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居北京:能维持正常生活的我们

前言

去年七月,台湾仍处于疫情爆发后的紧绷时期。那时看了台湾媒体的一系列文章“致我们还能这般生活的日常”,访问了一些台湾医护。以下节录我印象很深的。

“我们单位离职的人很多,陆陆续续有人走,人手非常非常不够;如果想请假,光想到人力可能不够就很不忍心。”

“照顾COVID-19的病人,因为家属通常不在身边,我们变成要全责照顾他,他们需要的心理支持也更多,所以医护人员跟病人的连结会比较强。”

“因为医疗能量分配不均,很多病人就不得不被间接牺牲。有一个伯伯跟我说不要再花太多的能量照顾他了,其实他本来心脏就不好,又遇到COVID-19,但他也是努力撑着。他接着说自己老了,不要再让我们那么麻烦,也说资源应该留给更需要的人。”

这是我这篇文章标题的来由,“能维持正常生活的我们”。这背后是非常多医护人员、志愿者、基层公务员的付出。就算人们在批评就医难、批评各种问题,我相信也没有忘记这一点。

两岸模式不同,在有些问题的观念和处理上不一样。但疫情爆发时的医疗资源挤兑、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收治病患的同时如何避免院内感染,这是我们都会遇到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个不专业的老百姓,只能不断转发求助信息、同时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只能期望媒体(包含自媒体),能有渠道反映问题;政府及专家,能协调解决。

感激医护,配合防疫,与民众反应问题、与阐述人们的担忧和害怕,并不矛盾。有于部分民众总有医护/政府很辛苦,不要挑剔的情绪,这是不得不写在前面的前提。

武汉的一个台湾朋友跟我说,这是我们从出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延续了两、三年的疫情,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种事情

这段日子我心中憋了许多话。防疫是一个大命题,中国大陆又是一个北京和河北就有天壤之别的地方,跟发展相对均衡、体量小的台湾不一样。专家的分析文章,大家也都看了,我能怎么跟读者说?

最后决定,就发挥“台北女孩看大陆”的本色,写写这阵子,我如何与台湾朋友讨论“大陆防疫”这个命题。有些琐碎,字数也多,是我数个夜晚跟人聊天、然后掏心窝子写的话。希望您读完。

本文約5500字左右。

一个动态理解的过程

我是一个“相对能理解”大陆的台湾人,跟父母教育或家庭背景完全没关系,而是我到大陆后的生活。在刚开始到北京时各种不适应,但同学都能包容,后面开始写文章收获了读者的好意和肯定。这些对我现在写文章一直强调“两岸换位思考,不难理解对方”很有帮助。

不同境遇的台湾人,就会对中国大陆产生不同看法。有听闻台湾人外派来北京,结果跟同事处不好、公司勾心斗角,被吓回台湾,他所讲的北京和我所讲的,就会是两个世界。

而有些台湾人是台干,被派到台资科技厂,平时接触的是工厂小妹妹们;有些台湾人是金融人士,在上海陆家嘴工作,接触的都是精英阶层,前者跟我讲的“台湾人看大陆”,与后者跟我讲的,就会是天壤之别。

在这其中没有谁对谁错,就是角度不同。

同样地,我自己在面对疫情的感受,也与2020年1月底回到北京后的经历有关。那时北京已经过了最紧张的时期,同事们说过年期间北京也出现一些抢菜抢物资、买菜难的事情,但我回北京之时已经没有这种事情。

2021年上半年,北京偶尔有病例,严重的时候一天一百多例,都是采取该区域封住、普筛,几天就会恢复。我除了在家里给自己囤米和酱油(封小区后可以吃酱油拌饭),就是给阿竹囤好至少两个月的猫砂猫粮,生活并没有太多影响。

2021年5月,台湾疫情爆发,那时台湾尚无疫苗,父母所在的地方比较严重,我跟姐姐开始讨论如果父母确诊怎么回家照顾(我妈:不准回,确诊你们回有什么用)。那是我第一次因为疫情深切焦虑。

那时读者朋友很多给了我安慰,让我把家人接来,也有听闻台湾人将家人接到上海或厦门,深切感谢,铭记于心。所幸台湾后来也度过。

总体来说疫情爆发以来我是幸运的,家人健康,北京尽管争议诸多、燕郊人民饱受疲累,但三千万人的城市“大体上”维持住了,多数区域未出现医疗挤兑、人民买菜难、疫情大面积蔓延。我受到的影响就是因为经济环境波动公司受冲击,两年来收入减少许多,这点让阿竹少吃可以解决。

只是时不时地,会有一些新闻让人震动。比如之前打死柯基犬的、比如西安疫情出现就医难的,但身处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南北差距的印象又深入人心,那时都会有些地图炮。比如:也就是XXX,北京应该不至于也就是北方官僚,南方细致多了

那时台湾家人问我大陆“封城”、“封小区”的情况,外界看来“封区”特别邪乎,但我本身没有碰过很严厉的封锁,顶多就是被普筛过几轮。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有效的——北京一直未有大规模疫情,我没有碰过“每天几千轻症新增”是如何的情况。

