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媒体成立智库既可提高媒体产品的思想性也能增强智库矩阵的丰富性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新的时代背景呼唤中国涌现一批真正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国智库,建构起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智力支撑。我认为,中国智库应基于我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基本国情,在借鉴国际一流智库成功经验的同时,抓住当下的时代脉搏和发展机遇,增强建言咨政、舆论引导、国际传播等方面的能力,走出属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重要的组成部分,媒体智库也需要利用好自身优势,加快升级转型,开创出属于媒体智库自己的独特发展模式,建立起一批高水平、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智库。
新时代呼唤内外兼修的中国智库
一个国家的智库水平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并最终影响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家的发达程度与智库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新的国内外时代背景呼唤中国涌现更多具有建言咨政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国际传播能力等内外兼修的智库,方能更好助力中国实现大国崛起。
建言咨政能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任何政策的出台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中国智库需要加强建言咨政能力的建设,通过站在时代前沿、增强研究的预见性与引领性,更好地为决策需求服务。
舆论引导能力。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民众对国内外形势等关注度日益提升,国内外舆论互相交织,智库应发挥好国家决策与社会舆论之间的沟通作用,以多种方式对公众进行国家政策和国际事件的解读,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中国智库还需要增强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通过广泛关注与研究全球重要议题,参与国际话题讨论,发出中国声音,抓住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国际舆论。
国际传播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智库,需要深入研究、深刻总结、主动阐述中国的发展实践、发展经验,通过与国际智库、国际组织交流研讨等方式,推动各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研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贡献力量。
新媒体智库在中国的发展
媒体智库的热潮可以说是过去几年中国智库界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这与媒体本身正在经历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整个传统媒体的转型,新媒体的发展更是带动整个信息传播领域的趋势转变,为适应这些变化,传统媒体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同时也亟须拓展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作为依附于媒体成长的机构,媒体智库不仅也要完成上述的改革和转型,更要利用好改革和转型的机会,发挥好媒体的优势。可以说,媒体成立智库这一热潮的出现是媒体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有利于推动媒体产出更具思想性、专业性的产品,也有利于增强新型智库建设矩阵的丰富性和完整度。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智库,媒体智库的发展有很多明显优势。比如,媒体有其相对明确的受众群体,有一定的舆论引导能力,而且媒体有天然的发布渠道和沟通平台,具备专业的对外传播能力,因此,对于依托于媒体的智库而言,可以充分借助这些母体优势,对研究成果进行精准传播,有效覆盖目标受众,大大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媒体智库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定位不够清晰,许多跟风建立的媒体智库虽然戴上了智库的帽子,但没有智库的实质,实际上还是在做媒体的业务。再比如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等。
媒体智库建设的四个着力点
结合媒体智库的优势和劣势,媒体智库的发展可以从明确自身定位、聚合人才、创新传播、增加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入手。
清晰的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媒体智库应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找准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制定中长期的发展方案。对于某些媒体智库来说,尽快实现独立化和专业化是可以考虑的中长期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决策者们痛下决心,以胆略和魄力给予媒体智库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和经费支持,同时要做好短期内成效不大的心理准备,以充分的耐心和细致的规划来支持媒体智库的成长。而对于另一部分媒体智库,也许独立化和专业化并不是他们最好的前途,可以将其定位为媒体的智力支撑机构,成为媒体智库化转型的加速器。以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为例,其下辖的经济学人智库在2013年成为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独立运营的企业,但“经济学人”的智库与“经济学人”的主营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经济学人》的出版提供智力支持。智库每年推出“国别报告”,涵盖了许多行业和领域,为许多政策和企业决策者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无形中加强了《经济学人》杂志的品牌形象。
