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英”的身份证明及其他——评宋庚一事件

有位已毕业的同学向我提出了有关宋庚一“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事件的问题：

“老师，最近关于宋庚一事件以及后续发现，许多反动势力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甚至一些人已经深深地潜藏在了我们的组织内部，而我们反倒是像散兵游勇一般，许多都是网友自发的行为，我至今也没看到任何人为这件事情下个定论，虽然大部分人民群众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总觉得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现在日本已经就宋庚一事件开始炒作了，国内部分微博和公众号也开始为她“辩驳”，大致是“言论自由”、“不鼓励告密”、“学术讨论”、“官方都没表态”等说辞。”

我回答：

“她已被开除了。

而且《人民日报》也批评了她。”

然后我再没说别的。

实际上，我和这位同学一样，感到反动势力的这一波动作是有准备、有组织的。上传宋某讲课视频的那位学生一度遭到“人肉”与各种威胁漫骂。这种疯狂动作，除了为同类“复仇”、“泄愤”，很明显是为了“杀一儆百”，为了打掉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与反动思潮作斗争的勇气，同时也是为了向国外主子表功，并彼此“壮胆”——我们有“组织”在此，你随时都会得到声援。

无论在教学过程中还是学院的群里发言时，我都认为我们大学的学风应该更加民主、平等、开放。但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平等、开放，性质是社会主义，主体是党领导的劳动人民和广大师生，所反对的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庸俗实用主义、市侩哲学以及资产阶级学阀作风等不良现象或者说积弊，而决不是说可以“自由”地宣扬资本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卖国主义、投降主义等错误言论和反动意识形态。

应该追问一下：

那些反动意识形态和错误言论，之所以在高校好似附骨之蛆，如影随形，彼落此起，屡打不绝，以致不少人对之或习以为常，或“不明觉厉”，丧失了与之进行斗争的警惕性和勇气，甚至为了尝到某些“甜头”，半推半就地被裹挟其中——我疑心这个宋庚一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原因何在？

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前述那些积弊为它们提供了滋生蔓延的气候、环境、土壤和保护伞。

宋庚一毕业于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并且说她在课堂讲的那些是她的老师告诉她的。

不管她的老师是不是真的跟她说过这些，她的这些话本身就流露出一种“身份”意识：

正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历史研究单位随后公布的史料所证明的，宋庚一很显然并没有认真考证过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也并不知道中国提出30万遇难者这个数据的史料依据与论证过程，那她为什么还要这么讲？

那是因为，讲得出“中国对南京大屠杀人数统计不实”这类挑战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立场的话，在她看来，是跻身于某个“学术精英”、“文化精英”圈子‘的“身份标志”——因为只有讲得出这种话，才能将自己与普通百姓区别开来，才能被这个“精英”圈子所认同和接纳，也才能分享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话语权的“圈子”所占有和分配的资源，或者至少可以想像自己是这个“圈子”的一员，分沾这个“圈子”的光环，在“不明觉厉”的普通人面前抖抖威风，摆摆架子。

所以，一切问题的答案，还是阶级，还是进入（哪怕是想像中进入）某个“上层”阶级所必须积累的“文化资本”（用一位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左翼学者的话）——宋庚一的话，是获取这种文化资本的手段之一，而且她在课堂上这样大放厥词，还是做得比较直白的，有更多的人在以比她隐蔽得多的手段获得这些资本。所以这个斗争是会一步步深入的。

这种意识的背后，就是我所说的宗派主义、市侩哲学和资产阶级学阀作风。

这位同学选择将视频曝光，有些人以此为口实，攻击他“告密”、“欺师灭祖”。但这些攻击他的人不希望广大群众知道的是：

有些学校里的一些“名流”长期在课堂宣扬类似的甚至更加错误反动的言论，学生通过正常渠道多次向学校反映，但没有任何结果。

某些学校里，官僚主义的麻木不仁、宗派主义的互相庇护、庸俗实用主义的“防止不良影响”，会让这些事显得没有发生过，让这些学生显得“神经过敏”，甚至遭到孤立和报复——因为在没有社会舆论支持的情况下，一个学生与一位名校出身，有“名流”为之背书的教师之间，力量对比是很悬殊的。

因此，这个学生采取这个“曝光”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也要看到，这位学生对这种事件只能“曝光”但不能作出更深入的理论批判，这说明广大青年的理论水平和话语能力还亟待提高。

提高这个能力，是同学们的一项严重任务，因为思想问题并不是把某个人行政处分了就解决了，而要结合历史与现实，通过理论思维，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斗争，才能真正教育各方面，才能达到捍卫真理，明辨是非，加强信念，深化认识的效果。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只是简单地把问题“捅出来”，只要实事求是，当然也是完全正当的，无可指责的，但比起既揭露又批判的做法，这种只是“捅出来”的做法，一般来讲，后续的不确定性就会多一些，工作也会困难一些。

