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井说知天：（六）第一权

公元前630年，一支秦国军队到达了泛南，准备配合晋国，攻打郑国，郑国危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佚之狐的人向郑伯推荐烛之武，说让他去见秦君，则师必退。烛之武起初不答应：“我壮年的时候都不如别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郑伯说：“我没有及早用你，现在危难关头才求你，是我的错。但是，若是郑国亡了，对你也是不利的。”烛之武于是同意了。

见到了秦伯，烛之武说：“秦晋一起攻打郑，郑国是一定会灭亡的，但是，郑国亡了对您有好处吗？得了块被别国阻隔的土地，容易治理吗？……灭了郑国，是帮助晋国更强大，晋国强大之后，会不会向西边夺取土地？你秦国不是在晋的西边吗？这是害秦以利晋的事，希望您考虑考虑。”秦伯听进了，于是改与郑国结盟，然后回秦国去。晋文公知道秦国撤兵后，也跟着退兵，郑国得以转危为安。

忘了是中学哪一年，语文课本中便有这篇《烛之武退秦师》，记得是要背默的，但是这个故事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这个就没有多少印象了，或许就是为了学点古代汉语的意思罢。「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学而不思则罔。」教与学，都不应该只停留在背诵或背默。每一篇文章都会有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或者是想告诉人们一个好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启发我们思考，通过思考，我们可以知，就如那个瞎子摸象的故事能够启发人们很多思考一样。

对于这些历史故事，很难在细节上去考究其真伪，这是研究历史的人的工作。不过，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别国的国君，能够改变一人一国的命运的事，历史上例子很多，这应该是有所依据的。

虽然，秦穆公未必是因为烛之武的一席话便撤兵，烛之武也未必是因为郑伯的一句歉意话便愿意去见秦伯，但是，一支准备进攻的军队，在一席对话之后便退去，说明人的话语的力量，有时候是无法估计的。在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由佚之狐、郑伯、烛之武、秦伯、子犯等的话语连接而成的，故事的走向也由这些话语所决定。如果秦穆公不允许烛之武发表意见，如果郑伯没有对烛之武说了那番话，那么秦兵不退，郑国必亡。春秋战国时期，不知上演了多少次这类的戏码，其中的合纵连横，更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当然，话语的力量并不只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而是一直都存在的，只要有会说话的人，便会有话语的力量存在，从早期的对占卜的解话，到今天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和每个媒体平台上的各类新闻、节目和宣传广告。

《烛之武退秦师》这段历史故事之所以被记录下来，记录者的目的可能是想通过叙述历史故事让读者从中看到仁义，这本身也是通过话语文字影响人们的一个尝试，是一种善意的尝试。只是今天的社会中，好读书爱思考的人不多，存在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话语力量，因为缺乏问津，早已消退了，似乎和我们关系不大。正如在中学时虽然确曾背默了这一篇古文，但是对于其中宣扬仁义的部份，则完全没有意识，话语的影响力因此也失去效力。对于我们，这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是摆脱了古人封建思想的影响，还是因为没有继承古人的智慧而迷失方向？

今天，话语的力量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同样会影响一人一国的成与败，影响整个社会的未来，以至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走向。当然，今天的话语形式已不只是文字了，在纸质媒体上，在街上，在橱窗中，在电子媒体上，除了文字之外，更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多媒体信息，尤其在网络之中，处处都是话语和各种多媒体信息在发挥着影响力，能够掌握这种影响力的，是一种权力，称之为“话语权”。

网上对话语权的定义：「仅从字面上理解，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这样的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例如，对已有事态的解释权、对自我利益要求的申诉权、对违法违规的举报权、对欺骗压迫的抗议权、对政治主张的阐发权、对虚假事件的揭露权、对罪恶事实的控诉权、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权等等，都属话语权。」这样的定义是相当狭隘的。事实上，话语权还包括有议题的设定权（议题的炒作）、价值观的主导权和定义权、是非对错的审判权、颠倒黑白权以及撒谎、欺骗和煽动权等。在现实世界里，话语权是权力展现的一种形式，根据人们如何使用，对人和社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现在，话语权早已远远超出了“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了”，而是一种无处不在，但又难以察觉其存在，没有半点权力的味儿，但会默默地长期地影响着人，而且力量强大。