直到上海疫情爆发,周围的台湾友人不少都在上海,于是每天打开朋友圈,都会看到求助信息:帮人求药的、打12345打不通的、就医难的。也是在这时候我才真切明白,这是一个“动态理解”的过程。

曾经我们会以为“也就是台湾(大陆)会有这问题,我们不会”;曾经我们会以为“也就是XXX会这样,俺们北京不至于吧”。

最近和朋友聊起一件事情。台湾那时施打疫苗,是从老年人开始施打,因为这部分人确诊后特别脆弱,导致部分老年人因副作用去世。那时我也跟父母说,应该青壮年先打啊,我们抵抗副作用能力强。

而大陆的防疫概念,是青壮年先打,先筑起防疫长城,老年人施打疫苗的比例低落。但当疫情爆发时,没有抵抗力的老人会死亡许多。此刻大陆许多地方开始组织老年人打疫苗,呼吁注射疫苗的重要性。

谁对谁错?我想无法分对错,就是思路不同而已。

这是我们从出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延续了两、三年的疫情,而且情况不断变化。我们会不断打脸过去的自己。这就是动态理解的过程。

动态理解下的辩论

单从网络舆情上来看,台湾网络很早就说“放开”二字。2022年过年,我特别问过从北京返乡过年的台湾同胞,欸,台湾是不是大家都想“与病毒共存”?

探子回禀,共存个毛,台北每个人都严格戴着口罩,我在路上散步因为忘记戴口罩被纠正了……

北京居民的防疫是嘴上严格,行动上松散。我们豪放的北京民众外出去公园,有多少人为了畅快呼吸摘掉戴口罩的呢(对不起我可能得先自招)?甚至北京部分的公共厕所,在疫情爆发之后,才配备了充足的洗手液。

而我爸妈所在的台湾老家,一进社区就先用公共免洗手液外加消毒水,回到自己家,再用酒精消毒一次。人们甚至在跑步时都戴着口罩,就算台北没什么疫情的时候。

家人跟我聊天时提出灵魂质问,你们北京居民真怕疫情吗?如此豪放的卫生习惯,竟然能防范疫情!我想了想,恩,北京居民碰上疫情时,还是会挂上口罩的。只是平时,感觉安全,于是非常懈怠。

同时,两岸现阶段也有一个不同,从网络舆情来看,台湾倾向“迟早要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声音不小,所以社交媒体会不断科普“疫苗打了之后不太有生命危险”、“没那么可怕,平时没有慢性病的话很大可能自愈”。

而在我生活的北京,在周遭环境中,这声音固然有,但仍有许多对病毒的恐惧:得了之后有严重后遗症、影响男性生育...

此外,两岸有一个相似点,就是要求政府对任何事情负责的思维,也就是大陆常说的兜底有人就医难,这是政府的责任;若出现免疫力低的老人因为疫情死亡数十个,也会有人把政府喷一顿。

这些两岸的基本调性都先摊开来说。再从这里出发去看此刻人们对于“防疫模式”的讨论,我这个一直抱怨“管这么严好烦”的台北笨蛋,就只有一句废话——都有道理。

光是周围的人,不过数人,就有各种不同意见。(我们这些讨论,都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城市,晒着太阳,才能产生的。若此刻我在上海,也难以心平静气,必须先强调这个。)

某朋友表示,“不出门的自己就不出门,有哮喘心脏病的去医院,确诊但无症状的待家里。”

朋友A摇头,“没这么简单,城市还好,但人口会流动,农村很多老人没打疫苗,他们怎么办。死亡会增加的。”

朋友B质疑,“现在这样大量轻症患者挤兑了有限的医疗资源,那么多人因为更严重的病无法及时医治而死亡。只有新冠是病了?”

朋友A:但如果稍一松懈可能会有更多人死亡,想想中国的人口基数。而且轻症在家也有转重症的风险。

朋友B:现阶段经济损耗也很巨大,也会有人牺牲。

台湾猫奴:恩,我是一个独居者,父母都在台湾,对我而言怎样都无所谓。但许多农村老人害怕副作用都没打疫苗,所以得加快宣传力度、呼吁老人打疫苗啊。

朋友A:这是一个过程,没有这么快的。

台湾猫奴:那你们在老家的父母对病毒怎么想?

朋友A&B:紧张死啦!严防死守,毫不松懈!

我感觉现在大陆民间对于防疫模式的爭吵,像是那时刚到北京读书时,跟同学争论台湾和大陆哪个制度更好一样:都可以轻易找到对方的不好之处、但自己也有做不好的地方,没有完美,最后谁也不能说服谁。

在大陆的台湾友人,同样分成两派。但归根结底,身边这两派人都有一个根本共识:不出门都行,但要保证人民物资,紧急情况可以去看病。

比起争吵防疫模式到底哪个正确,如何解决当下这些问题,是最要紧事情。

现在非常多的争吵,是“你就是想学香港躺平”以及“那你就继续锁十年”这种两极对立,甚至牵扯到要站队西方还是中方——作为一个资深台湾北漂,看过两岸热血网民为这种事嘴仗十多年,是真没有什么意义的。

