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仪 张福贵 | “病”的重现与隐喻——新时期文学中的“病态”叙事

李彦仪 | 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福贵 |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继五四思想启蒙以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疾病”意象又一次涌现于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病态”叙事的重现具有更为复杂、新颖的情感指向和隐喻内涵：一方面作者借丰富的疾病意象传达其对于历史、文化、社会的隐喻性思考；另一方面伴随对疾病意象的审美化、奇观化滥用和过度演绎，疾病意象隐喻内涵的“空心化”等问题也因之出现。对新时期病态叙事的重现及其隐喻内涵的分析，须结合中国文学史及传统文化内核进行溯源式的流变考察，回归具体历史、文化、社会语境以揭示其背后隐秘的现实动因及时代考量，厘清这一阶段作家对于病态话语的多重建构及其复杂的情感指向，辨析其局限性所在。

“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疾病是生存永恒的主题，也是以人为对象的文学书写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文化氛围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有识之士频繁借用疾病意象隐喻中国在社会、文化、思想层面的软弱愚昧。而1980年代受“再启蒙”思潮影响，疾病意象又一次涌现于当时充满反思批判意味的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病态”叙事的重现呈现出更为复杂、新颖的情感指向与隐喻内涵。虽然，不少研究者将兴趣点集中于典型作家作品及具体文学现象，试图借助 “对象化”的文学解读与现象分析，归纳新时期文学病态叙事的阶段性特征及意义，但客观而言，无论作为意象还是主题，中国文学对病态的关注与呈现都并非一朝一夕之新现象。梳理文学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病态叙事与疾病隐喻始终是伏埋于作家笔下的草蛇灰线，只有将坐标置于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历程才能更为客观地言说病态，只有回归中国文学史以及传统文化内核进行溯源式的流变考察，并结合20世纪末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语境揭示其“现代性”特质，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病态叙事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历史内涵，透视其阶段性重现背后隐秘的现实动因与时代考量，更好地厘清新时期作家对于病态话语的多重建构及其复杂的情感指向。

“病态”书写的传统审美情结与文化内核

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曾提及两位心怀大愿的特别人物：“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两者分别勾勒出不同的活法，一则向往颇为传统而庸众的食色人生，另一则期待着病苦却雅致的文人情调。吐出的“半口血”既显出才子忧郁多病的孱弱，又不至于使其受到生命威胁而难以维持闲淡静好的风雅情趣，似乎只有配着病态的肉体才更能烘托出那份感时伤怀、遗世独傲的文人气质。这份看似离奇实则“周到”的愿望将中国文人骨子里的“病态”情结袒露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影响并造就了中国传统文人特殊的生命感悟与人生理想，更投射于他们的文字中间，表现出他们对于病态主题的恒久关注与偏爱。

自古文人墨客就喜于诗词歌赋中借疾病意象传达惆怅、苦闷、相思、悲愤等复杂幽深的情感心绪，如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柳宗元的“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梦绕羽人丘”（《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均以病苦潦倒的愁容形象惋叹漂泊无依的凄凉晚景和客居他乡的忧愁离思。陆游的“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则借病体消瘦难撑纱帽的形象，抒发被贬官远郊、无力报国的苦痛焦灼。李煜的“憔悴年来甚，萧条益自伤。风威侵病骨，雨气咽愁肠。夜鼎唯煎药，朝髭半染霜。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病重感怀》）更字字句句借病中凄凉憔悴的情形悲叹人事、家事、国事的萧条，在愁苦和病痛中对家国命运发出悲切沉痛的质问。

不仅如此，中国自古便有着对“病美人”的特别偏爱，“西子捧心”即形容美女的病态愈增其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两鬓华》）等，虽意在以病中情状和形象烘托凄凉寂寥的相思愁苦，但以花木之纤比喻人之瘦却似乎更为窗前瘦弱的女子增添了一缕美色。及至清代小说《红楼梦》则塑造了一个堪称经典的“病美人”形象林黛玉。“病美人”偏好对于后期现代文学阶段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发挥了深远的审美影响，郁达夫在《茫茫夜》《迟桂花》《蜃楼》《灭亡》等作品中对于患病者的形象描写均流露出一种对病态之美的欣赏怜惜之情。