因为你为什么“捅出来”，你到底要批判什么，支持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你自己不说清楚，那么在现在这个复杂的舆论场，就会有一大堆人来替你“说清楚”，从而无形中夺去你的话语权。其中一些别有用心者，可能为你塑造出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不学无术”、“欺师灭祖”、“压制学术研究自由”的形象，或者来一个“反装忠”，利用你开的这个“先例”，去打击迫害一些并没有原则性错误甚至是和你同一战线，为人比较骨鲠正直，只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师生。这就可能造成人民群众内部的混乱，引起很多正直之士的疑虑和反感，甚至为敌人制造“查有实据”的“中国打压言论自由”的口实。

我们自然不应因为害怕这些后果就不去斗争，但我们既然有决心进行这样的思想斗争，就有责任积累经验，加强素养，提高水平，改进斗争艺术，将斗争进行得更好。无产阶级领导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对一切剥削阶级实行专政，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能拿出勇气来斗争是可贵的，一开始没有经验，有些简单生硬也是难免的，但一定要有不断自我提高和改进的意识，切不可因为自己“政治正确”就忘乎所以，固步自封。

我们在鹿鸣群里争论哲学时说过，前苏联的日丹诺夫体系，全盘否定一切唯心主义学说，就是工人阶级来掌握对哲学史解释权的第一次尝试，属于立场坚定，但态度粗暴，方法简单，当然经不起长期实践的检验，所以后来坚持不下去了，结果到戈尔巴乔夫那里又走了一个相反的极端，完全放弃对剥削阶级思想的批判，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就是苏联解体。

仔细分析宋庚一的言论，应该说也不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

首先，她承认日军攻占南京后，确实有反人类的行径——不管她这是不是为了虚晃一枪以掩其奸，这话本身还是对的，也是那些“支持”她的日本右翼分子所不敢面对的。

在这里，我们倒是应该为宋庚一说句话，并正告那些见猎心喜的日本右翼：

即使你们所“欣赏”并拿来大做文章的这位已经让中国人民不可容忍的奇葩教师，也还没有或还不敢丧尽天良到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兽行的地步。换言之，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糊涂到了这般田地，她内心里的那点良知还是不允许她对这样的暴行毫不谴责——这里面就有一点区别：一个不讲原则、历史观错乱、虚荣而市侩的庸人与你们这些法西斯野兽之间的区别。

其次，她说无论新闻报道还是历史研究都要重视实证，要有据可查，不能信口开河——尽管她自己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及其取证经过就不甚了然，她的那些“质疑”也是在信口开河，但她讲的这句话本身还是对的，只是她自己也没做到而已。

她为什么没有做到呢？

因为新闻也好，历史学也好，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都有阶级属性，都要为一定阶级服务——要实事求是，首先就要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一点。

“一个个查身份证，一个一个核对姓名，只有这样才能构成铁证，才能统计到遇难人数中去”——这个要求看似很“科学”，但其中没有立场吗？没有意识形态吗？

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数据，是这样“科学”地统计出来的吗？

用这样不可能满足的“科学”标准来要求屠杀遇难者统计，很明显就是为了尽可能缩小数字——究竟是谁想这样做，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已经公布了相关资料，统计数字主要是来自目击者证言和当时埋葬尸体数目——为什么这些证据就不如“一个个对身份证（实际上当时也还没有身份证制度）”可靠呢？为什么这样一场大屠杀的史实，仅仅因为杀人者一方的部分“学者”提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认定标准，就应该成为永远的“悬案”呢？

历史学也好，新闻学也好，确实是要重视细节。

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网络时代，我们可以在信息洪流中截取各种细节进行拼接，造出我们想要的故事，置换人们的真实记忆；

也可以用无数琐碎的细节把本来鲜明的轮廓模糊化，让美女的脸与丑八怪的脸一样粗糙丑陋；

我们还可以编造出、导演出无数的细节并记录下来，让你进入“楚门的世界”。

所以看待历史，必须要有立场，以及基于这一立场的真正科学的方法论，才能真正把握细节，看透细节。

比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与淡化，这是因为战后美国出于帝国主义政治考虑，要扶植日本右翼来对付中、苏、朝等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政界学界当然会有人闻风而动，进行种种“研究”来“配合”，并在当局者纵容与默许下蔚为风气。而一旦你决心这么干，是不难弄出各种“技术”和“细节”来将它搞得和资产阶级其它的社会科学一样“精致”的——比如西方主流经济学既有“翔实数据”，又有高深莫测的数学模型，看起来很“科学”、“严谨”、“精密”，但就是预见不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因为它站在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立场，不愿承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愿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永世长存。

对资产阶级新闻学和历史学（以及哲学等等），首先也应该看到它们的阶级属性，而不是被那些法相庄严的“学术话语”晃花了眼。

我们批判宋庚一，不是为了置她个人于死地——相反，那些到现在还为她鼓噪，为她去“人肉”和打击那位举报她的学生的人，才真是在为她“拉仇恨”，在推她走向与祖国和人民对抗到底的一条万劫不复的绝路。希望她早日认清这一点，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而是为了说明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正确的思想路线，在今后的学习和斗争中，既有方向，又有方法，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在这些领域里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