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观察 | “刘学州悲剧”的背后：网络世界后真相化的实质是民粹化

编者按

1月24日，河北寻亲少年刘学州自杀离世，生前写下长文遗书称遭网暴。刘学州在遗书中表示，自己出生时被父母卖掉做彩礼，4岁养父母双亡，寻亲后则因“买房”事件遭遇父母二次遗弃，并经受了大量的网络暴力，其中甚至有“快去死”“心机婊”等语，大量的侮辱诋毁加诸其上，但当他想去解释时却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小号和私密号。近年来，网络暴力甚嚣尘上，因“键盘侠”而导致的人身侵害层出不穷，谎话、流言、绯闻在网络上肆意流传，人们更倾向于把立场、情感和利益置于真相和真理之前，这一切都寓示着我们已经陷入了“后真相时代”。这样的深层次危机，无论是对良性社会的建构、共识的形成，还是对公信力的提升，都是不利的，有必要认真审视和分析。《探索与争鸣》曾于2017年召开“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研讨会，邹诗鹏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后真相世界就是事件频频出现而真相隐退的世界，推动者正是不明真相的网络大众，换句话说，网络大众追求的是情绪的表达与宣泄，而并非“真相”。“看客们”的“好事”心态实际上早已淹没且阻止了求真的意志，剩下的便是“后真相”。我们特推出本文，以供读者思考。

邹诗鹏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后真相”是一个很具穿透力和表现力的称谓，也形象地描述了当下时代的某些症状，属于后的描述之一种，很典型。不过，相对于后真相时代这一有些夸大其词的称谓，我更愿意称为“后真相世界”或“后真相现象”。而本文所关注的，是后真相世界在政治与公众生活方面的民粹化现象。

后真相世界及其民粹化现象

后真相的特征在于，情绪与感觉远比事实与真实更重要，不是实事本身，而是情绪化和感觉化了的社会事实，甚至散布于网络世界的流言、谎话、绯闻，其意义都比真相重要。真相的次要性，显然是相对于大众的情感及其接受心理而言的。人们的行为是被话语而不是事实所支配，整个社会系统更加依靠社会心态及其承认程度。在网络世界中尤其如此，在那里，任性的个体及其对认同的抵制，直接加剧了网络民粹化。

后真相世界是一个新闻化和网络化的世界。显然，作为主观化的结果，后真相世界又是真实而客观存在的现象世界。后真相并非指不存在或不承认真相，而是指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即使我们认为存在并承诺真相，我们也已经置身于各种铺天盖地、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信息、图像、拟像乃至于乱象的世界中。真相的确就掩藏在这一表现性的世界中，以至于要抵达真相，就不得不放弃求真而放任于各种表象世界。在这一意义上，后真相意指发现真相的无力、无能及不可能。后真相世界默许的价值观，就是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则是其极端形式，但后真相现象的土壤及其典型症候，还是民粹主义。因此，如果说福柯还在承认并寻求“求真意志”并因而肯定世界的真相，那么，鲍德里亚讲的拟像化则直接承认了后真相世界，并因此洞穿彻底的虚无主义。但彻底的虚无主义是后真相的极端形式，我们关心的还是后真相世界背后的民粹主义，应对民粹主义，是避开虚无主义的有效途径。

网络社会的后真相化及其民粹化现象分析

后真相的主因，乃是网络世界中真相湮灭于无限扩展和增值的表现性话语，以至于无法呈现和还原。与传统时代民众有限的公共生活参与度不同，网络时代，人人都是事件的主体且人们只愿意接受自己看到的世界，网络大众的情绪、意见直接参与并不断改造和重塑公共话语。与此同时，世界的高度“事件化”使得还原每一个事件的可能性减少且不必要。“真相”随事件性而来，其不断延迟，同时也在分解，或不断出现新的真相，而聚集及其事件化又以自身的力量拒斥真相，莫衷一是。