权力产生自人类的群居生活，然后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间断，而且权力展现的形式多样。人们对于权力的服从，主要是因为恐惧、敬畏、依赖、顺从等，或者因为秩序和生存的需要而服从，这些都是权力继续存在的原因。今天，具体的权力主要分散在政府的治理机构中，行政、立法、司法、执法等等，这些都是一般人容易理解的“显性的权力”，也是具有强制性的权力。这些权力的存在，是维持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须的，与民生息息相关。因为是显性的，人民会容易感受到权力的存在，也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受到权力的限制或制裁，因此，很多人会反思这种权力的存在是否是必须的，是否有被滥用，是否会对个人的权利有过度的侵害，可不可以加以限制，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文字宣传，说“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恶”，因此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当然，限制权力的使用来防止滥用，这是必须的，但是，当人们热烈关注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时候，有没有清晰地看到，在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中，权力的使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不是侵害。不顾后果地过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将会解除对一些其他形式的，较不明显的，甚至是隐密的权力的限制，而降低或解除对这类权力的束缚，最终会对个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而且可能影响深远。

在各种权力形式之中，有一种很不明显的权力，虽然不至于是隐密的，同样地产生于人类群居开始的时候，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间断。“话语权”，一个一直只掌握在社会精英和统治者手中的权力，虽然一直都影响着人们，但大众一向无感。直到近年才因为媒体的表现处处受制于人，人民做对了仍然被歪曲污蔑，仍然要挨骂，“话语权”便因此而被不断地提及，上了知名度，人们才开始有感，但是，只是有感而已，并不知道什么叫“话语权”，一般看到的评论，基本上都指向媒体，似乎只要自家媒体能够长进，能够“掌握话语权”，便可以主导社会议题，决定舆论走向和对事情的解释，影响人们对事情的看法，是非的判断，清除歪曲事实的报导等。只要掌握了话语权，便不会再无辜挨骂了。

事实上，“话语权”不是如此简单，也不是只和媒体有关，前面提到的网络上给出的定义之一也不全面不到位。那个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句子，最开始的时候是从网上的博客文章中看到的，而且有一段时间，看到的频率很高，很多自觉晓得“独立思考”的人都推荐和转述，说这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不二法门。同一时间，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其他资料和博文，都说应该奉行 “大社会，小政府”，“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应该放手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更有效率地配置社会资源”，“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基本原则”等的内容，很多资料都会加上，这是符合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或者芝加哥学派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权威理论，是经济学界的“真理”，只要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政府少管一点，不只可以减少腐败和各种寻租行为，还可以让自由市场的“无形的手”发挥作用，更好的配置社会资源，经济运行便可以有效率和有发展前景。似乎只要跟着做，一切的社会经济民生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同样的逻辑，只要“民主自由”了，所有的社会问题便可以解决，人们从此以后，便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像童话故事一样呢？也许是因为人们都喜欢故事，讨厌面对事实。

“话语权”要成功成为话语权，是需要先织一张大网，一张很大很大的网，而且要精心设计，这样才可以让那些晓得“独立思考”的人深信不疑。这样，即便有时会出现一些胡说八道，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但是，因为那张网很大很大，深信不疑的人仍然会深信不疑。当然，会“独立思考”的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不会“独立思考”的，这也是“话语权”具有惯性，不易被质疑的原因之一。