可见，无论从审美理想还是创作实践的角度，对于病态的偏好似乎早已沉淀为一种民族集体文化心理。肉体的病痛承载并传达着书写者细腻复杂的思绪情感，病体的无力和消瘦衬托着文人内在的对国家民族的忧虑愁肠与对世事命运的敏感多思，病容憔悴更为文人的风骨愁思增添一缕悲凉意蕴。疾病意象不仅逐渐演化为古代文人借以抒怀和言说的文学策略，深深影响着后人对于疾病隐喻意义及文学功能的发掘，文人身份及其病态形象的频繁交错更无形地建立起一种微妙的文化想象和审美指向。文人的风雅、傲骨、忧郁和文弱气质淡化了病态在生理意义上的痛苦而被赋予了特别的文化意味，形成一种奇特的“病态”审美观或者说“病态”审美情结。

但随着时代历史的变迁与文人心态立场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病态的文化内核及隐喻意义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和微妙的调整，病态在审美范畴之外更凝结了厚重的文化隐喻意义与文化批判指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即源于当时有识之士“疗救”国家、社会、民族之痼疾的主观意愿。在五四启蒙话语体系下，现代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笔锋投向千疮百孔的封建社会及其中的病态人生，以充满悲剧色彩与反思批判意味的文学作品塑造了大量饱经磨难的病态人物形象。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得了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药》《孤独者》中的痨病患者、《阿Q正传》中头顶癞疮疤的阿Q、《孔乙己》中断腿的孔乙己等。这一时期文学对于病态人物的刻画不只停留于医学层面的病状分析，更承载着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反思及对国民性的剖析，对个体生理与心理病态的描写被视为民族、国家病症的隐喻和表征。启蒙救亡的先觉者将社会视为病者，以文学的方式为诊治社会病症开出药方，“当文学作品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语境而处于其中的时候，肉体就会在社会文化的巨大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身体符号则往往成为映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他们将文艺当作诊断民族国家痼疾、疗救国民精神文化的利器，渴望操着文学的手术刀审视、解剖民族的劣根性与精神毒瘤。这种鲁迅式的“民族医生情结”深深地影响着五四一代启蒙先驱，沉淀为中国现代作家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学创作心理，在曹禺的《北京人》，巴金的《寒夜》《灭亡》，沈从文的《三三》《八骏图》以及张爱玲的《金锁记》《怨女》等作品中均能够读出对人之病态的诊断与疗救背后蕴含的文化批判和反思意味。这一文学实践塑造了大量经典的人物形象与丰富新颖的疾病意象，对于新时期以来病态文学叙事和文本解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时期“病态”书写的现实动因与时代考量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病态书写所承载的审美倾向及隐喻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伴随不同时期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动、调整，病态刻画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内涵和情感态度。在五四初期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中，文学中表现的病态带有明显的社会隐喻意义，指向对封建社会制度、文化及礼教的批判，审视国家、社会与国民性潜在的“病症”， 具有强烈的启蒙救亡色彩与社会责任意识。与此同时，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的作品则呈现出对疾病的审美化倾向，文学的病态书写与作家主观意识和思想情感密切相关。1940年代，国内形势日渐严峻，集体话语和革命理性战胜个人化的浪漫主义想象，逐渐消解了病态所覆盖的审美意味。而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愈发浓厚，“病人”甚至成为改革落伍者、思想落后者、政治意识薄弱者与反面人物的代称，病态书写演化为一种以意识形态、阶级论为主导的政治诊断，文学作品与作者则化身为揭露“病症”、疗救“病痛”的政治“医生”。虽然病态书写在1950—1970年代的高压环境下褪去了原有的审美指向与多元文化批判内涵，简化为一种政治隐喻意象，但在倡导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与“当代英雄形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类病态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然仍不符合人民文艺的总体思想和审美要求。这种情形在进入1980年代后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的病态叙事的重现既蕴涵着对五四时期疾病叙事话语资源的承继，同时也随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生出更多崭新的语义指涉和隐喻内涵。重要的是，新时期以来病态叙事的再度活跃与当时政策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文学话语模式的调整是密不可分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学规约的松动直接影响着新时期文学氛围的转变，文艺工作者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意识与表达空间，客观上为病态书写的再度活跃提供了政策与文化环境的保障，使文学的病态获得了更为宽广的语义空间。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知识分子摆脱了“被改造对象”的处境得以重新正名，身份与环境的转变给予他们重新发声的机会，他们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展现因政治动荡而导致的人性异化、道德陷落以及肉体情感遭逢的磨难。另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所形成的文化政治动力推动了“新启蒙”运动的发生，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重获启蒙视角。这一时期病态叙事的重现并不意味着“病”的出现，而是对“病”的揭露，是人们对以往历史与当下人生的一次重新打量。正因为思想启蒙给了人们一双看“病”的眼睛，人们回顾曾经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才发现那些病态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于“病”的诊断往往带有浓厚的反思意识。

