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病毒共存”为何缓行？

（▲自2022年3月14日起，上海市静安区北站医院白天普通血透病人上机，晚上接收封闭管理小区的血透病人上机，凌晨完成后，进行2小时清洁、消杀，紧接着白天正常开放，护士们连续至少45个小时没合眼，更谈不上回家。3月17日凌晨，准备做终末消毒的工作人员等待最后一个血透病人下机，在大厅候诊椅上睡着了。向逆行抗疫的医务人员致敬！图片来源：解放日报）

文｜沈诤

摘要：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建立宪政国家，将社会契约写入宪法；中国传统其实有道义契约，不是写在有形的宪法中，而是写在中国人无形的信念中。儒家学说的“道统”实质解释了中国人的伦理信念。民众对掌权者充分授权、充分支持、充分配合，全能政府、全权执政、全程责任，心理期望或者说默认的交换条件是必须对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温饱承担完全责任，这是政治伦理的底线。

3月1日至16日，中国除新疆、西藏外其余省市区均有阳性病例报告，累计逾20000例。武汉解封进入常态化抗疫以来，目前新冠疫情反弹最重、报告病例最多、牵涉地域最广、蔓延速度最快。

“全国两会”一结束，各地疫情防控措施迅速升级，这是中国特色。法定的应急响应除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官宣启动一级之外，大部分城市未启动，按措施严厉和对社会冲击评估，深圳市、东莞市、吉林省等相当于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上海市、青岛市等相当于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医务人员、公安干警、村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等一线工作人员持续超负荷工作，非常辛苦，令人钦佩。笔者自3月16日处于“居家7天隔离观察+7天健康管理“状态。3月17日凌晨02:22医务人员来电核实情况，03:36上门完成核酸检测，告知面上“刚完成大排查”，紧接着处理点上核酸检测需求。隔离人员很多，医务人员太忙了，要打无数的电话，通话时间一般1分钟左右，直奔主题，笔者有问必答，也很简短。

“与病毒共存”为何缓行

一、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自然免疫死亡人数。香港第五波疫情已失控，事实上正在进行医疗资源挤兑后的自然免疫，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样本，死亡病例已逾4000例。香港中大医学院助理教授郭健安以数学模型预测，会有450万至500万人感染，7000至9000名患者死亡，取中位数为8000人。

香港人口750万，内地人口14.1亿，对应内地如自然免疫死亡约150.4万人。2021年11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披露，如果没有采取“围堵清零”，中国的发病及死亡假设与美国、英国水平相似，则有20410万-20644万人感染、305万-315万人死亡。

二、存在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鸿沟。新冠疫情加剧贫富分化，马斯克、盖茨等富豪的身家继续膨胀，这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各地对阳性病例的流调，经常折射出底层艰辛、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真实的中国、分化的阶层令人唏嘘。

中国还有近6亿农民，广大农村地区医疗条件薄弱，不少贫困县还比较落后。目前如有零星疫情，可举全省之力援助，如全国自然免疫，即使一二线城市也自顾不暇，很难有足够医疗实力去支援农村，这意味着农村的死亡病例和致死率将远高于城市。

三、Omicron毒株研究还有太多的未知。即使WHO和医学界，有很多专家不认同“大号流感”的说法。

主要感染上呼吸道，虽然对肺部伤害小但毕竟有伤害，对身体其他器官和神经系统伤害程度怎样？后遗症怎样？对不同人群是否有伤害差异？自然免疫获得的抗体优于接种疫苗，感染Omicron毒株后自然免疫的抗体维持多久？是否半年左右又会反复感染？是否在非洲艾滋病阳性病例中会变异出传播力强、致病力强、免疫逃逸能力强的“新冠毒王”？

四、存在交叉感染和反复感染的高风险。如果中国开放国门实施自然免疫，很快每日新增阳性病例突破100万例，且持续四五个月，除非不组织检测。由于人多地广，大概率第一轮自然免疫还未完成，第二轮重复感染又叠加。至于重复感染的比例和危害，又是一个需要直面的难题。