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更严谨的程序来管理权力的使用，是可行的方向，毕竟权力的使用是需要恰当的管理的，否则便容易发生滥权和腐败。但是，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工具，所有人为的工具都不会完美，使用任何工具，除了会有原设计的好处之外，必然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或者坏处。而且工具毕竟是工具，必须通过人来使用的，工具的使用过程中又会衍生出另外的权力来，同样也会有滥权的问题，因此，使用工具的正确与否，效果会不一样。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聪明人”也往往会利用制度的缺陷和灰色地带，为一己一时的私利，选择不正确地使用工具，尤其是当人们对制度熟悉了之后，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也自然会“熟能生巧”。很多原初设计看似非常完善的制度，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因此渐渐走样，滥权和腐败依然。此外，权力必须是通过人来实施的，来推动行为以产生效果的，制度的建设，既要限制权力的滥用，又不能过度限制权力的正确使用，这中间如何平衡，如何不断可以进行纠正，不走上歪路，很依赖于人们的能力（能力包括知识、技能、素质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故此，人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选贤与能，是社会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之一”。当然，制度的建设如果能够为社会提供一种有效的纠错机制，特别是能够让有能力的人发挥所能，又可以限制权力的不合理使用，那便更有保障，因此，制度设计的重点是如何强化任用贤能，如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又回到如何解决“人的问题”。

那么，什么才是选贤与能呢？贤与能的本质其实便是“知”，是真诚和真实的知，因此，较为合理的制度是由“知”道的人去选出“知”道的人，然后由“知”道的人实践“知与行”去解决社会运行和治理中，各种复杂的整体效益、效率、公平、正义和追求永续发展等等的问题。当然，既然说社会是复杂的，真知也就不容易了，因此，“知”道的人在求知的路上不会忘记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是求取真知，在知与行中谋得正确和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所在，而能够摸着石头过河本身，便是知与能力的一种体现。“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很浅白，但不易明，十年前在网上跟人抬杠，被一堆人嘲笑，说水平低才会摸着石头过河，高水平的都有完整的理论作依据云云。唉！举世震惊的金融海啸，发生在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中心这一事实，这已经清楚说明了，有理论作依据是远远不够的！金融领域已如此，不要说那个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了。

对私人企业的管理，同样要认真看待任用贤能问题。把管理工作完全寄托在工具的使用上，包括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管理体系或者是庞大强悍的信息系统，而忽略了人的重要性，绝对是一种错误，最终逃不掉管理不善，劣币驱逐良币，整体运行低效的局面。工具可以提升能力和效率，但是，工具必须由有能力的人来使用，才可以实现工具本身的效能。因此，企业需要由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而最重要的管理对象是人，只有通过有能力的人来管理人，才可以建立一个有能力的团队，才可以有能力选择和使用好工具，才可以使企业的运营更有成效，更有效率，以实现企业的各种目标。当人们说“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资产”的时候，不能只是说说而已。企业的管理人，如果不会用人，不会管人，不会发展人的能力，不会发挥人的能力，是最大的失职。事实上，管人的目的，是为了“能力”的获得和发挥，也就是“知”的获得与发挥。只有掌握“知”或“能力”，企业才可以正确而有效率地运行，减少犯错，而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人的能力不足（也就是无知）造成的。如果能够持续不断掌握新的“知”，企业便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展，这是企业竞争力得以保持的重要因素。企业如果能够将“用人”和“用工具”两件事情办好，不只可以提升整体运营成效，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受到“用人”和“用工具”两方面的限制，这就是管理。其中，“用人”是第一要素，“用工具”则次之。

《荀子•修身》「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意志向善而坚定便不受富贵所诱，看重道义便不会被高位权势所惑。当人们能够内省而知所进退，便可摆脱外物的限制，不受外物的羁绊。古人所说的：“君子役使万物，小人被万物所役使。”便是这个道理。制度是物，君子需要役物，人需要使用工具，才可以扩展能力，完成更重的任务。《荀子•劝学》「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人必须“善假于物”，才可以“致千里，绝江河”。但是在役物的过程，要知所进退，不被物所役，需要两个条件；能内省的君子，有能力役物而成大事，以及具有一定纠错能力的制度，以恰当之物来役使小人，使不走歪路，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这两个条件的源头是“知”，君子是有知的人，而可以纠错的制度，是让人知道进行中的事情，“知”不被垄断，权力便不会被垄断。

