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差异的由来

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将各种社会现象进行分门别类，单独加以研究，却忽略了各种社会现象彼此的内在联系。

比如婚姻制度，如果按照现有的分析范式，我们很难解释不同婚姻制度的由来，以及它的演变逻辑。以收继婚制为例，收继婚又称“寡妇内嫁制”或“转房婚”。按照伦理辈分可分为三种形态。一是祖父亡，孙辈纳庶祖母为妻，这种收继婚形式古代称之为“因”。二是父亡，子纳庶母为妻，古代称之为“烝”。或叔伯死，子侄辈纳婶母为妻，古代称之为“报”。但古代说的“烝报”，有时也指弟娶寡嫂。即第三种平辈之间的收继婚，兄弟死，弟娶寡嫂；或弟死，兄娶弟妇。

秦以前，汉族也存在收继婚制，曾经发生过孙娶祖母的事情，如周襄王之妹，嫁给宋襄公，是为襄夫人，宋襄公死后，襄夫人看上了宋襄公之孙公子鲍。利用公子鲍谋取国君之位的心理，资助公子鲍，并帮他最终夺王位。后来二人成婚，这种做法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各种典章制度逐步完善，中国婚姻的风俗形式也被确定下来。婚姻“六礼”成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共同的伦理规范。贞节观念得到加强，主张“女不二嫁”，鼓励“从一而终”。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烝报等原始遗俗予以取缔，违反者还要绳之以法。

但在北方游牧民族中，还长期盛行收继婚制，“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汉书·匈奴传》）。直到宋元和明清之际，蒙古人和满族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也都盛行游牧民族的收继婚制。即使是王公贵族，也是如此。例如汉武帝遣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与乌孙王和亲。后来乌孙王年老，又让细君下嫁给它的孙子岑陬。细君公主不愿下嫁，向汉武帝上书苦苦哀求，汉武帝下诏让她“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汉书·西域传》）。细君只好又下嫁给自己的庶孙岑陬，并生了一女。南北朝时，北周宇文氏与突厥和亲，遣赵王招之女奉为千金公主，嫁突厥的他钵可汗。他钵可汗死后，千金公主又被其子菴逻收继为妻；菴逻死后，千金公主又先后被菴逻的两个儿子收继为妻。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将子纳父妾的习俗也带了进来，到隋代，隋炀帝纳隋文帝的宣华、容华夫人；唐初，高宗纳太宗妃武才人为皇后，都是子继父妾的例子。但这些都是个别现象，并且为中原文化的主流观念所诟病。

随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由游牧改为农耕，收继婚制也被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例如蒙古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伴随着生存模式的改变，蒙古族也接受了汉族礼法文化的内容，在法律上作出“守志妇不得收继”的规定。《元史·列女传》记载，有个叫脱脱尼的蒙古女子嫁给哈喇不花为妻，哈喇不花死后，其前妻有两个儿子，想以本俗收继之。脱脱尼誓死不从，并怒斥其二子说：“欲妻母也，若死，何面目见汝父于地下！”两个儿子诚惶诚恐向脱脱尼谢罪。后来元朝皇帝也发布诏令：“色目人勿得妻其叔母”。

由此可见，不同的婚姻制度需要从不同的生存模式中寻找根源，不能轻易从道德层面做出判断。当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被打通之后，才能窥见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