《芙蓉镇》结尾那个曾经的运动根子王秋赦在“可悲可叹的时代尾音”中沦为一个满街敲锣大喊的疯子，他的疯癫并非单纯的政治悲剧，更是动荡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一场人生悲剧。压垮他的不只是难以理解的时代变化，更是理想信念崩塌，甚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遭到颠覆所导致的自我分裂。政治政策的调整虽能治愈历史之“病”，却没能治愈思想与人性之“病”。从某种角度而言，病态的疯癫实则也是一种无法醒来的思想之疾与精神之痛。伴随集体生活的瓦解与理想主义政治神话的淡出，这一时期政治意识与政治生活不再占据并主导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曾经的政治话语和宏大历史叙事快速退出人们的视野中心。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总体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创作倾向，即个人话语取代集体话语，宏大叙事被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甚至碎片化的意象表达所解构。文学作品中的病态叙事不再只关注需要救治和教导的政治“病人”，而是超越“阶级论”将目光落回到人本身，关注对人心、人性、人情的思考。

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疾病被转化为思想落后、行动消极甚至与社会期待相对立的象征符号，文学叙事则演化为一套治愈“疾病”、战胜“疾病”、塑造“新人”的意识形态话语，而病态叙事在1980年代的重现则明显区别于此前文学创作中的疾病书写。这一时期倡导的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使个人的价值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文学更加关注个体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文学的病态叙事不再遵循以往战胜疾病、克服疾病、消灭疾病的话语模式，而开始认真审视疾病所带来的苦痛、屈辱、困窘与不公，审视病态时代与环境所造成的个人生活与命运的不幸。病态叙事不再聚焦于那种超然于个体之上的时代精神，而开始实实在在、沉甸甸地去描写疾病带来的个人自身与家庭的痛苦。因此，这一时期才会出现许多比较凝重甚至是悲哀灰暗的病态叙事，其本质上是对“人”的关注与对个体生命体验、人生命运的尊重。

新时期“病态”话语的多重建构及情感指向

如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阐释的，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自然的事件；但在文化（或文学）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一定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的。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的病态书写并非意在对人物生理与心理病症进行客观科学的医学描述，作家对“病”的理解和诊断往往借由历史、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思展开，其文本中塑造的病态形象与概念范畴成为一种由多重社会因素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因此，当作者将疾病与身体外部的历史反思、社会批判、文化想象建立起联系时，疾病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生理状态，而成为一种通向深层主题的隐喻意象。“作家通过隐喻，为疾病来增加某种文学化的想象，来赋予它某种其他的附加意义。以隐含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投射到创作中。”其中最为常见的三类病态书写分别为关于历史的病态隐喻、关于文化的病态隐喻与关于社会的病态隐喻。

（一）作为历史隐喻的病态书写

以历史反思为主题的病态隐喻书写，主要出现在新时期初期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以及后期围绕“文革”历史记忆展开的文学叙事中。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处于缓慢的调整过渡阶段，短时间内仍难以摆脱以往的叙事资源与方式，仍多以“文革”时期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创伤为主要内容。长时间文化思想封锁与被同化的集体生活经验导致作家的文学话语相对单一，更重要的是民族苦难与个体苦难构成的沉重历史创伤早已内化为知识分子生命体验和感悟的重要部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苦难的宣泄自然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病态书写的思想情感内核。