《周易•系辞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孔子说：“一个德行浅薄的人位居高位，智力低下而去谋划大事，能力有限而被委以重任，很难不招致祸害的。”不管是国家社会治理，或是企业的管理，“用人”是成败最重要的因素。德薄、知小、力小，加在一起便是“不知”，也就是能力低，自然是败事有余了。不管是社会的管治或是企业的管理，用人惟贤是一种理想，也是领导者的能力展现。用人惟亲则是一般的现实，惟贤惟亲两者之间的着落点，决定了治理的好坏程度。如果惟亲没有受到限制，猪队友坑人，随时导致自己历史的终结。

回到“话语权”这个议题，不可以不提及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开始了解“话语权”这一概念的时候，几乎所有网上找到的文献资料都是引用福柯的，作为上个世纪话语分析的重要学者，他给出了“话语即权力”这一论断，然后进一步指明知识、真理与权力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权力产生知识，知识为权力服务等，因此，他认为“真理”已失去了纯洁性和客观性，也就是说，“真理”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定，只存在于话语和相信之中。要注意一点，“话语权”和“话语即权力”是不一样的概念。“话语权”给人的印象是可以发表言论，说出自己意见的权力，是表面而直观的意涵，“话语即权力”是说，“话语”便是“权力的具体实践”，权力通过话语的形式，实施在人们身上，这是对社会现象相当有穿透力的视角。网上很多关于话语权的资料，都没有说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反而搬出什么“软实力”这个高大上的名词，实际上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有转移人们的视线，浪费人们的时间，甚至是为引导人们误入歧途的嫌疑。“软实力”、“战略”等等，都必须以物理上的“综合实力”，或者叫“硬实力”为基础的，战略如果没有一定硬实力的支持，成功的机会是很低的，战略的展开也不可能超越综合实力的限制。软实力更是如此，没有硬实力的支撑，所有的所谓软实力，都只可以自欺，自我感觉良好，和骗一下无知的人。在真实的世界里，个人的“话语权”是要得到显性的权力来保障的，而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除了硬实力之外，还需要用“真理”来加以保障，而“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至于权力为何能够通过话语得以实践，主要的原因是在被实施的一方，而不在实施方，当然，这是硬实力间接的影响造成的，是人们习惯仰视强者的结果。为了避免累赘，书中各章节提到的“话语权”的意思主要是指“话语即权力”。

福柯进一步指出，权力产生知识，知识为权力服务，观察点已穿透到现象的核心。了解福柯这一深层的判断，便完全明白为什么在网络空间中，充斥着“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大社会，小政府”、“无形的手”等的话语信息了。但是，不清楚福柯是否有进一步说明，权力本身，在产生知识之前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都应该尽量在源头上去解决问题，在问题的源头上去改进工作方式和过程，效果才是最好的。在分析一个问题的时候，也应该尽量去了解问题产生的源头，因此，权力产生知识，所指的权力是什么？是如何产生这种权力的？了解这点，十分重要。

语言是我们沟通、交流和思考的工具，也是人类能够发展进入文明最重要的工具。既然是人类的工具，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人们有很多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知识，无法通过语言来表达。（人类社会事实上在不断的生活实践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发生增加、减少或改变，或者通过新的约定俗成的方式，使语言不断发生变异和进化。在此有必要强调，政府必须对这一过程多加注意，或者要作出适当的引导，要使语言向优化的方向发展，不应该放任低俗的，尤其是故意而为的，对语言的污染并导致其退化。必须把对我们有着最重要影响的语言，母语的发展，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面对目前处于弱势的话语权博弈，不可放任自己的根本基础被潜移默化地腐蚀掉）。同样也因为是工具，也必然会利与弊共存，人们因为生存或生活的需要而对语言的依赖，使权力可以通过语言来实践，这是生存所必须的，但是，也因此而受到语言一个影响深远的限制。福柯提出的四种策略来控制话语的生产和实践，如果这些策略是“约定俗成”的结果，是对所有人都如此限制的，而且是合理的，则是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须的，而这些限制本身没有对或错，只有好和更好的分别。例如，要求符合一定的语法规则、恰当的用词、遵守社会禁忌和规范等，这是必须的，否则无法沟通，也会造成混乱。但是，如果限制是来自某一些人或某一些集团时，便要看情况而定。权力本身没有正邪对错，权力的实践，是为公还是为私决定了权力的性质。