聚合人才是媒体智库进行深度与专业研究的支撑。缺乏研究人才可以说是当前制约媒体智库发展的关键问题。智库的最终目标是影响政策,所以其安身立命之本还是做研究,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离不开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拥有国际化水平和视野的研究人员对于智库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媒体智库的研究力量主要还是由原来的记者和编辑转型而来,这些人才虽有较高的信息敏锐度和较高的观察力,但其研究的深度尚不足。如果智库研究人才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媒体智库的研究水平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对于媒体智库来说,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其一,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尤其是创造良好的研究人才培养环境,以吸引更多研究人才的加入。人才和用人单位的吸引是相互的,如果用人单位无法为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成就感和满足感,那么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会大大降低。对于新时代中国智库来说,具有良好学术背景、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本就稀缺,而媒体智库在与大量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的人才争夺战中还存在着不小的劣势,这是制约媒体智库取得人才的重要因素。媒体智库应结合母体机构的优势,确定自身的研究方向,同时推出中长期的人才培养计划,尽可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媒体智库的研究工作中。其二,重视外部合作,尤其是重视与高校、研究院所等机构的合作,置换专家资源,同时借力专家资源建设自身的人才培养环境。比如可以通过主动设置研究选题,与多家智库机构联合进行重大主题研究;在重要节点邀请智库专家学者提供政策分析与研讨等。
结合传统优势,创新传播方式,更好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在全球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要想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不但要有强大的科研能力,还要有强大的宣传渠道和宣传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出去,提高影响力。媒体智库在这方面具有传统优势,媒体智库应结合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抓住新媒体的传播特点,重视媒体智库传播方式的创新,更好地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在公众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智库可以通过舆论宣传使研究成果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形成影响力,这也有利于智库实现其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对于媒体智库而言,数据的重要性不可小觑。近年来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其具有大规模、突发性、传播迅速等特点。如何在第一时间对社会舆情进行有效监测、研究和引导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工作。而对于舆情数据的搜集、监测和分析是媒体智库最擅长的领域。媒体智库借助其母体机构拥有的各种载体,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即时性地捕捉到散布在各类平台上的网络舆情数据,灵敏地发现问题,进行科学深入的分析和研判,并运用媒体手段做好宣传引导,将媒体的敏锐力、传播力和智库的前瞻性、理论性进行有机结合。
增强自身的国际化水平。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代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已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且国际影响力十分巨大。而中国智库组织因为起步晚、发展环境特殊,尚未出现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化机构。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智库的国际化经验,争得“后来者优势”。
比如,媒体智库可以积极走出去,通过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国际会议,组织国际会议等方式,增加在国际舞台发声的机会,提高国内智库的国际知名度,还可以与国际知名智库展开合作,比如将智库的研究人员派到国外智库学习、访问,提高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在走出去的同时,也要积极引进来,比如可以邀请国外著名智库的专家学者来华访问交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智库通过在国内国外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可以在增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了解、扩大互信、降低官方外交风险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未来10年至20年,是中国新型特色智库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既需要了解中国、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智库,又需要在国际上可以叫得响的智库。我们希望中国能在这段时期涌现出一批内外兼修的一流智库,即对内可以助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搭建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对外可以在国际上拥有广泛影响力、能够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中国智慧,同时承担中国民间外交的重要责任,参与建构中国的新时代国际话语权体系。
文章选自四川日报,2022年3月28日
全球化智库(CCG):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将成渝地区打造为全能“窗口地区”
全球化智库(CCG)
全球化智库成立于2008年,是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唯一中国智库。
其聚焦于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9》中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第76位,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打造陆海互济、四向拓展、综合立体的国际大通道,加快建设内陆开放枢纽。这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的重要任务。
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但如果具体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它究竟重要在哪儿?又该如何来实践?近日在北京,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就此接受了川观智库专访。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其在“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区域开放等话题上的观察和建议,值得倾听与参考。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根本逻辑没有变
