好一样，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方式。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库叔联合B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给大家讲几位读书人的故事，他们在自己的阅读体验中打开了一扇门，走着走着，就抵达了能够安放余生的心灵归宿……

文｜王乙雯 瞭望智库观察员  王雨帆 实习生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故事来源于B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已获授权。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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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错图》，穿越时空的对话

《海错图》，出自清代康熙年间一位民间画家聂璜之手，它以生动的图画和文字，记录了三百多种海洋生物——鳖身人首的海和尚、身披火焰的鳄鱼、憨头憨脑的蟳虎、后背长鳍的中年秃顶人鱼……这些图画风清奇，又带有现代博物学的风格。

这本书曾一度在历史中失去踪影，直到雍正四年（1726年）被太监苏培盛送入宫廷，后来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被重新装裱，一直收藏于故宫中。

初中的时候，张辰亮去故宫博物院参观，看到了正在展出的几幅《海错图》，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就想把这个书好好地研究一下”。

张辰亮 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截图

因为时代的限制，《海错图》中存在一些不太靠谱的地方。2015年，张辰亮开始了他的计划——还原一个科学版的《海错图》，从生物学的角度解读清代图谱中的生物密码。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他一次次踏上旅程，远赴辽宁、福建、广东、广西、天津甚至日本、泰国等地搜集素材、实地考证，编写成了《海错图笔记》。

厦门八市海鲜市场是他常去的地方，这里就像一个免费的海洋生物展览馆。比如犁头鳐，张辰亮在市场中找到了它的原型，还对比了图里画的、实际长的和切成肉的样子。

 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截图

据张辰亮介绍，《海错图》里边可以经常看到聂璜的“内心独白”，类似“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把这个画可画在这了”这样的话，在他看来，聂璜在等待博识者辨之。

张辰亮觉得，他就是聂璜等待的那个人。这个《海错图》的疯狂读者，还有另一个身份，微博知名科普账号“博物杂志”的运营者——无所不知的“博物君”。在考证《海错图》的日日夜夜里，本时空下的“博物君”完成了另一个时空里“博物君”未竟的事业，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很大改变。

他不想一味介绍古代人，而是关注现代人跟海洋生物的关系。“我们老说中国就没有什么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其实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沿海......人类的一场疫情，就能导致鲍鱼的食谱发生变化。”

张辰亮的考证记录，也在触动着他的读者。有《海错图笔记》的读者给张辰亮留言，说自己抱着考证古籍的预期去看书，结果发现内容鲜活，先是越看越饿，然后又越看越不是滋味，以前这么多动物现在一个一个都消失了。

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截图

这种复杂感，张辰亮又何尝没有体会呢？“《海错图》的那个时候珊瑚资源非常丰富，甚至可以堆成假山，现在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张辰亮一次次看见海洋资源的衰退：野生鲎急剧减少，野生大黄鱼被吃到几近灭绝，带鱼连尾景象也不复存在……

在写完第4本《海错图笔记》后，这段长达6年的《海错图》破译之旅也将告一段落，但后人与前人、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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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历联大西迁，写书才能安放自己

2018年，作家杨潇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以徒步为主，从长沙到昆明穿越1600公里，重走了当年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之路。

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随后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南迁，于11月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三校决定分三路再迁昆明。其中一支由近300名男学生和11位老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穿越湘西、贵州，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日后的西南联合大学。

在当时，迁校之举被一些人认为是“逃命心理“，几经动摇，而学生们更是要面对内心的煎熬：读书还是参战？留守还是西迁？

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截图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杨潇带着当年西南联大数位同学（杨式德、林振述、蔡孝敏等）留下的日记片段走到了当年中国的大后方，体会着80多年前那代学子的心境。

“朱自清、闻一多他们坐了一个大公交车，从长沙一路开到南岳，然后搬到楼停云楼这里来。”在这座临时大学，闻一多继续他著名的《诗经》和《楚辞》课堂，英国诗人燕卜荪凭记忆为学生讲授莎士比亚和《奥赛罗》，钱穆为后来写《国史大纲》摘录了笔记。杨潇看着已经腐坏的地板、残缺的屋宇感慨到：“离开这个地方就又开始新的流亡生活了。要继续往昆明走了，那边就更艰险了。”