正如福柯已经点出的，问题不在话语，话语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可以承载信息，传递信息的工具。问题的重点是权力通过话语传递信息，经过解码之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知识，这个过程便是福柯所指的“权力产生知识”。话语本身值得关注的地方，在权力是如何策略地通过话语的使用，能够有效地传递信息，能够使人们理解和相信，从而接受信息的内容是真实的，是可以被视为知识或者真理，即权力是如何通过话语产生知识的，话语本身只是技术性的问题。

权力要通过话语产生知识，离不开那张大网，这个大网的编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需要包括很多不同层次的话语垄断，如操控各类媒体和网络，垄断新闻和话语发放的平台和传播渠道，用过滤和修改内容的方式，部分或完整地剥夺人们的知情权，然后用海量的、“有趣的”、符合大众口味的、碎片化的、有真有假的信息，对人们进行疲劳轰炸，使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间处于一种“我知道我知”的错误知觉之中，让那些喜欢“懒人包”的人，得到他们想得到的简单答案，而这些答案，大多是被故意设定的关于事物的错误认知，或者是有真的有假的。与此同时，又以各种娱乐节目、电影、电视和广告宣传等，挟带着各种扭曲的价值，让人们因为沉迷于娱乐，而不断弱化思维能力，逐渐失去逻辑和理性，剩下只能人云亦云的“独立思考”，在人们被潜移默化，接受了实际上是被扭曲的价值观之后，便失去了本初的“我”，也从此失去了“自诚自明”的可能，束于教的结果便只可以无条件接受别人继续灌输的“知识”了。

波兹曼《娱乐至死》「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在书中同时引用了另外两本关于“未来”的故事书，两种截然相反的想象；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了独裁者“老大哥”对人们的压迫和奴役，而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则预言「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分别在1932年和1949年出版，书中的故事一个发生在2532年，另一个发生在1984年。两本书都对未来持悲观的态度，都认为世界会面临极权的统治，只不过人民所受到的压迫方式会不同。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如果我们认真而诚实地去审视今天这个世界的情况，很明显，奥威尔的故事没有出现，或者没有完整地出现，而赫胥黎所担心的事情，几乎完整地发生在宣称是“民主与自由”的地方。对复杂社会的未来进行预测是有趣的，也许是必须的，但是，真知灼见一般都不会让大众所知道。人们需要认真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民主？什么才是不民主？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分析说，当媒介由印刷纸面文字转变为电视广播之后，人们便不再需要在阅读文字时所必须运用的那种抽象思考和理解的能力，而电视显示的是图像，图像只需要人们能够辨认而不是理解，这会使人的思考短路。此外，人们亦会因为沉溺于娱乐，而逐渐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也许是受到波兹曼的影响，很多年前，已经有“电视是傻瓜箱子”一说，但是，似乎知道的人不多，人们也并不在意自己是否会思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随着技术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逐渐走向反智。在网络发展超越电视广播的今天，情况似乎有加速恶化的倾向，“反智”、“信息茧房”、“单向度的人”、“后真相时代”等的名词不断涌现，是对现实情况的不同反映和表述，也是严重的警示！

但是，波兹曼的分析没有到位。“娱乐至死”的情况，在未有电视广播的年代，赫胥黎已经在《美丽新世界》书中进行了描述，「在《美丽新世界》里，无休止的极其美妙的娱乐被作为政策工具加以利用，目的是不让人们去关心社会现实和政治局势。宗教的彼岸世界与娱乐的彼岸世界不一样，但它们关键性的相似之处在于“与这个世界无关”。」很明显，“娱乐至死”与电视广播本身没有关系，不是电视的错，当然也不是网络信息平台的错。