宗璞在小说《我是谁》中塑造了一个经历政治批斗与社会排斥而精神失常的主人公形象，对被社会认可和接纳的极度渴望使她不断陷入自我否定与怀疑，最终因自我认同障碍而产生了严重的精神错乱。余华在《一九八六年》中也塑造了一个受拷打而陷入疯癫，被社会、爱人、子女所排斥和遗忘的历史老师，历史的暴力不仅摧残了他的肉身，更摧毁了他的精神，小说对肉体自残的血腥刻画实则映射着施加于人物心理和精神上的重重酷刑。“疯癫”是新时期病态叙事中常见的疾病意象，作家以夸张荒诞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表现传达出人们对历史的质问。疯癫既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叛，也是失望之后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与自我隔绝。如弗洛姆所言，“最正常的人就是病得最厉害的人，而病得最厉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在病人身上，我们能看到某种属于人性的东西尚没有被压抑到无法与诸种文化模式相对立的程度”。对于疯癫意象的运用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猎奇式呈现，疯癫是借弱势者的疯言疯语发出的对历史与人性最有力的质问，更是作者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

此外，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还出现了一些带有历史反思和隐喻色彩的生理疾病意象，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主人公章永璘的身体便承载着某种病态隐喻。他在禁欲主义和思想改造的氛围下将本能的性欲视为一种思想倒退的巨大威胁和致命诱惑，这种灵与肉的撕扯和分裂最终反映在身体层面是其性功能的障碍。作者对章永璘阳痿的刻画无疑有一种政治化、历史化的阐释倾向，生理功能的丧失或恢复与其思想变化密切相关，阳痿作为身体层面的疾病表象折射出主人公内心欲望和自我认知的萎缩与扭曲。新时期文学围绕历史经验和记忆的反思多借用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与“疯癫”意象，作者试图以肉体与精神的痛苦呼唤人们对历史记忆的理性认知。

（二）作为文化隐喻的病态书写

以文化反思为主题的病态隐喻书写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中病态书写的文化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五四文化批判思想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寻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特别关注，作家对传统文化价值进行再发掘的同时，也将那些泥泞僵化的文化糟粕不留余地地揭露出来。韩少功的《爸爸爸》以批判视角剖析了民族文化中遗留的“劣根”，小说中痴傻且长不大的主人公丙崽永远一副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的古怪模样，见人只会说“爸爸”和“×妈妈”来表达喜怒。但这样一个受尽白眼和嘲讽的丙崽却因村民的迷信一度被奉为“丙相公”“丙大爷”，甚至“丙仙”。同丙崽一样，鸡头寨村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似乎只剩下极为简单的喜怒好恶，喜则虔诚拜服，恶则巴掌白眼。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与简单化的思维情感方式使鸡头寨村民与病态痴傻的丙崽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呼应和对照，“丙崽个人的冥顽不化一定程度上正是其所处群体冥顽不化的代表，而群体的冥顽不化则补充、丰富和完善了丙崽这一个体，并在很大程度上为丙崽进行了注释”。病而不死的丙崽是鸡头寨一道治不好的伤疤，更是一个具有浓郁象征意味的文化隐喻符号，鸡头寨娃崽子们口中“爸爸爸爸爸”的不断延续正映射着作者对于传统文化渣滓和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与揭露。新时期乡土文学中大量痴傻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样表达着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隐喻和思考，这些人物形象本身以非常态化的行为思想象征着传统文化中病态与荒诞的部分，并通过其特殊的视角见证并讲述着传统文化的衰落与萎缩，以其“残缺”“病弱”的身体和形象谕示传统文化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尴尬困窘的处境。

新时期文学中病态人物形象的刻画不仅承载着书写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更酝酿着知识分子对当代文化状况与人文精神的深刻忧虑。贾平凹在长篇小说《废都》中刻画了一群身处世纪末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现代“文化病人”形象，以主人公庄之蝶亲情、友情、爱情生活的琐碎日常揭露其“文化名人”表象背后不堪的“一地鸡毛”。他在妻子面前所表现出的生理功能障碍实则是现实生活中文化“失势”的隐喻表达，其精神的苦闷与内心的焦灼只有在情人们充满肉欲的乌托邦盛宴中才能获得一丝慰藉和排遣，她们以崇拜的目光、赞扬的言语和美好的肉体治愈这个“文化病人”被时代浪潮抛弃的自卑和失落，使他重获一种男性的自信以及文化身份价值。庄之蝶的生理病态背后映射出作者对世纪末知识分子精神困顿迷茫的“病症”诊查，肉体与精神的病态被赋予文化反思的隐喻内涵，传达着作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状况的省察与思索。

