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中国的两家“中央飞机制造厂”

总体来说，中国解放前就是一穷二白，从发电量就可以看出来，1949年我国发电量仅仅位居世界第25位，还没有隔壁朝鲜高。但不管怎样，解放前还是有一些民族工业，只是由于国民政府发展不力，以及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其结果不尽如人意。不过民族工业这个平台还是培训出了一批本土高级人才。

今天说下民国时期的飞机制造业，国民政府在三四十年代有四个飞机制造厂，其中有两家是国民政府嫡系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分别是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和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两家厂都是进口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以组装和修理飞机为主。

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是中国和意大利合资建立的，1937年抗战爆发时该厂还在建设中，正在生产第一批教练机和轰炸机共20多架，随着日本逼近不得不迁往四川省重庆市，改名为“第二飞机制造厂”，该厂在重庆主要生产两型飞机，一型是仿制苏联伊16战斗机的“忠-28甲”，制造了3架，同时把该飞机改装成教练机，生产了30架，另外一型是仿制德国的滑翔机，前后制造了30多架，因此抗战时期的重庆也是有飞机制造业的，尽管产量不高，总共也就100架不到的规模。另外该厂还派出一部分员工到缅甸，和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一起组装了给飞虎队的P-40飞机大约100架。

不过该厂的技术水平代表作，是自行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款运输机“中运-1”号，后续又研发出改进型的“中运-2”号和“中运-3”号。中运-1号的总设计师是林同骅，是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的，1944年成功设计制造出了中运-1号，总重量4吨多，试飞过程中从重庆飞往成都，不过国民党忙着打内战，无心组织量产，林同骅后来定居美国。

抗战胜利后该厂迁回南昌，大部分人员设备去了台湾，剩下的人员设备厂区建国后建立了南昌飞机制造厂(当时叫洪都机械厂)，1954年7月制造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初教五（仿制苏联雅克-18），并从1954-1958年停产总共生产了379架，超过建国前总产量。

不过国民政府当时最重视，飞机产量最高的是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该厂建立于1934年，由中美合资成立，中方股份占51%，钱学森在赴美留学前曾在此工厂实习工作一年，中方监理为波音公司第一任工程师王助（注意不是总工程师，波音的第一个工程师是中国人，这着实有点意思，王助后来去了台湾），也是当时钱学森的导师。

该厂就在同样位于杭州的国民政府的“中央航校”隔壁，该厂组装好的战机可以直接交付给航校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战斗机主力，王牌飞行员高志航驾驶的霍克战斗机就在这里组装制造，另外中国空军当时装备的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也有部分在这里组装，从1934年--1937年该厂总共组装和修理战机235架。

抗战爆发后杭州沦陷，该厂先迁往武汉，后迁往云南瑞丽垒允，并把部分设备转移到缅甸，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来华的第一批飞虎队美国籍飞行员，就是和中央飞机制造厂签订的合同，以中杭厂签约员工的身份来华，而他们驾驶的100架P-40战斗机，也是以散件运输的方式运送到中国，然后由中杭厂以及中央南昌厂的部分员工一起组装制造。

遗憾的是1942年，日军在缅甸节节胜利，并且逼近我国云南，由于国民政府组织不力，该厂遭到轰炸，又无力全部搬迁，因此不得不炸毁设备，全厂解散，至此国民政府投巨资建立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在日本的不断攻击下最终消失。

在抗战期间的1937-1942年，该厂总共生产和修理的飞机数量有不同的资料，有说260架的，有说300架左右的，有说400多架的。但总的来说，该厂是建国前我国民族航空工业中飞机产量最高的工厂了，从建厂的1934年到解散的1942年总共生产和修理飞机大约五六百架。

曾在该厂实习工作的员工，除了钱学森之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自良，以及新中国建国后在沈飞成立的全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的主任徐舜寿（当时没有设立总工程师这个职位，徐舜寿是事实上的沈飞第一任飞机总工程师），新中国第一批自主设计的飞机，歼教一，初教六等等都是徐舜寿主持的，初教六今天中国还在生产，在欧美航空爱好者中很受欢迎，可以说是一代名机。徐舜寿后来调往西飞担任总工程师。

1949年，两航起义为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和民航事业打下了基础。而公开组织两航起义的港九民航职工总会执监会成员中，11位执委中有8位、6位监委中有4位都曾是中杭厂的员工。

下面的组图是1934-1937年杭州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的一些图片，园区按照美国标准设计，游泳池，学校，别墅，俱乐部，暖气一应俱全，全厂员工2000多人，技术工人来自全国，均以加入该厂为荣，该厂基层工人大多也是高中以上学历，在杭州地位颇高，可以在杭州免费看电影，看剧院。

不过这一切都随着日本侵略中国而灰飞烟灭，显而易见日本侵略对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巨大阻碍作用，也看出连国家安全都无法保障的国民政府，也无力承担民族工业发展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