事实上，“娱乐”并不是一定要从电视广播或者网络中获得的。不管是阅读文字，或者是看图像，或者是其他方式，沉溺于娱乐的人，自然会逐渐失去思考能力。电视广播、网络、纸媒、书籍等等，都只是人们发明和使用的工具，工具本身不会使人失智。问题是出在人身上，出在工具的使用上，包括操纵工具的人如何运用工具，也与人们使用工具的方式和习惯有关。好的电视节目，是能够带给人们一些深刻的认知和思考的，一本分析不到位的书，反而会误导人，使人处于一种“我知道我知”的错误知觉之中。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可以参考，但是绝不可以停留在这一层，“娱乐至死”与电视广播本身无关。

《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如果要完全相信《尚书》里所记载的，不如没有《尚书》这本书，对于《尚书》中的《武成》篇，我只认同其中二三页而已。仁者是无敌于天下的，以至仁的周武王去讨伐至不仁的商纣王，怎么可能会血流成河呢？古代的人早已知道，书中记载的，不可以尽信。文字是记录事物的工具，文字本无心，是书写文字的人将自己的心加在文字之中，因此，我们阅读书籍，是阅读别人的心，而人心并不都是至善而没有偏差的。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后来不断被人们引用，而且早已不限于指《尚书》了，对所有的书都应如此。很清楚记得，中学一位语文老师曾经以这句话告诫我们，只是，那时读书不多的我，未能就此开窍。但是，这句话却是每一个想获得真知的人必须坚持的态度。

孟子这一段文字，还是有点自相矛盾的，他从何得知武王是至仁和纣王是至不仁呢？为什么只质疑《尚书》而相信其他的资料来源呢？这和庄子《天道》「夫子乱人之性也！」这种判断方式相类似。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因为生活经验以及个人的思考方向不同，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事物的是非对错的判断会不一样。因此，不同人写的书，便会存在观点与角度的问题，存在作者本身水平的问题，还有作者的心在至善到至恶的光谱中所处的位置的问题。有深度的书可以阅读，可以参考，但不可尽信。另外，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即使是哲学家的思想，都不可能是真理，因为人类未有足够的能力去发现真理。事实上，很多哲学家的书，会严重误导人们，阅读这些书，即使没有因此而迷信和胡思乱想，也会大大浪费了时间，有一些所谓的思想，不只不是真理，连知识都不是。这方面福柯的话很有道理，知识或真理在权力存在的地方，会失去了纯洁性和客观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求知呢？其实大家都已经有答案，只是没有跟着做而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单直接的说法就是“实事求是”，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前面提到的“求知五步”。

按照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到那张大网中，存在有更高的层次，便是通过智库、学者、专家和“大师”等的“研究”，无中生有一些让人敬畏的概念和议题，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宣传和言之凿凿之后，原来不存在的东西便成为人们必须关心，必须在意的“知识”、“价值观”和“议题”，例如“什么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什么是核心价值”、“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文明冲突论”等等。“知识”便是这样无中生有出来了，于是，人们便匍匐在这些大师专家的“知识”底下，耗费大量的时间去跟着研究，伪议题经过不断操作之后便成了“真”议题。本来无事的天下，自此便多事。不同文明之间本来是可以并存的，竞争与合作是常态，人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合作共赢的，只是，因为某个“战略大师”的一本书，“冲突论”便成了大家必须学习的知识，成了唯一的选项和显学，而“合作共赢”便被忽视了，失去了关注，也少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努力。人们本来应该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有更合理的和可持续的选项，都改而研究如何在冲突中胜出，钻研在零和博弈中的取胜之道，结果是耗费所有的精力甚至是生命去相争，而让话语操纵者成为得利的渔人。话语操纵者为了让被骗的人深信不疑，也必须对自家人下同样的蛊，于是，世间便只有零和博弈而没有合作共赢，人们也因为迷信而走上“自我实现预言”的邪路，人与人之间不是竞争对手，便是敌人。

当然，这张大网还有更高的一层，关于这方面，边芹的书有很详细的介绍和例子，网上也有她的一些文章，可以提供我们了解现实世界中，高层次的“话语权”是如何在不知不觉间被运用的，读后会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立时可以跳出自己所处的井井，一时间洞明世间多少糊涂事。