各地尤其县城和农村的医疗体系崩溃后，不仅有大量重症新冠肺炎病例死亡，还有大量其他重症疾病患者死亡。很多地方将瘫痪，局部社会动荡，届时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否正常运转？意、美、印在疫情高峰期遗体来不及火化是人间惨剧，如果中国重演，中国百姓和国际舆论会怎么看待？

五、三类人群存在感染后致命的高风险。3岁以下孩子还不允许接种疫苗，3岁以上至12岁的很多孩子还是独苗，不少家长基于安全考虑，未同意孩子接种疫苗，至少未接种加强针。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3月14日，全国已全程接种12.3917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7.88%；还有1.70829亿人因肿瘤、过敏等原因，未全程接种。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全程接种2.1162亿人，还有约5240万人未完成全程接种，占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总人口的19.85%。即每5个60岁以上老年人，约1个未全程接种。香港第五波疫情高死亡率，主要是未接种疫苗的老人和孩子。

笔者观察，支持“与病毒共存”的群体是经济基础更好、文化层次更高、获取信息更多，例如自己创业，严厉防疫措施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话语权相对更大；需要重点保护的未接种疫苗老人、孩子、重病患者及他们的家人，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话语权相对更弱。如果自然免疫，让1.7亿同胞以及他们的家人习惯性宅在室内，实质软禁、失去自由吗？

六、第一代疫苗仓促研制并不成熟。以往疫苗研制以年计算，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导致疫苗研制以月计算， WHO和各国政府不足一年就不得不批准紧急使用、附条件上市，两害相权取其轻。第一代疫苗普遍3-6个月有效率剧降，对Delta毒株、Omicron毒株只能防重症、防死亡，即使接种第三针也不能免感染。

以色列国小而富，只有920万人口，可以全球率先接种第二针、第三针、第四针。这需要巨大的公共财力支撑，非洲穷国或人口大国难以支撑，除了以色列几乎没有国家鼓励接种第四针，都在等第二代更成熟的疫苗。

七、制度不同导致防疫路径策略不同。美国、印度是联邦制，抗疫主力属于州、邦政府，州、邦抗疫不力，美国总统、印度总理不能撤州长或邦首席部长。纽约州和纽约市曾是美国的重疫区，但州长科莫辞职并非疫情，而是受到多起性骚扰指控。

新冠疫情与交通事故不同类别、不同属性，没有可比较性。后者责任主要限于司机、行人、制造商，国家机器（政府或法院）是一个仲裁者，不管有理没理，通常还会偏向更弱势的受害者。

中国是单一制，全国一盘棋，自然免疫的艰难决策必须由中央决策，没有穷尽其他防疫手段之前不会执行。一旦“躺平”带来高死亡率，地方官员必然被千夫所指失职渎职、草菅人命。中央政府如不严厉问责，解除地方官员职务，必然矛盾和矛头转向中央政府。

八、文化迥异导致民众心理认同不一。有宗教信仰会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基督教有上帝和天堂、佛教有佛祖和极乐世界、伊斯兰教有真主和天堂。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风俗不同，对疾病和死亡看得更重，多在乎今世与此岸，而少在乎来生与彼岸。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建立宪政国家，将社会契约写入宪法；中国传统其实有道义契约，不是写在有形的宪法中，而是写在中国人无形的信念中。儒家学说的“道统”实质解释了中国人的伦理信念。

民众对掌权者充分授权、充分支持、充分配合，全能政府、全权执政、全程责任，心理期望或者说默认的交换条件是必须对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温饱承担完全责任，这是政治伦理的底线。否则就会遗臭万年，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古代是皇帝、现代是执政党）；百姓就有反抗和更换的权利，打出的旗号是中国人熟悉的“替天行道”。

（本文为《中国“与病毒共存”宜缓行稳行》第2节，第1节“质疑动态清零的观点”、第3节“与病毒共存如何稳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