500

那天在胡同区的屋顶喝咖啡,深切明白此刻能如此安逸,是人民与政府共同防疫的结果。但此刻若我在上海,也无法平心静气写这些话,也无法对对当前防疫平和以待。 所以现在,我无法“站队式”地评论疫情。

科普什么是变异病毒,刻不容缓

再说一次,我是这次疫情中非常幸运的、也很感谢受到的各种温暖,但我同样有很深的担忧。

每次看到出现打死科基的、杀猫打狗的,都让我为北京土猫郭阿竹的生存感到担忧。身边有人会扔来一句“人都管不好了,还管猫”,也有不少温暖的同志给我出各种馊主意:建个密室、到时候把阿竹放出去历练21天再寻回、找个洋人一起住说阿竹其实拥有法兰西身份等等。

我还真去淘宝了诸如“家用密室”、“保险箱大型通风”(到时把阿竹塞进去),在此周知各位别去找了,真没这些玩意儿...

偶尔夜晚会翻来覆去,万一确诊了阿竹要被消灭...各种极端的、伤害自己甚至别人的方法我都脑补过了。后来加了北京宠物群,看到群里大家互相分享消息、相互帮助,才稍稍获得劝慰。

确实,有广大医疗条件不如意的农村,防疫是个复杂命题,只能交由政府和专家处理。但如果不去多看国内卫健委及各方专家的意见;如果只是把对病毒的恐惧无限放大;如果老百姓和官員就是抱持着“保险起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对待彼此的话,日子会更难过。

因为这样的想法会使我们更无法相互体谅、甚至为了自己安全自相残害——小到宠物,大到对弱势群体。比如我家隔壁住着一大群打工阿姨,他们那屋“感觉”比较脏乱、可能流调足迹复杂,“保险起见”,赶出小区。

会不会有人因为恐惧毛孩子命不保夕,不上报社区、不去主动测核酸等情况出现?会不会最后真的出现“你打猫的话我就打死你”的极端冲突?现在面对这场疾病,若民间普遍还是如2020年那样万分恐惧、充满谣言的话,那这两年防疫、世界各地的应对经验,也都白费了。

跟民众科普什么是变异病毒,是个人认为大陆要不断做的工作。因为现在有太多谣言、以及不明究理的恐惧。

比如,日前一位大陆朋友紧张地说“病毒后遗症可能会影响男性生育”,我苦笑“恩,这个我们得观察一下香港,看后续是不是有一堆男性不育”。对于病毒,城市都如此认知分歧,何况基层农村。有可能产生轻忽、或是把少数极端个例(甚至是谣言)无限放大的后果。这些都仰赖政府和媒体持续说明。

终归,我们活在一个人群密集、人口广袤的土地上。情绪上不能松懈,也不能走向极端。

值不值得,因为这样一个变异病毒,对彼此不留一丝理解与温情?

值不值得,因为这样一个变异病毒,给许多已经确诊的人,带来歧视、甚至是一辈子的心灵创伤?

共同防疫的核心,不就是一起解决问题、想办法做得更人性化、减少他人所受的苦吗?

写这篇文章的这段时期,我陆续找了在上海的台湾朋友、在台湾的家人和好友、在武汉的台湾朋友、在香港的台湾朋友谈心,每一次谈都是十几分钟的电话起跳。当然,还有我周围的大陆友人,很多都被我拉来深度访谈一番。

在香港的台湾朋友,听我讲完大陆城市与农村的不同医疗情况、广大人口的各有不同与各有诉求,她也只能说,天哪真不容易,比想像中复杂多了。作为台湾北漂,其实难免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来论断中国大陆。

要知道自己是在一线城市,许多地方并不这样,也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碰到事情,一定要尽可能去问最多大陆同事的生活经验——这是我给自己的要求。做媒体之后,这成为一种职业病。

我的文章跟以前相比,不尖锐了许多。对于一些一度看不惯的老读者真抱歉,但这就是现在的我想事情的方法。

朋友问我,这篇写什么?我说,非专业人士,才疏学浅,只能强调理解万岁。

朋友说,就这样?

我是个老百姓,大格局、大方针,不是我说了算的。若天天高逼格、大局观,却对别人的痛苦或担忧冷言冷语丢一句活着就不错了,除非哪天轮到自己倒霉。这种日子,还怎么过? 关怀身边人、理解别人的不容易,百姓能做的就是如此。

或许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却是在疫情蔓延之下,最简单、也最难做到的事情。

500

阿竹妈的防疫心得:

1 给自己设置一个刷朋友圈、浏览疫情消息的时间,其他时候尽量抽离。去找一些老电视剧看(我最近刷起了神探狄仁杰,有四部可以刷)。

2 实在有一些情绪,去找家人、朋友吐槽抱怨,同一件事情当你吐槽到第四次,难受程度也低了。

3 亲身经历:作为一个时常想太多、容易担忧受怕的人,听到对方说“我懂!我其实也会这样,但是你要换种方式想...”、“我也明白,是真的不好受”这种废话,也会比“你想一下你已经够好命了”来得舒服一些。其实有时只是想告诉别人心情、吐吐苦水,道理谁都知道。

全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