边芹《向西看的那个槛》「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 世纪就开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觉和有意”这一层或拒绝看透这一层的人，一般就永远停在了槛前。」

「谎言和假药方就是在研究了弱点的基础上配制的，谎言是用来给自己的民众搭围墙的，用以阻止百姓看清外面的世界，由于这个工程非一日之功，而是上百年基本朝着一个方向一砖一瓦构建，墙之坚固以及越到后来谎言变成真实越随心所欲，让墙那面的看客触目惊心；假药方则是推销给墙这边的中国人的，凡是自己具备而若对手也有便对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诚、团结，他们都藏而不露，再设法把对方的解掉；凡是对己只是嘴利贴金而给对手则起让拉痢人吃泻药作用的美德，如自由、开放，他们就会张扬到全世界无一角落能拒绝，文荐不成就武荐。」

能够产生“知识”的那个权力，就是这样通过被实施一方的无知和迷信产生的，背后辅以硬实力使人产生仰视的心理和习惯，以及那个几乎可以覆盖全球的大炮的支持，于是权力便无中生有地产生了，并且可以不断生产出“真理”，主导整个世界，主宰那些无知和迷信的人。

“话语权”本来是不存在的，很多所谓的“知识”或“真理”，以及产生这些知识或真理的权力，本来也是不存在的，人们之所以受到这种权力的限制，受到话语的影响，完全是因为人们自己的无知！无知又反过来使人习惯仰视别人，迷信说话的人拥有知，喜欢接受说话者给出的，无需分析思考的简单的答案，轻易接受别人强加的价值观，容易沉溺在娱乐之中，在不知不觉间被潜移默化，误以为“我知道我知”和“我会独立思考”，当大多数人都如此的时候，社会便整体走向失智，“话语权”便可以确立，长期延续不衰。从“话语权”的运作方式看，其本质是一种类宗教，其存在必须依赖于人们的“相信”，迷信又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很好地被利用了。如果人们愿意努力勤奋去追求真“知”，“话语权”便不复存在，只剩下前面从网上摘录的定义，即人们的发言权了。

实际上，话语权问题不是简单的只会导致人们对整个世界有错误认知，其宗教性质，更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人从心底里臣服在其“教义”之下。对于受到这几百年“话语权”的运作影响的人，由话语权产生的“知识”或“真理”，还会潜移默化地在人们中间建构一种类似种姓制度的思想，并且在不同的种姓之间形成一套由“高”向“低”的鄙视链，鄙视思想在种姓之间向“下”传递。一些被设定为“低种姓”的人由于自己的迷信，会不自觉地接受这样的安排，并从心底里默认“高种姓”的人更优秀，更文明，认为他们的社会模式、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国际先进的标准，而自己的这些一切则是落后的，低劣的。为了要向“高种姓”的人学习，也为了能够与国际接轨，便要学习和接受这些“知识”或“真理”，要学习高种姓人的语言，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接受他们的价值观等。为此不断地把精力和资源消耗在追求这些虚假的东西上面，以求可以跻身更高级的身份，获得高种姓人的认同。但是，这种做法，只会更强化高种姓人的地位，同时固化自己处于较低种姓的心理，当自觉比其他人更接近高种姓人的时候，便反过来开始鄙视自己原来那个身份以及具有同等身份的族群。如此这样，那个产生“知识”或“真理”的权力，因为是来自更为“优秀的高种姓”，便不会被挑战，并可以不断产生新的“知识”或“真理”，永续地维持其影响力，维持其高种姓的地位。在这种种姓结构被刻意建构起来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固化便更加稳固，配合以各种各样的，无中生有的身份政治或身份标签等异构的种姓分类，和各种伪议题的创造、宣传和强加关注，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便完全迷失在被设定的虚幻的世界之中，忘记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是“人”，也因此丧失了对“我”的真实的认知，再也没有能力去思考“我”真正的和根本的利益所在，以及“我”与“我们”的关系，结果只能永续地作为“低种姓”的人，甘愿接受“高种姓”人的奴役。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往往只会选择反求诸己，是自己不争气，是自己的媒体能力不够，是自己国民的水平低，却完全没有改变不合理现象的能力和勇气。“无知”和“相信”，本质上就是一种迷信！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话语权”的运作下，鄙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族群、自己的文化以至自己的根，正如福柯所说：「现代人被奴役在知识－权力之下。」

