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精英主义在中国再坐大，有利于走向共同富裕并战胜美国反华势力。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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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有（已授权本号发表）

摘要：

如果贫富差距问题不得能到有效解决，中国可能面临政治和社会动荡的风险的同时，美国则越来越有分裂的风险。

在中国，加快推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就需要警惕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对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甚至对抗的消解，绝不是上佳选择。历史上和现实中，精英主义的极致化发展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我国古代家天下化、门阀化背景下的皇帝体制，另一个是当今美国以（个人）自由为名的寡头化的金钱政治或事实上的大资本家群体的“垂帘听政”。

巩固公有制经济成分，大力发展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经济和更多关注社会责任的社会企业，并促成民营经济领域的收入扁平化，同步加快推进反垄断和反腐倡廉，则将支撑走向共同富裕的势能发展，以更好重建或巩固“人民立场”的社会共识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基础，以使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并肩向前。

总之，爱国主义是基石，社会主义是大道，国际主义是对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下的敌对势力的“降维打击”。

正文：

共同富裕有多重要？

共同富裕不仅是现代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拥有5000年历史长河的我国在古代的不少先贤和志士就有的期盼，更是解决世界性周期性危机和实现人类社会长治久安的希望所在——中国人有望在新的时代，在复兴中华民族自身、再造中华文明辉煌的过程中，为世界趟出一条创造性的新路来。

这是从长期角度来看共同富裕的战略性。那么，中短期角度呢？

笔者认为首先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应对来自美国的反华势力的挑战。当今世界，贫富差距总体上越演越烈；由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或渗透，以及许许多多的国家或地区拥抱了或尝试着从英美而来的、实质为强调自由和利润远远大过责任和积累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贫富差距要么很大，要么正变得很大。美国和中国，则是世界上，贫富差距现象特别巨大的两个国家之一。

如果应对贫富差距不力，美国可能面临分裂风险，而中国则可能面临严重的政治动荡的风险。

值得幸运的是，与美国现今社会几乎进入病入膏肓的状态相比，我国以一批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核心领导力仍把握着历史的主动权，并不打算屈服于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导权曲解为过度调控或威权主义的指责，伴随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种艰辛探索，仍力图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为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公平正义的许许多多的人们寄为理想的灯塔。

从具体的物质性力量对比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从生产力发展阶段上来来说，仍具备很强的发展潜能，同时有新中国建国30年打下的坚实根基，加之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和扶贫工作的巨大的历史性成就——我们作为世界首次，更在去年取得了一举消除绝对贫困的人间奇迹，使我们，相对其他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在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占据了一定的先手。

也因为我们在反腐倡廉和扶贫上，过去不到10年内的巨大成就，以巨大贫富差距为突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不公可能导致的政治动荡的风险显著地降低；至少可以说，颠覆性危险的风险基本已经消退。这些都是值得给予充分正视和肯定的积极面。

但，中国则可能面临严重的政治动荡的风险的警报，恐怕并没有彻底得到解除。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又有智者之语：“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从一个侧面说明：物质基础在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因素。物质基础不牢，人们幸福生活的愿望就如同镜花水月。如果镜花水月般的生活令越来越多的人民不满，那么，社会的正义性将受到严重的挑战。而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的物质基础水平越来越与社会中财富分配的平衡性相挂钩，而不与绝对收入相挂钩，因为：社会中商品的实际总拥有成本，在很多情况下，往往由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群来决定，而不由最贫穷者来决定——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最富有人群还决定了资源的定价权的话，商品的定价机制往往将越来越有利于最富有者，而非最贫穷者。

简言之，决定人们生活水平的，恐怕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相对于最富有者的收入水平；换言之，决定人们生活水平的是贫富差距的真实水平。

这种推论，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恐怕更容易被理解？美国作为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号称科技和医疗水平世界第一，更兼有“美元霸权”的加持，但在3亿左右的人口水平下，死于新冠病毒已在80万左右，高居世界第一；而我国在14亿左右的人口水平下，死于新冠病毒者不到6千人。

何也？关键恐在于两点：1，以中国共产党本届中央为代表的领导力量高度负责和有效的领导力；2，大量的公有制经济成分。这种领导力从何而来？归根结底，大量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作为经济基础，从政治上要求政府的公益性定位，并切实保障了作为中国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及相关联盟力量的物质基础。

美国则与此情形大体相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同样面临大范围内的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的背景下，我们的社会更为稳定，我们新冠疫情抗疫行动能够取胜，在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政府都表现得失策或低效的同时，我国的政府运转堪为典范。