网络世界的“后真相化”，其实质还是网络民粹化。“后真相”导致聚集状态的复杂化和无序化，不可小觑。设想一个场景，街头，两只虫子扭在一起，此时围上几个看热闹的人，接着好事者越来越多，后来围上来的人们已不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而只是往上围，但人群中已经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真相”，越传越神，也就越有人信，“真相”就出来了，甚至于上了当天的小报。在这里，大规模并且群情激奋的聚集，直接取代两只虫子而成为事件的真相，尽管聚集本身依然不过是无聊的和偶然的街头性事件。人们被消费游戏于过眼烟云般的信息世界，实际上早已无需辨明或值得辨明信息的真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真正的事件，也难免成为网络热炒的噱头。其实，后真相世界就在不断扼杀事件的历史性。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但是，“吃瓜群众”恐怕并非旁观者，自媒体时代没有旁观者，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而且，“吃瓜群众”未必追求真相，边吃着瓜，边编发微信，事件就这么制造出来并传遍天下和蛊惑天下，所谓“看戏的不怕事大”，不明真相却创造“事件”。后真相世界当然是事件频频出现而真相隐退的世界，推动者正是不明真相的网络大众，换句话说，网络大众追求的是情绪的表达与宣泄，而并非“真相”。事件才是网络时代的真正联结点。事情的事件化是人们话语实践的结果，事情越是事件化，真相越是隐蔽起来。真相敞开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求真意志，而是取决于话语中止的可能性，但“看客们”的“好事”心态实际上早已淹没且阻止了求真的意志，剩下的便是“后真相”。

网络民粹化的治理

对后真相的无奈表明当下时代政治对网络民粹化的迁就，也反映了治理网络民粹化现象的艰难。

传统时代的政治思想格局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大主流政治谱系及其对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应对传统，主流政治对民粹主义的应对表现为真相政治以及理性政治对非真相及其情绪性政治的有效抑制，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只是次要的和有限度的，其表现空间毕竟有限。但是，网络时代，民粹主义不再是次要的，而是直接走向前台，形成与三大主流政治相对峙并富于挑战性的第四大政治谱系。依拉克劳的分析，民粹主义本身成就了一种理性形式。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合流，本身就是吸纳民粹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正是自1980年代起，随着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推行，西方兴起了新一波的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代表了一种来源于民粹主义者反对政治议程、制度化和混合式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合法性的当代民粹主义的形式。新民粹主义利用新的政治主张拒绝战后所达成的共同协议，同时努力建构一种新的作为自己的政党形式来表现其反对当前政治模式，特别是反对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新民粹主义不断被右翼政治力量所利用和提倡，正在产生令人不安的政治后果。

依勒庞的判断，应对民粹主义不能诉诸于理性。“群体没有推进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在勒庞看来，掌握群体的本领或方式“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勒庞推荐的方法还是“通过杰出人物的意志”。但是，我们认为，不能把民粹化看成是民众的本质特征，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民粹化毕竟是一定的社会情绪的反映，应积极应对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毕竟只是封建专制时代的过时了的愚民作法。“民主”的本义即“多数人的政治”，与自由主义放任民粹主义因而总是被民粹主义所裹挟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多数人自觉意识到自身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不是成为无知的、非理性的大多数，甚至于沦为乌合之众。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然伴随着对民众的持续不断的教化与启蒙。启蒙的基本含义即开启明智，要让人民逐渐觉悟起来，融入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潮流，并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发展变革的主体。这的确是十分艰难的任务。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矛盾交结，错综复杂，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尤其需要人民的民主政治意识跟上来，而不是为民粹主义所利用。

不能回避当下中国的后真相及其民粹化现象。实际上，撇开网络时代真相的延迟效应，撇开对后真相现象的过分夸大或解读，后真相现象的实质就在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难解，种种掩藏真相的话语，实际上是虚假意识形态。因此，克服民粹化，摆脱后真相现象对中国可能的消极影响，还需要正视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文明素养，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