鄙视链由高到低的鄙视过程中，每一阶层的种姓，都可以找到一个比他低的鄙视对象，可以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也许还可以进行欺压获利，直到最低一层，这个最低层便只可以认命了，只能够因为迷信而被欺骗，期望来世可以得到升迁。鄙视链在先进发达的国度也同样存在，特别是存在一定阶级固化的地方，可能与基因有关，也可能和财富有关，同样都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因此，在这些先进发达的国度，愚民是必须的。当鄙视链到达社会最低层之后，为了使这些底层的人心理上得到平衡，便需要为这阶层提供下一级的鄙视对象；“贱民”，而这个“不可接触者”的最理想对象，便是在遥远的东方，那个神秘的，专制的，落后的，愚昧的，那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里生活的人。受到“拘于虚”和“束于教”的限制，这种“不可接触者”的设定是不容易被看穿的。因此，在那些所谓先进发达的地方，愚民是重要和必须的，这样才有利于精英的统治和奴役。

无知本来算不上是一种罪过，但是因为无知而做出害己害人和自残的事，既愚且蠢，同时也是不可推卸的罪行。放眼世界，那些本来可以过上好日子的人们，因为无知而自毁长城，致战火不断，人们流离失所，难民到处逃命，既可怜复可恨。回看我们目前享有的和谐与安宁，即便一些魑魅魍魉以无耻的双重标准不断挑拨离间，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下去面对被强加的挑战，和坚持自我持续的发展，继续追求美好的生活。这得来不易的和谐与安宁绝对不是必然的，这是因为我们是由一群知的人在管理这个国度，同时有一群知的人在各自岗位上守护着我们，默默地奉献和坚持，我们应该十分庆幸和必须珍惜。珍惜，便必须参与其中，求知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负起的责任，不可允许魑魅魍魉的无耻企图得逞。我们善良，但不可无知，更不可无能。《论语》「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如何不善，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无知，下场便是不善，在人类世界文明程度仍然有疑问，大多数人仍然无知的今天，没有人会同情失败者的，即便那是因为善良无知而失败。

因此，“知”，符合事实的知，真实的知，是我们一切正确行为的依据，是摆脱“话语权”束缚的有效基础和手段。「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正确的知或错误的知，决定了我们行为的正确或错误。事实上，“知”是人类有别于动物，并且能够发展出文明的原因，可以说，人是“知”的产物。 “知”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知”的缺失，让“话语”可以被任意操作，认知受到扭曲之后，社会便难以正常运行，容易产生撕裂和冲突，甚至会走向暴乱和崩塌。“知”对于个人来说，同样重要，能够掌握一定的“知”，才可以立足社会，而不会被淘汰，同时可以以正确的态度和行为，去面对社会问题。“知”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应该而且将会走向何处，没有“知”，我们便不可能成为“我们”，因为知的缺失会使我们失去定义和评价自己的能力和权力。因此，获得“知”的权利对于人们来说，是生命权之外最重要的权，是第一权。

伯特兰•罗素《权力论》「舆论是万能的，其他一切权力形态皆导源于舆论--这个见解容易说明。军队一无是处，除非兵士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如系雇佣兵，除非他们确信指挥官有能力领导他们取得胜利。法律不能实行，除非得到普遍的尊重。．．．．．．事实证明宗教方面的意见往往比国家更有力量。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如果大多数人赞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行不通了。根据这些理由，可以说在一切社会事务中舆论是最终的权力。」当然，舆论是否有影响力，取决于人是否相信，相信了，便交出了权力，交给那些掌握舆论的人。

培根：“Knowledge is Power”的意思，是“知识是力量”？是“知识是权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