尽管我们奇迹般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一定范围内越演越烈的贫富差距，如果不能得到逆转的话，贫富差距问题将日益消耗或侵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和政府的正当性，进而危及作为中国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及相关联盟力量的领导地位；而伴随着来自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反华力量日益采取不当竞争甚至无底线竞争，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得不更多考虑立足国内循环。这就要求我们严肃对待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有效的进一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恐怕更是破解国际上对我国敌对势力的最佳战略；一旦我国不再受贫富差距问题困扰，世界人民将更多和更好地感受到中国和中国人的力量。

几年前中央即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无疑是明智的。而今年以来，中央更旗帜鲜明地主张加推推进共同富裕，正是对这一判断的更具像化落实。

由此而言，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十八大以来的正确路线奋力前进，久久为功，我们将在应对贫富差距上做得越来越好，将实现“一石数鸟”之功：不仅在改善民生、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等政治和社会纬度有所发展，也在经济结构优化和提振内需等经济和生产力角度有所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相比，将进一步加速出现实力此消彼长的态势；而世界上的更多人民和团体将站在支持中国的一边。

那么，为何要提，中国努力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要警惕精英主义？

现代中国的进取与振兴往往是与革命历程相伴随的，因此，革命叙事和革命传统是现代中国的关键部分。而我国1840年以来的革命叙事和革命传统的一大核心就是追求以平等、公义为代表的进步性；平等往往对应国家独立、民族权利平等、人民当家做主、经济成果共享等关键词，公义往往对应普惠、协商、关注社会发展、人类延续性和终极解放等关键词——两者都是指向平民主义和大众民主，基本上与精英主义相反。

而古代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里也有一部分革命或革新思想，比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样透着变革精神的思想就被视为儒家的东西；但相较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传统道家（非指后面从道家哲学流派中演化出来的道教）和墨家精神更与新中国的革命叙事相融洽。同时，相较于传统的儒家，传统的道家和墨家理念持有者更倾向于平民主义，并与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人所普遍向往的理念更兼容。

众所周知，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在毛主席逝世以后，进入了新的时期。新的时期里，改革开放是最重要的国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的首要方面是成绩和成就。但不少失误或错误，可能挑战甚至腐蚀了一些社会共识甚至执政基础。

当然，问题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国策施行的前期和中期。这个期间，除了经济和发展方式上在一定范围内，风格过于粗放，并且公有制经济（含集体所有制）发展势头大为减弱之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精英主义现象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值得思考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地位似乎被抬得越来越高，以至于在2012年把孔夫子的雕像都放到了天安门，正对着差不多在一百年前的1919年的、从思想和人才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运动”中就参与批判儒家礼教和儒家等级性、保守性一面的先锋代表毛泽东画像。

当然，值得再提一句的是，笔者认为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有大功，整体上是功大于过的，特别在中国古代的前期和中期，围绕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历史是发展的。以今人的眼光视之，传统儒家思想充其量更接近国家主义，次之则接近开明专制主义；哲学或道德上是精英主义倾向的。

精英主义不可取。

历史上和现实中，精英主义的极致化发展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我国古代家天下化、门阀化背景下的皇帝体制，另一个是当今美国以（个人）自由为名的寡头化的金钱政治或事实上的大资本家群体的“垂帘听政”。

前面提到，在中国仍可能面临政治或社会动荡的风险的同时，笔者判断，美国越来越有分裂的风险。为何？

一个核心原因就是那里的精英主义的泛滥。因为拥抱私有制，根本上来说，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基本奉行精英主义，美国由此在发展过程中伴随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数十年来，美国主流精英的想法更日趋保守，面对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同时公开性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日益扩大的严峻现实苦于对科学对策的搜寻，并在最近几年持续降低底线，多番无理挑衅中国和友华势力，日益无谓消耗其本已捉襟见肘的宝贵资源；长此以往，中短期内美国的进一步衰落必不可免。

综上所述，在中国，加快推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就需要警惕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对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甚至对抗的消解，绝不是上佳选择。巩固公有制经济成分，大力发展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经济和更多关注社会责任的社会企业，并促成民营经济领域的收入扁平化，同步加快推进反垄断和反腐倡廉，则将支撑走向共同富裕的势能发展，以更好重建或巩固“人民立场”的社会共识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基础，以使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并肩向前。

总之，爱国主义是基石，社会主义是大道，国际主义是对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下的敌对势力的“降维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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