一路上，旅行团的师生们沿途考察山川地貌、记录风土人情，他们见到了壮丽的黄果树瀑布、遍地的罂粟和鸦片，也见到了沿途乞丐般的穷苦同胞。

杨潇讲述了一段趣事：刘兆吉是旅行团的学生，他沿途收集几千首民歌。其中有一首叫“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出汗爱死人，郎是庄稼老出汗，不是白脸假斯文”。刘兆吉当时就向闻一多提出质疑，认为其太过野蛮，结果被闻一多批了一通。当天行军结束之后，刘兆吉看到几个同学在喝茶，就凑过去跟他们吐槽“今天太倒霉了，被闻胡子给臭骂了一顿”。结果发现那几个学生不吱声，他再定睛一看，原来闻一多就坐在里头。见此，刘兆吉赶紧道歉，闻一多就说，“你刚刚说了什么我没听见，你再说一遍。”

杨潇认为，湘黔滇旅行团承载了当时知识分子内心转换的过程，“我去不了战场，但是我走1600公里的路，然后到后方坚持我的学业和研究，来日方长，这也是一种救国。”

杨潇  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截图

重走这一路，也是杨潇在自我困境中思考人生道路的过程。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杨潇，做过10年记者，2014年从美国访学回来后，看到很多同行都选择从传统媒体中出来，他也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那个时候，杨潇读到了湘黔滇旅行团的资料，加上平时也喜欢走路，就开启了这段旅程。

过程中，杨潇体会到“智力的乐趣”，“就是通过讲述、档案、回忆，把消失的一座城，或者一个面目全非的一座城给他重新建立起来。”回来后，杨潇不仅采访了多位湘黔滇旅行团的后人，还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用了两年多时间写成40余万字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杨潇数次拜访旅行团还在世的唯一一位老人——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如今已经103岁的吴大昌。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截图

杨潇认为，自己度过了最满意的3年。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经历、智力后，他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在变革时代的知识人的如何自处的一个状态”。

在战火纷飞下，那代青年通过行走解决了内心困顿，而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下，杨潇通过行走，解决了自己身处中年的种种顾虑与彷徨。

“最后发现，可能还是要写书才能真正安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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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一本诗集，渡过一场精神危机

面对人生困惑，杨潇选择在行走和写作中安放自己。包慧怡则通过翻译，来挽救自己的精神危机。

读书期间的包慧怡，成功申请到美国一家大电视台的实习，内向型人格的她时常在团队工作中自我消耗。为了疏解心情，她每天下班后都会在电视台底楼的沃登书屋逛上一小时。

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爱丽尔》。这本美国“自白派”代表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遗作，充满一种暗黑、暴烈的向死而生的力量，让当时正处于一场精神危机之中的包慧怡感受到强烈共鸣。

怀着一种近乎战栗的惊喜，包慧怡想翻译《爱丽尔》。早在在复旦大学读英文系时，她就已成为一名译者，陆续接一些翻译的工作。和以往任务式的、有截稿日期的翻译不同，这场翻译之旅让她无意间开启了一场自我救赎。

包慧怡经常把稿纸带在身边，比如坐火车、飞机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其中一些字句，也会拿出来改上几笔。在翻译《爱丽尔》的过程中，她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内心，确认了她真正想走的那条路：一个人埋头于写作、翻译、阅读，才是她最自在的状态。

此前，研究现代文学方向的包慧怡因读到了“珍珠诗人”等中世纪作家的作品，决定远赴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攻读中世纪文学。在那里，她需要每天至少花8个小时在地下室翻译、研究中世纪手抄本。一个人在图书馆的小隔间里，只有手稿和读书卡片为伴，包慧怡经常脑补自己就是中世纪缮写室里的一个誊抄工。她形容自己的工作，是从“字母汤”里捞字母，比如很多扇门组成的“mmm”，其实它是inimity（敌人）。

