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对生育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

梁云风 | 文 

近来因任泽平等“男性”经济学家、人口学者提出的刺激生育、鼓励生育的措施，被很多女性读者批评。她们认为，这些单纯的刺激生育措施，有把女性当成生育工具的嫌疑，“与其成天讲刺激生育，不如多下厨、多带带孩子”。

一直以来，女性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生育水平相互关系的研究受到国内外人口学者的关注。很多问题待回答，比如，女性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又到底是些什么因素？女性的子宫到底是谁在做主？

在上一篇文章《从数字到共识，让生育讨论回到原点》中，我们认为生育意愿的讨论要回到具体的场景。这篇文章，我们希望从女性的角度，还原生育的具体场景，客观剖析决定女性生育意愿的底层“密码”，为提升生育水平寻找窗口。

你的理想子女数量是多少？

研究建国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双重影响。

生育政策的影响一方面是直接的约束，比如独生子女政策，就要求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强制性因素；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宣传教育影响人们生育意愿进而改变了生育行为，让强制性因素变为自愿性因素。随着强制性约束措施的逐步放松，特别是当前三孩政策的实施，计生政策对生育行为的直接约束已显著弱化，而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影响正日益突出。

这表明，自愿性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荷兰籍人口学家邦戈茨（J·Bon-gaartz）提出，作为一个时期生育水平代表的总和生育率，除受到生育意愿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3个正向因子（非意愿生育、替补效应、性别偏好），以及3个负向因子（进度效应、不孕效应、竞争效应）的多重影响，也可以说，这些因子同时在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举个例子，一对夫妻已经生育了两个女儿，本不想再生育了，但因为性别偏好的原因，即有些地方受男性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还是咬咬牙生了第三胎，这就是正向因子的影响。

反过来，一对夫妻非常喜欢孩子，生育意愿强烈，但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生育，也同样影响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这就是负向因子的影响。

在当前放开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因子也在改变。

理想子女数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指标，所表达的是在不受任何客观条件限制和约束、臻于理想情况下的生育数量，我们把理想子女数作为一个净生育意愿指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庄亚儿等学者通过对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01、2006、2013、2017年组织开展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生育政策调整后平均理想子女数呈有所上升并相对稳定的趋势：2001年为1.72，2006年为1.76，2013年为1.92，2017年为1.98。这也是此前众多学者呼吁放开生育政策的原因。

如果对照另一个指标——打算生育子女数量，我们或许可以发现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偏差。

打算生育子女数量是生育意愿的核心内容，相比于理想子女数这种单纯的意愿和生育观念，前者因需付诸实践，更多地受制于本人及其家庭的各种现实条件，因而将更加接近实际的生育子女数。

根据上述原国家卫计委的调查显示，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6。打算生育子女数为2孩的比例最高，0孩、1孩、2孩、3孩、4孩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2%、31.8%、56.7%、7.4%和1.9%。

从上面数据我们可以看到，2017年平均育龄妇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数（1.98）略高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1.76），这说明受现实条件影响，实际生育行为有所降低，但整体幅度并不大。当时生育行为的主体是1孩（31.8%）和2孩（56.7%）。考虑到三孩政策到2021年才出台，当前三孩的数量大概率是上升了。

是什么让你不愿生？

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出，影响打算生育子女数量的一些因素。

在上面的影响因子中，出生年代、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本人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收入和曾生子女数六个指标对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各不相同。

以出生年代为例，总体来看，按年龄组划分，0孩子女数构成递增。1孩子女数60后和70后相近，80后明显低于70后，90后又略低于80后。2孩占比却反过来了，呈现一个递增的局面，90后是生育2孩意愿最强的。3孩和4孩均呈现递减态势。

这说明，80后和90后的生育意愿虽在3孩及以上区间占比下降，但本身生育意愿并未衰退，所以别总说年轻人不愿生孩子了。

分析其他的指标我们也发现，家庭年收入在0孩和2孩区间的影响是最小的，即有钱没钱，丁克的比例都很小；有钱没钱，生育两个孩子的心态是相似的。再往上，家庭条件越好的，反而倾向于少生。

此外，非独生子女的女性，在生育意愿上明显强于独生子女，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自愿性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庄亚儿等学者还分析了一个有价值的指标，那就是较高生育意愿人群，即打算生育3个孩子及以上的妇女，这部分人约占育龄妇女的9.3%。根据上表的数据，与同一分组内的其他子组相比，60后（14.9%） 、农业户籍人口（12.8%）、未上过学的人口（33.4%）、调查对象为非独生子女（11.6%）、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人（16.7%）具有较高的生育意愿。进一步的数据展示表明，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打算生育3个孩子及以上的育龄妇女比例分别为7.8%、9.6%、13.5%、1.7%，西部地区约相当于东北地区的8倍。

所以这部分人群的画像是，60后，非农业户籍，低受教育水平，低收入，非独生子女。

反过来讲，要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有些指标是不可逆的，比如城市化的深化，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社会观念变化（90后），人口向东部沿海流动等，必然造成生育意愿的下降。

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刺激生育的手段效果不明显，而不简单是经济压力的影响。

生育意愿偏差与经济因素

从打算生育子女数量来看，90后出生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目前尚未生育妇女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两者均低于1.76的总体水平，更偏离于1.98的理想生育子女数。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宋健教授通过对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向度平均约为0.14个孩子。

生育意愿偏离生育行为特别是意愿大于行为的现象背后隐含着未满足的生育需求，这部分因素才是我们着重要通过加强生育支持予以解决的。

从当前女性的总体呼吁来看，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偏离生育行为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比如住房、医疗、教育成本，家庭育儿支持；婚姻状况，比如大龄未婚女性比例增加；以及不孕不育等因素，都影响着这种偏差的产生。

需要指出的是，降低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偏离，不是刺激生育，而是满足生育，本质上是让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而非从男性的视角来“刺激”。

根据欧美、日本等国家的经验，现金补贴政策对提升生育率具有积极作用，但补贴力度、父母教育、家庭收入、孩子次序和宏观经济等因素，都会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任泽平等学者提出日本、韩国、新加坡的补贴力度影响效果，也常常被很多人作为反攻其观点的证据，认为日韩等国也在补贴，但效果有限，其实是力度原因。

产假政策对鼓励生育的积极作用较小，且受家庭收入和女性职业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当前很多地方延长产假被不少女性诟病，在女性职场生存环境不佳的情况下，没有配套措施的延长产假无助于提升女性生育意愿，这也是当前被很多女性认为是一厢情愿的男性视角的“鸡肋”措施。

此外，生育支持（包含经济支持、照料支持、父母精神支持、配偶精神支持四类）主要依赖家庭的中国，来自父母的支持对释放生育意愿尤为关键，父代能否承担孙子女照料是决定子代家庭是否生育二孩的重要条件。很多家庭想生，但苦于没有人带孩子，这也是很多人口学者呼吁增加托儿所等育婴场所的原因，希望能缓解家庭支持的矛盾。

综上，从女性的角度来看，释放生育意愿的因素，或者说“子宫”对生育的态度，大概可以概括为：有能力生（包括能生和生得起），生了有人带（家庭支持或者有条件请保姆），生完孩子不影响职业生涯。生育支持政策主要应该从以上因素出发，这里面既有经济因素，更有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但企图全部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也是徒劳的。

参考资料：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人口研究；庄亚儿，姜玉，李伯华，《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人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