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三年困难时期”的亲历者说当时自己有5个亲戚饿死了【图】

【本文来自《父母都是47年的，59年时12岁，村里一老人藏红薯，被队长发现，批斗打死了》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详情见下面这篇文章：

    标题：《1960年：省医疗队在潍坊》；转自著名的期刊式丛书《老照片》的第一○四辑（此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刘剑侠，潍坊市寒亭区政府的官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有对刘剑侠的简要介绍：

  http://www.hanting.gov.cn/zjht/whht/201206/t20120610_544297.html，介绍中说：

  “刘剑侠，男，1956年2月生人，寒亭区高里街道人，高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助理馆员职称。曾任潍县染织厂文书、潍县人民政府工业办公室秘书、潍坊第三染织厂办公室主任、寒亭区经委秘书、办公室副主任、潍坊市电缆厂副厂长，寒亭区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我从江西省图书馆借来的那一辑的《老照片》

    摘要：社员无粮可吃，便到处寻吃求生。母亲只好领起我和三岁的弟弟到亲戚家讨饭，先是到了高里公社“一孔桥”村我的四姨家，四姨父病饿而死，全家去了东北。……于是母亲只好又领起我和弟弟到了几十里外南村公社西官亭村大姨家。因大姨父家解放前是富农，在工地上干活挨批斗上了吊，大姨家也要到东北谋生。这时，无助的母亲只好一手领着我，一手抱着弟弟回原藉。在路上，母亲接到了村里人送信，说我的爷爷饿死了。……回到老家，母亲见到了我的大姑姑（高里公社杨家营子村人），大姑姑对母亲说，我的大姑父杨玉林和大表弟杨中国、小表弟杨新军都饿死了，其状难以形容。 “高里事件”被昌潍地委发现后，除立即进行干预制止外，并调拨少量粮油赈灾，同时请求上级医疗部门对浮肿病人予以帮助治疗

    1960年10月，山东医学院根据上级指示，派出大批干部、老师和学生组成医疗队进驻潍坊,对浮肿病人进行救治。（楼主附注：俗称“浮肿病”的这种病的学名是“营养不良性水肿”(malnutritional edema)，又称作“低蛋白血症”(hypoproteinemia)。）

    当年，潍坊发生了震惊昌潍地区（现潍坊市）的“高里事件”，当地老百姓由于缺粮少米,发生了严重饿死人和大量浮肿病人死亡现象。据史料记载：高里公社当时有16个大队，7466户，27827人。1959年因“一孔桥‘马扎子’会议”（谁不虚报就用马扎子殴打，故称“马扎子”会议）虚报浮夸粮食产量，使该公社社员吃饭问题出现严重危机（楼主附注：马扎子就是俗称的“马扎”，一种矮凳）。自1960年始，出现社员大量饿死、水肿病现象。自1960年1月至4月15日，该社非正常死亡社员977人，患浮肿病的社员2798人。最严重的后沟大队患浮肿病者达129人，因浮肿病死去60余人。(楼主批注：“高里公社”在1984年改称“高里镇”，2010年改称“高里街道”，隶属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这个段落中的数据则来源于史料《潍城文史资料》第二十辑中的文章《高里事件》；这份史学期刊是山东潍坊市“潍城”区政协文史外事委员会主办的。)

那一辑《潍城文史资料》的封面

     发生“高里事件”的主因，是因当时高里公社党委的领导干部虚报浮夸，将社员当年平均口粮每人实际分配192斤，向市委汇报至412斤。并在“一孔桥”村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以“右倾”帽子，逼迫下面承认这个浮夸数字。要生产队长自报“瞒产、私分”、社员偷坡（到田间干活时偷拿庄稼）以及家中“自留地”产粮等浮夸数字。并以辩论会的形式，斗争了22人（有的被打）。生产队长害怕辩论、斗争，夸大、虚报数字，而公社党委将这些虚报数字一律加在社员口粮分配的部分内，将口粮“年每人平均”实际198斤提升为413斤（其中：“瞒产私分”每人加120斤，偷坡每人加28斤，自留地产粮每人加67斤）。这次会后，各生产队如法炮制，勒令群众凑粮，并组织人到各户家中翻(找)粮(食)，有的采用打人、绑人、罚跪、“不管饭”等手段，逼迫群众交粮，闹得鸡犬不宁。（楼主点评：貌似当时的“自留地”只许种菜，不许种粮）