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截图

博士毕业后，包慧怡回到母校，继续着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研究这一几乎算是垦荒的工作。因为教学和科研的压力，翻译的工作只能退居末位，但她利用零碎的时间，以每天二三十行的龟速，译完了爱尔兰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一本中古英语抒情诗选。

包慧怡常常问自己，“我的翻译可以为我的母语带来什么”？她说，“白话文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语言，我们可以从文言文里为他汲取源泉，也可以从西方的翻译的文本里面为他汲取不同的风格，看看它可以在我们的中文里碰撞出怎么样的一个火花。”

包慧怡  图源：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截图

她想要确保每一个词都必须在它不可替代的位置上，不仅要倾注目光，有时候还会调动触觉。在思维碰撞与汲取中，包慧怡也会自己写诗，翻译与写作的交融，使她的诗歌带着一种独有的混合气质。

对包慧怡来说，翻译工作是发乎本心的专注，是对时间本身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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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她成为了畅销书作家

于专注中对抗时间的，还有一位老人。

今年82岁的杨本芬是一名退休工人，二十多年前，她离开江西老家到南京替女儿照顾年幼的孩子。

女儿章红从事出版工作，家里有很多书，杨本芬闲暇时间就喜欢沉浸在书本里。看完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她想起不久前去世的母亲，“不把妈妈记下来，她就消失了。”于是，她决定做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写作。

杨本芬 图源：央视新闻

杨本芬这辈子做过很多事，种田、切草药、担沙子、从事会计工作、做县城运输公司的加油员，唯独没做过任何和文字相关的工作，也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写作训练。但她会讲故事，记忆力也好，只要是读过的书都记得。

“灶台上、凳子上、饭桌上我都能写，那个事情就是嵌在心里，历历在目。电影一样的，在我脑子里放出来，还边写边哭，有时候伤心的时候眼泪也会哗哗地流下来。”在抽油烟机的轰鸣中，在等汤滚沸的间隙，杨本芬用两年的时间，足足写了八斤稿纸。

杨本芬的手稿 图源：央视新闻

写完后，杨本芬从未想过出版，女儿章红把文章以《妈妈的回忆录》为名贴到天涯社区，这个讲述一个普通中国人家在时代大浪中挣扎求生的故事，迅速在网上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读者，众多网友的反馈和鼓励给了杨本芬很大惊喜。为了回复网友留言，杨本芬开始学习使用电脑。

当时有读者鼓励她出书，也有出版社联系过她，但种种原因没有做成。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回忆录被出版人涂志刚发现，他只读了一章便决定要出版这本书。2020年，《秋园》终于面世，这一年，杨本芬80岁。

在这本书里，读者们看到了杨本芬母亲秋园的一生。在动荡的20世纪前半叶，秋园“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命运多舛。在缺衣少吃、朝不保夕的年代，这个性情温和的女人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将孩子们拉扯长大。

杨本芬与母亲 图源：央视新闻

继《秋园》之后，杨本芬又写了《浮木》，不仅补全了《秋园》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还以大幅笔墨描绘乡邻的离合悲欢。两本书先后入选豆瓣年度读书榜单，《秋园》迄今印刷8.8万册，两万多人打出了8.9分的高分。

生活并不轻松，但杨本芬的写作一经开始，就难以停下。2022年2月，杨本芬的第三本书《我本芬芳》出版。“我不算是作家，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写的书能出版，我当然很开心，更开心的是，女儿告诉我，这些书有许多年轻人在看。”

张辰亮、杨潇、包慧怡、杨本芬......他们阅读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最初写作的开始，也许是迫于生计或职业生涯空窗期，或许是处于人生低谷想要自救，或许是源于内心长久积淀的某种火焰，最终他们找到了阅读、书写和自己的连接。

专注，是他们身上一种可贵的品质。他们一边扎进火热的生活，一边在文字中探寻，于是那些新的自我、新的思想便顺着路途徐徐而来。

也许，你也可以在阅读中，遇到一些“灵感之光”。库叔准备了一个书单，并将它们赠予读者，希望这些细碎的智慧之光，可以在读者中不断被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