（三）作为社会隐喻的病态书写

虽然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浪潮使中国经历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与转型，带来新的生产、生活关系，但同时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文学家的敏感性与责任意识，促使他们用文字捕捉并记录这趟高速掠过的时代列车所遗留下的琐屑面影，他们对病态人物的刻画不只是单纯的文学隐喻或政治符号，更切实地关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现实，传达着书写者对于当下社会现状与社会问题的思考，对个体生理与心理状态的敏锐体察和关照。

以社会反思为主题的病态隐喻书写集中涌现于新时期后期的文学创作中，且病态隐喻内涵相对复杂多元。这包括对城市规划问题的反思，如《旧土地》中描写青儿因故园土地被摧毁而病倒；对边缘群体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的关注，如《刺青时代》中借小拐因腿疾遭遇不便和歧视喻示城市底层和弱势群体在精神肉体上遭受的双重挤压；对乡村生命力萎缩的悲叹，如《高老庄》以新生儿的残疾暗指乡村资源的流失与文明的衰落，以村民身形样貌的矮小丑陋与生殖能力的弱化暗示乡村生命力的日渐萎缩退化；对现代都市生活精神空虚、欲望至上的批判，如《米》《罂粟之家》借主人公进城后感染性病批判城市的糜乱堕落，《白夜》以脏器和机体的萎缩比拟城市人被食欲、性欲、权欲蚕食吞噬的肉体……癌症、瘫病、硬皮症、脑溢血、痔疮、阑尾炎、疥疮等丰富庞杂的生理疾病意象被大量应用于这一时期作家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即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隐喻思考与病态书写中；而抑郁症、焦虑症、幻想症、恐人症、夜游症等心理或精神病症，更是被借以隐喻现代社会环境压抑下人们内心的扭曲和异化，映射城乡分裂及高速现代化发展背景下人们自我认知的迷茫和分裂。如苏珊·桑塔格所言，“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它们时不时地出现在浪漫派把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中”。

文学家显然将身体放大为整个社会的象征物，用躯体、内脏、情绪、心理的病态紊乱隐喻社会内部组织结构、资源配置以及生存环境中潜在的对抗、冲突和失序，对社会病症的关注隐含着写作者对于当代社会群体生存现状与心理状态的体察。作家借病态形象的刻画，揭露当代人窘迫困顿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人物生理与心理的病态表征背后映射出更深层面隐现的社会症结。无论生理疾病的表征还是心理变态的显现，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病态都意在唤起人们对当下社会生存环境中潜在问题的警醒，只有超越疾病本身解读病态背后的社会语境，才能真正为其“病症”寻得有效的“治病良方”。

五四时期的病态叙事着意于利用文学启蒙唤起“健康”的“新民”，以实现国家救亡、民族新生的宏大家国理想。反观新时期以来，作家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语境，文学病态叙事的重现更多源自作者对“人”本身的关注。其关于生理疾病与心理病态的隐喻化书写往往基于对新时期社会问题、社会情绪的敏锐捕捉，流露出对于社会中个体病态生存状况与精神状况的细腻体察和思考。因此，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病态叙事意在将“疗救”国家民族之“病”诉诸对国民性“顽疾”的诊治，那么新时期以来的病态叙事则更着重于以个体生存之“痛”求诸对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正视和反思，透过人们肉体、精神层面所承受的苦痛和压抑来揭露在历史、文化、社会中潜存的困顿与悖谬。

新时期“病态”叙事的局限性

新时期以来文学病态叙事的重现酝酿于复杂的时代变革语境下，有关“疾病”与“疗救”的文学话语往往被转化并赋予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反思内涵。疾病不止于一种医学层面的诊断或生理体验的表述，更上升为带有作者主观价值判断和态度立场的文学象征及隐喻意象。如维拉·波兰特所说，“患病这一基本经验在文学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在文学介体即语言艺术作品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意义，比它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丰富得多”。