    据我母亲曹庆兰回忆，当时我们高里公社戈翟村的生产队大搞土地深翻，公社干部亲自坐镇指挥，用“挖山药沟”的办法深翻土地，深度都在二尺以上。干部们让社员挖出一条条深沟，然后再在深沟旁挖出另一条深沟，把挖出的新土填到另一条沟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工，一直干到深夜。队里给记工分，谁翻得多就得工分多。队干部把工分数量记在本子上，然后再给社员写上一张工分条子，上面写有工分数量和干部签字。我那年五岁，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大街的墙下等母亲回家。有一天晚上，我坐在街头等母亲，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时我忽听我家前邻管爷爷和他的孙儿吉友哥喊我的乳名，我睁开眼睛一看，竟发现一个蓬头垢面、又疯又傻的中年人，与我相依睡在墙旮旯里（就是说，有一个住他家前面的房子的邻居名叫“管吉友”。——楼主批注）。管爷爷大声地把那个精神病人赶跑了，然后又把我送回家。从此，我再也不敢傍晚到大街上迎母亲了。

    据我母亲回忆：由于当时只强调“大跃进”，粮食扔在坡里不去收，村里的食堂很快就停火了（农民都忙着建土“高炉”，用土方法炼钢。——楼主批注）。社员们无粮可吃，当年我们戈翟村就饿死了一百多人，最多时一天饿死七人。社员无粮可吃，便到处寻吃求生。母亲只好领起我和三岁的弟弟到亲戚家讨饭，先是到了高里公社“一孔桥”村我的四姨家，四姨父病饿而死，全家去了东北。接着又到高里公社冯家花园我三姨家，三姨全家到工地“大跃进”，我母亲领着我和弟弟留下看门。该村的干部见三姨家烟囱冒烟，便找上门说：“村里不养闲人，要么一起上工，要么离开村子！”于是母亲只好又领起我和弟弟到了几十里外南村公社西官亭村大姨家。因大姨父家解放前是富农，在工地上干活挨批斗上了吊，大姨家也要到东北谋生。这时，无助的母亲只好一手领着我，一手抱着弟弟回原藉。在路上，母亲接到了村里人送信，说我的爷爷饿死了。母亲只好把我临时放在东南孙村的一个老亲戚家，抱着弟弟回家为公爹处理后事。回到老家，母亲见到了我的大姑姑（高里公社杨家营子村人），大姑姑对母亲说，我的大姑父杨玉林和大表弟杨中国（五岁）、小表弟杨新军（三岁）都饿死了，其状难以形容。

    “高里事件”被昌潍地委发现后，除立即进行干预制止外，并调拨少量粮油赈灾，同时请求上级医疗部门对浮肿病人予以帮助治疗。1960年10月，山东医学院立即派出大批干部、老师和学生组成医疗队进驻潍坊，对浮肿病人进行抢救性救治。首先对浮肿病人最严重的高里公社派驻医疗总队,对相邻的双杨店公社等派驻医疗分队。当时，我父亲刘维布是潍坊市双杨店公社医院的院长，有幸迎接到山东医学院干部刘萍为队长和徐彩珍老师为领队的十四人的医疗分队。（楼主批注：双杨店公社1984年改称“双杨店镇”，2007与南孙乡一起被并入高里镇，2010年高里镇改称高里街道）

1960年10月8日，山东省医疗队成员与双杨公社医院医务人员合影。二排右六为刘萍队长，右八为徐彩珍老师，右七为我父亲刘维布(楼主提醒大家注意照片人顶部写着“山东医学院双杨医疗队与潍坊市双杨公社医院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1960.10.8”！另外，本文所配的插图照片都很大，大家只要点击它们就可以在新窗口中进一步放大这些图片，仔细地进行查看)

