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的”时间？or “民族的”时间？

这些年每到了12月24号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些呼吁抵制圣诞节的言论，大概的论点无非是强调圣诞节强烈的宗教色彩，而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又扮演了“侵略急先锋”的作用，所以把庆祝圣诞节当作数典忘祖的行为而加以抨击，最后拉起“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升华一把，涨中国人志气，挫洋鬼子威风，真是双倍的快乐。

可是假如突然被问到今年是几几年，我估计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人都会不假思索的回答2018年，至少能听到“今年是戊戌年”的机会大概是极为罕见的吧。那如果继续追问的话，那所谓2018年中的“2018”是指什么呢？

那当然是“公元”2018啦，显然如果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意识到这个追问背后隐藏的信息，因为2018所代表的，无疑是耶稣出生后的第两千零一十八年。那如果庆祝耶稣出生的圣诞节应该受到抵制的话，为什么同样和耶稣诞生有关的纪年方式却可以逃过一劫呢？那接着再问，今天是星期几？被问者大概马上会反应说这大概又是要拿“上帝七日创造世界”因此有七日为一周的说法来说事吧。但是事实上中国古代亦有七曜之纪日法，而在西方，首先使用七日一周的也是古巴比伦人，犹太人在书写《圣经》时会想到七日的用法，大概也是文化借用中的无意识而已。没有接受基督教以前的罗马人同样也有自己的，用罗马神话命名七日系统。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有七曜的概念，但中国人更常用的是十日一旬，三旬一月的纪日法而非七日一周，所以在明末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就面临着将“基督徒的时间”和“中国人”的时间之间取舍的问题。利玛窦在1605年的一封信中就指出了，即是制作了和阴历相配合的基督教纪日方式，但是要公开印行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发行新的历法绝对是令人怀疑之举[1]。利玛窦确实很敏锐地发现了纪念背后所蕴含的主权观点，即对于时间的掌握和命名绝对是天子的职权。

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很自觉地保护着这种时间的主权，斌椿是最早的几批访问欧洲的清朝官员之一，他留下的《乘槎笔记》中对法国历史的简述如下：

佛朗西（即法兰西）地方纵约两千两百五十里，横约两千六百里。古名高卢，为野番部落。汉时隶罗马。齐梁间始建国，号曰佛朗西。唐德宗时，嗣主有文武才，创制显庸，威冠西土。数世后，国又衰乱。宋时，王路易嗣位，任贤使能，号中兴。元时，为英吉利所灭。有幼女年十六，召余烬，击退英军，恢复境土。嗣后，治乱不一。嘉庆八年，摄政官拿破仑即王位，恃其武略，吞并诸国，所向无敌，各国畏之如虎。后与英人战败被擒，英人流之荒岛，死。道光九年，国人择支贤者路易非立嗣位，宽仁纳谏，有贤声。后二十年，国人废之，立路易拿破仑[2]。

简要地介绍一下这里述及的史实。今天法兰西地区在罗马征服以前的原住民是高卢人，凯撒征服高卢是在公元前58-52年（不好意思，我还是不得不用公元纪年，否则要用罗马建成纪年AUC. 695-701年，AUC指Ab urbecondita，即“建城以来”），中国此时是汉宣帝在位，年号是五凤和甘露。齐梁应指南朝齐和南朝梁，时间是公元479-557，这里的立国应指克洛维一世建立法兰克王国，并开创墨洛温王朝。唐德宗在位是公元779-805年，这时的法兰西乃是查理曼的时代，查理曼大体统一的今天的西欧并于公元800年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他死后三个孙子各自为王，统一的西欧一分为三。到中国宋朝时（960-1279），休·卡佩建立了卡佩王朝，斌椿提到的路易应该是被称为“圣路易”的路易九世，他在位43年，文治武功均有建树，斌椿称之为“中兴”。英法百年战争时法国几乎被灭国（阿金库尔战役后英王亨利五世与查理六世签订特鲁瓦和约），但是这是1420年的事，中国已经到明朝，斌椿的记录出现了偏差。幼女的是圣女贞德，自不必多说。之后的历史就是拿破仑称帝（1804），也就是嘉庆八年，七月革命后菲利普一世成为国王，以及1852年拿破仑三世称帝。

斌椿相当扼要地勾勒出法国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我把这段记录提出来的原因在于，斌椿在述及历史时间的时候，一定采取的是中国的时间（比如“汉时”、“齐梁”或者“嘉庆八年”），来比照他者的历史，这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方便当时的读者理解（毕竟公历纪年在斌椿的时代尚未流行于中国），同时也是某种无意识的举动，就好像现在我们回答年份一定是公元几年一样，清人谈及历史一定与某个皇帝挂钩。另外，斌椿也常常用中国人的王朝之乱概念去评论法兰西的历史，例如称路易九世的统治为“中兴”，或者称拿破仑“恃其武略，吞并诸国，所向无敌，各国畏之如虎”而路易·菲利普“宽仁纳谏，有贤声”。这都是用来评价中国君主的形容，法国大革命或者1830年革命的阶级、社会要素基本上都被略去不谈。

当然不能怪斌椿浅薄，事实上即便是熟悉中国的汉学家，在介绍中国历史时也难免要用西方的时间和事件作为对照，借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为例，书中第17章叙述中国历史，我选取一些有意思的说法摘录：

汉代是中国的政体和制度的创建时期，统治中国达400年，而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从大西庇阿到黑利阿加巴卢斯，出现许多执政官、独裁者和皇帝，和汉代皇帝的性格和作为，正是有意义的对比。

（梁武帝）到晚年成了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就像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在位）一样，退隐到寺庙中，但接受劝告仍保留帝位。

（唐太宗）在世时享有高度荣誉，正是对他优点的公正赞颂。他可以恰当地和阿克巴（卧莫尔帝国皇帝）、马克·奥勒留（罗马安东尼王朝“五贤帝”之一）、康熙，或是和下一世纪在位的查理曼和哈伦·拉希德（阿巴斯王朝第五位哈里发）并提。[3]

卫三畏的比较范围当然比斌椿要广阔一些，但是本质却是相似的。总之，不同民族对于时间的体验当然是不同的，因此也会用不同的名字去命名所经历的过去，无论是公元纪年，还是皇帝年号，还是“罗马建城以来”。回答最初的话题上说，为什么公元纪年就成为普遍的纪年方式呢？就本质上说，这个纪年方式的起源同样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尽管现在大大的淡化了），而且也没有任何区别于其他纪年方式的客观性。所以“公立”的“公”字实在具有相当的迷惑性，仿佛一个“公正”而“公开”的标准，而自证其合法性。可是事实远非如此。我并不是在此提倡废除公元纪年，其背后的历史并不影响我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去使用他，正如我们对待“中国”这个学理上包含争议的概念也不感到奇怪一样。我只是想提醒说，那些抵制圣诞节的人所使用的理由同样适用于抵制公历纪年，乃至我们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制单位、时间的划分等等），如果并不能完全地推翻现有的建制而单单抨击一个圣诞节，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当然也只有反思到这里，西方对世界无法回头的改变才浮现出来，就如同平常呼吸时毫无知觉，抽离的空气才发觉自己已然窒息。

[1]利玛窦致罗马法贝（Fabiode Fabj）神父，1605年5月9日于北京，转引自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页249。

[2]钟叔河 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一）》，长沙：岳麓书社，2008，页109-110。

[3]卫三畏，《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694-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