成渝地区可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全面功能的、非常理想的“窗口地区”
在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之前,王辉耀先回应了网上对全球化的一些担忧。对此他给出的整体判断是: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没有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根本逻辑也没有变。
前一个“没有变”,更多是基于现实考量和中国表现。王辉耀认为目前人类仍面临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共同挑战,这为各国合作提供了必要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变成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引领者,包括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都是积极推进多边合作、促进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后一个“没有变”,除了全球化发展整体趋势的大背景、RCEP等政策推动外,王辉耀还特别谈到了两个具体理由:一是中亚、东南亚、南亚地区有巨大的人口基数,仅东南亚就是超过6亿人的大市场,且这些地区正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它们的快速崛起需要“一带一路”来提供支撑;二是在他看来,新一轮全球化将以互联互通为一大重点。这背后蕴藏着对5G、高铁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而这也恰恰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之一。中国在这方面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成熟经验。
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王辉耀认为成渝地区完全可以作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窗口地区”来发挥作用。他还特别追加了三个限定词: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全面功能的、非常理想的“窗口地区”。所谓“窗口地区”,可以理解为至关重要的节点。王辉耀认为理想状态下,整个西部地区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包括货物集散等,未来完全可以都通过成渝地区来进行。扮演好这一角色,成渝地区将会为中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崛起发挥很好的开放承接作用,同时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也能分享它们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
之所以这么认为,王辉耀的理由至少有两点:一方面有区位优势,以南亚和东南亚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距离它们最近且最大的经济圈之一,“成渝地区通过广西出海口去东南亚,哪怕是空中直线距离,也比北京上海近了不少。”另一方面也有基础条件,要成为“窗口地区”,需要空港铁路等基础设施网络、物流仓储金融培训等服务支撑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而成渝地区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发展迅速。王辉耀特别提到一个指标:落户四川的世界500强企业如今达377家,居中西部第一,“这表明成渝地区已经具有成为全球开放新高地的特征,具备了带动一个区域乃至整个西部全球化的关键要素。”除了客观条件,也有合作基础,目前东盟是重庆第一大、四川第二大贸易伙伴。
有鉴于此,王辉耀建议成渝地区在制定相关战略时,可考虑将建设成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窗口地区”作为重要目标。
要建设成为“窗口地区”还可以做些什么
探索建设“一带一路”服务中心,降低国际人才流动壁垒
“窗口地区”怎么建?可以做的事有很多。在成渝地区已开展工作的基础上,王辉耀补充了一些具体建议——
举办更多“一带一路”企业家峰会。“一带一路”论坛有不少,但企业层面的目前还没有看到,成渝地区可以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在数字经济、大健康、教育等领域开展活动来吸引企业参加;以省和市为中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友好关系,推进产能、文化等方面交流合作;探索建设“一带一路”服务中心,争取国家级相关平台在成渝地区落地;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由政府提供风险评估、信息预警等帮助。
除了这些具体事项外,王辉耀的建议更多聚焦一个话题:吸引跨国人才。
这方面工作如何,一个观察指标是地区人口的国际化程度,包括地区留学生人数、常住外国人口、国际游客占比等,“一个地方够不够国际化,首先是国际人才的聚集和流动情况。”在他看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在这方面有很大发展空间。
而做好这方面工作,对于使成渝地区建设成为“窗口地区”至关重要。王辉耀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内企业正迎来新一轮“走出去”浪潮,急需大量国际化人才,但目前这方面储备不足,“还不是说一定要‘高精尖’的科研人才,比如成渝地区如果要发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旅游,就需要能用印度语波斯语等语种的导游。”这些国际化人才能起到关键的桥梁纽带作用。他们的相对缺失,就应该成为当前工作重点。
具体怎么干?王辉耀建议以降低国际人才流动壁垒为切入点,如放宽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受理条件,拓展申请渠道和简化办理流程等。如上海就对市场化人才申请永久居留证,建立由市场主导、门槛透明简洁的申请渠道等工作进行了规范,这完全可以被成渝地区借鉴。他特别提到,可进一步详细梳理前海、横琴等自贸试验区吸引人才的经验,在成渝地区寻求落地。
此外根据公开信息,去年在川留学生人数或超过1.5万人,其中不少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王辉耀认为可进一步扩大外籍留学生规模,同时可探索建立招收外籍学生的“一带一路”大学,聚焦于研究沿线国家法律习惯、风土人情、行业标准等,为帮助成渝地区企业更好“走出去”培养本地化的专业人才。
●圈外话 建国际产业合作园须改变传统招商模式
接受专访后,王辉耀特意送给川观智库一套最新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20)》。其中特别谈到了成渝地区如今也在积极推进的“国际产业合作园建设”。围绕这一话题,报告提出多个方面的建议——
出台精准的政策措施,具体包括促进园区政策与国际规则接轨,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改革;努力营造法治化和便利化的国际营商环境;推动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政策资源向园区集聚;采取有效的土地供给方式和财政奖励措施等。改变传统的招商模式,具体要摒弃过去在国内等待外商产业转移的做法,将招商主战场从国内前移至境外,主动与意向国政府、商会、领馆及协会接洽。此外也可以在意向国设立园区办事处或经贸综合服务站,委托其牵线搭桥等。
文章选自《四川日报》,2021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