我父亲刘维布（左）与刘萍队长合影

      据我父亲刘维布回忆，当时省医疗队到潍坊的初衷和重点是防疫问题，但到达潍坊农村后才发现，问题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面前不仅有大量的农村社员衣食无着，且还有大量的水肿病人急需治疗，如果这样久拖不治，会使更多人出现生命危险。于是，省医疗队即刻向上级写报告，主要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是赶紧向潍坊调拨一批豆类，将治疗水肿病人与减轻老百姓饥饿同步进行；二是组织有关的医学专家集思广益，在当时严重缺医少药的特殊情况下，想法解决对水肿病人的治疗问题。当年以刘萍为队长和徐彩珍老师为领队的十四人的卫生工作医疗小分队进驻双杨店公社医院，而省医疗队总队则驻扎在“高里事件”的发生地高里公社。医疗队经过梳理头绪，提出当时主要的任务有三点：首先是为当地群众治疗水肿病的问题；二是解决一些疑难性的病理问题；三是针对前段有大量社员被饿死，着重解决防疫问题。后来，医疗队经多方调研和考察，从青岛等地引进了一批叫做“藻种”的植物，投放在各医院自建的“小球藻”池内，进行培养繁殖“小球藻”。“小球藻”也被称作“人造猪肉”，人服用后可防治水肿病。

省医疗队和双杨医院的医务人员在“小球藻池”前工作，左一为刘萍队长

      医疗队将“人造猪肉”培育好后，第一时间分发给所属村的水肿病疗养院，让水肿病人及时服用，使浮肿病人的病情很快得到好转，受到了当地领导和浮肿病人的高度赞扬。当年我的奶奶也得了浮肿病，被安排到戈翟村的水肿病疗养院，每天还喝少量豆浆、吃“人造猪肉”和一张面饼。可奶奶总是把面饼偷偷藏在枕头下，趁医生不在时放到我的衣袋里。

1963年，饥馑过后作者全家合影

      多少年后，那些曾被省医疗队救治过的水肿病人，对医疗队依旧深怀感念，感恩不尽。

戈翟村的老人们回忆起“高里事件”的灾难，仍心绪难平。 摄于2013年(由文中可知，现在的戈翟村属于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

1948年春，作者的父亲刘维布(左)身为解放军“潍北独立营”的战士时，与战友刘永康的合影

    说明：《齐鲁晚报》2014年08月28日那一期的第B01版的底部则刊登了此文的缩写版、简略版——《【老照片】1960年“小藻池”旁》：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40828/PageB01TB.htm；《齐鲁晚报》是山东省唯一的省级晚报，它与山东省委的机关报《大众日报》，同为“大众报业集团”旗下的报刊。

作者的父亲刘维布当时是潍坊市双杨公社医院的院长，而《潍坊日报》08年5月14日那一期上刘维布写的回忆性文章《我在潍北独立营》的结尾，该报的编辑就配发了对刘维布整个生平的简介，是这样说的：“刘维布,男,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戈翟村人,1933年农历7月20日生,1947年3月参加潍北独立营任卫生员,1951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6月转业后曾任潍县双杨店中心保健站站长、双杨店公社医院业务院长、南村公社卫生院任医师兼卫生班主任、车留庄医院负责人、张氏医院党支部书记等职,1981年9月离休”；《我在潍北独立营》在《潍坊日报》的电子报(网络版)中的具体地址则是：http://www.wfnews.com.cn/epaper/wfrb/html/2008-05/14/content_35384.htm

图为1948年春我(左)在潍北独立营与战友刘永康合影——这是《我在潍北独立营》一文所配的图片

   《潍坊晚报》2016年1月17日那一期上的《潍北独立营往事》是这样介绍这个我党领导的原地方武装的：潍北独立营是1945年10月在潍北的一支地方武装，其前身为潍县县大队。“解放战争”时期，潍北独立营官兵充实到17军和27军，先后参加了解放潍县、支援解放青岛、云贵剿匪、抗美援朝等战役。

   而他儿子刘剑侠还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另一张旧照和一张最近的照片，及对两张照片的“解说”，现转载如下：

1957年5月，刁芳仁伯伯（右）到潍坊看望我父亲时的合影。

《1960年：省医疗队在潍坊》就位于如上图所示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的第一○四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