不少研究者就新时期文学病态书写现象已经提出了许多颇具反思性的认识，如贺滟波认为相比于鲁迅解剖“国民性”病态症状时的焦灼苦闷，莫言作品中的病态书写缺少沉痛与焦灼、感伤与激昂，成为当下时代精神的附庸，“‘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深刻呐喊此时处于缺席状态，无病呻吟成为莫言作品的主要基调”。何力和靳新来则敏锐地注意到余华和鲁迅之间病态书写的分歧在于，“对社会病的揭露方式，在理解‘病人’问题上倾注的努力程度，以及遭遇虚无意识时的不同态度”。还有学者指出，“70后”女作家群体的身体叙事与病态书写缺乏必要的反思意识，“她们的身体叙事不但继承了前人对丑陋的无情揭露，还将其发展成一种她们所特有的躲避崇高、追求个性的书写方式”，“她们对丑陋不再义愤填膺，取而代之的是冷漠的品味与冷静的欣赏，甚至还含有满足人们畸形需要的炫耀”。

新时期部分文学作品中的确出现了对于疾病意象的滥用以及审美化甚至奇观化的过度演绎等问题。病态叙事的泛化带来两种极端的后果。一方面，它导致疾病意象隐喻内涵的固化，即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疾病意象逐渐内化为一种模式化的文学表达方式，进而养成一种“症候式”的文学书写与解读过程。最为常见的是，文学作品常以癌症控诉城市对乡村的侵入和压迫，以肺结核映射人内心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以性病谴责道德伦理的失守和欲望的泛滥，以精神失常控诉社会对人的异化和扭曲等——在疾病意象及隐喻内涵之间建构起一种相对固定的搭配指向，不仅无形中限制了作者和读者对于病态书写的想象空间与阐释空间，同时也降低了文学病态书写所带来的感官冲击和创作活力。

另一方面，作家对于疾病意象的过度“青睐”也无意识中造成了隐喻内涵的“空心化”，即受时代文学创作风潮影响以及个人疾病书写惯性驱使所表现出的一种无意识“病态”写作，使疾病意象沦为一种被架空了意义内涵和情感态度的文学创作策略甚至创作习惯。这种情形尤其常见于贾平凹等具有特殊疾病情结偏好的作家作品中，其病态叙事不仅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更与切身患病体验密切相关，贾平凹的作品中频繁涉及的一些病症便有疥疮、痔疮、肝炎、疟疾等。而这些丰富庞杂的疾病种类以及高频次的疾病意象书写并非全部出于一种严谨理性的文学考量，不可避免地受到作家个人趣味偏好、阶段性生理与心理状态、自身经历以及生活经验的直接影响，使得文本中许多疾病意象由于缺乏一定情感及意义内涵的支撑而最终沦为一种冗余细节或非必要情节。这种疾病意象的大量重复以及隐喻内涵的“空心化”无疑会给读者的阅读与批评者的阐释带来一定困惑，甚至致其认为写作者系意象匮乏或滥用意象。

总体而言，新时期文学的病态叙事不是对现代文学阶段传统隐喻书写模式的简单延续，时代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病态叙事呈现出许多新的特质和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无病呻吟、寻求感官刺激等新的写作现象与问题。如何平衡、调整、引导或是接纳新时期以来文学病态叙事的重现，如何看待新时期病态叙事存在的意义及局限性，将直接影响我们对相关作家作品的文学解读与价值判断。1990年代《泰晤士报》曾针对“英国小说与疾病书写”展开讨论，认为“如果说小说‘病’了，那么社会必然有病。我们不应该期待我们的作家给我们什么教诲，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用小说在我们面前竖起一面镜子”。尽管文学作品的病态叙事充斥着关于生理疾病、心理病态以及行为变态的描写，不可避免地引发评论者关于作者病态文学观念及病态书写意义的论争，甚至进一步上升到对作者本人的社会观念及价值立场的质疑和批评。但对此，一贯善于引“疾病”入文的贾平凹表示，文学的病态其实根源于社会的病态、时代的病态、文化的病态：“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有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小说之“病”在表，社会之“病”在根。文学作品中的病态书写应在体现人道主义的生存关怀之外，承载起作者严肃的社会问题意识与道德责任感。只有将诊器和刀锋对准脓疮和病灶，才能够真真切切地剖开那些痛苦而沉重的疾病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