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

 西方式自由民主（以下简称自由民主）通过普选的方式，实现了政府的有序更替，政府也因此获得了充足的合法性，自由民主学说更是成为现代政治学的显学，以致于自由民主又同时闪耀着神圣的光环，成为衡量国家进步与否的标准，不自由、不民主的标签足以让任何国家在国际间抬不起头来。然而真相到底如何呢？

一、西方式自由民主存在潜在的共犯结构，有可能导致结构性不负责任现象的发生

自由民主模式存在重大隐患。首先，从短期、中期、长期利益的角度看，政治职位有数年不等的任期限制，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任期是相当短暂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仅有短期利益，还有中期、长期的利益，同时通过常识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地区的短期、中期、长期利益经常是不一致的，比如说超前消费可以刺激经济的繁荣，但是会加重将来的债务负担，自由民主能够把握国家、地区和人民的短期、中期、长期利益的动态平衡吗？其次，自由民主理论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选民和政治职位竞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上，假设了这两类主体就会覆盖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的全部，那么，难道就不会存在其他的主体吗？如果存在其他的选举时不在场的主体，自由民主体制能够兼顾这些不在场主体的利益吗？第三，选民和政治职位竞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无法保证全部选民会获得同等对待，对于选举活动来说，选民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政治职位竞争者完全有动机忽视不重要的选民，集中力量争取重要选民的支持，比如竞选资金的主要来源、选票的主要来源当然会得到特别的对待。那么，自由民主体制能够兼顾这些不重要选民的利益吗？第四，在自由民主的选举模式中，选票决定一切，这种模式显然假定了选民是理性的，选民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不过实际情况是，理性选民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1]，竞选者不得不极力讨好选民，迎合选民的形形色色的需求，包括非理性需求的现象比比皆是，人类历史中选民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的史实同样也不在少数，苏格拉底不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被处死的吗？希特勒不也是以民选的方式当上德国总理的吗？然而问题是，选民不会喜欢被批评，即使对选民的批评是对的，也难以避免部分选票的流失，而这可能就是选举胜败的关键。这就决定了，政治职位竞争者会为了选票而百般迎合选民，无论是何种行为或事实，哪怕是真理，只要不利于吸引选票，也会被抛置于脑后，“政治讨论降到越来越低的拼口号和讨好迎合的层次。”[2]

因而，从政治学上看，自由民主下，政治职位的竞选者和选民之间很可能形成各种各样的共犯结构。竞选者以为选民提供具体的短期利益为手段换取选民的选票，为了自己的当选或连任而和选民做交易，交易的筹码就是国家、地区和人民的中长期利益的损失、选举时不在场的主体的损失、部分不重要的选民的利益，甚至是真理。无疑这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由于这种不负责任是由自由民主的制度结构决定的，因此，可以称之为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

当然我们所论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实践中有些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这个可能性转化成了现实性，如在笔者开始写作本文的时候，东南亚某国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占领了自己首都的国际机场，更不用说还有非洲的某个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正在自相残杀。然而，在发达国家自由民主却运行的似乎非常好，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自由民主的早中期发展史上，我们所论述的可能性却似乎没有转化成现实性。自由民主的这种共犯结构的存在以及这种共犯结构在自由民主运行上截然相反的表现，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仅靠自由民主并不能保证自由民主成功，发达国家社会中必然存在对这种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的制约因素。美国学者瑞恩在论述宪政民主时向我们一语道破了这个制约因素，那就是西方社会的“道德自我控制和鉴别力”。[3]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是在“以德治国”，脱离“道德自我控制和鉴别力”凭空地吹嘘自由民主无疑是思想上幼稚、道德上迟钝，也即“道德自我控制和鉴别力”正在消失的表现，对自由民主国家和地区而言，当然也就是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正在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表现。然而当今社会，自由民主正在被推崇为普世价值，当然也就是超越“道德自我控制和鉴别力”的价值，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二、自由民主竞争性的普选制会形成一种逆向选择机制，使结构上的不负责任由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

 自由民主潜在的共犯结构中，最危险的就是竞选者以提高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投入这种对选民直接而明显的利益吸引选票。比如，如果执政者在竞选连任时，给特定的选民群体如公务员涨工资，就能够吸引到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选票，从而保证自己的连任，那么竞选连任的执政者能够抵制这个诱惑吗？自由民主下显然并没有任何的措施对此加以刚性的制约，尤其是这种活动可以以许许多多变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为了避免不好的社会观感，可以在选举季开始之前就涨工资，选举时再以此为自己的业绩吸引特定群体的选票。这种方式显然有些不光明正大，但是在自由民主中却难以得到有效地规制，主要靠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竞选者和选民的道德自我控制和鉴别力。道德高尚、富有责任心的竞选者和选民都应当坚持原则，拒绝这种利益的交换。但是，这就会展开一种逆向选择机制，或者说开始一个经济学上所谓的“劣币淘汰良币”的过程。道德水平低下的、不负责任的竞选者总会找到不负责任的选民群体进行利益交换，这样道德水平低下的、不负责任的竞选者可以胜选、不负责任的选民可以得到眼前的利益，道德高尚、负责任的竞选者或选民反而会什么也得不到。最初这种方式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不负责任的竞选者可以采取小步慢跑、循序渐进的方式，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逐渐被广大民众所容忍，负责任的竞选者、选民反而被不负责任的竞选者、选民淘汰。潘多拉的盒子至此得以打开，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由可能性转变成了现实性。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自由民主诞生时，自由民主的缔造者总是试图将投票权限制在如有一定财产的白种男人这样比较小的范围内，其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范围越小越容易形成道德上的共识，也就越容易抑制结构性的不负责任。然而，自由民主的逻辑导致不可能长期将投票权限制在部分公民范围内，历史上自由民主国家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等即是这个问题的明证。一旦投票权被扩大到全体成年公民的范围，道德上达成共识的难度大幅度增加，直接而现实的利益反而成了大家的共同语言，利益的交换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利益的选民认为这是行使自己政治权利的必然结果，得不到利益的选民只能怪罪自己的票投错了候选人，从道德上去质疑共犯结构的非正义越来越得不到支持，结构性不负责任的产生也就成为自由民主的宿命。

更加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对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投入显然存在限制。这个限制可以有多个层次，首先可以是国家或地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需要的最优限制，其次是国家或地区在当前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一个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应当体现为将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投入与国家或地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结合起来，即使是运行的质量稍微差一点，也要限制在国家或地区在当前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之下。但是，这个限制属于决策权、管理权的范围，自由民主下有没有有效的制度可以将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投入与国家或地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结合起来呢？甚至我们可以退一步，可以将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投入限制在国家或地区在当前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呢？无视这些限制存在的竞选者比囿于这些限制的竞选者显然会通过给选民许诺更多的眼前利益而吸引更多的选票。而一旦有竞选者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其他的竞选者更大幅度地超出这个限度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最严重的是这种事情每一个选举周期都会在更高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投入水平上再次发生。最终的结果是，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投入严重超出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形成了所谓的“凯恩斯陷阱”。这充分表现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债台高筑。然而这不是凯恩斯的错，真正的错在于自由民主国家总是倾向于在国家承受能力的极限之上向选民提供利益，而使国家或地区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雪上加霜的是，自由民主下，执政者总是倾向于在其任期内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政策，原因很简单，只有这样，执政者下一个竞选周期参加竞选时才能够宣传自己的政绩，才能够更加顺利地赢得下一个任期或政治职位。如果一个总统的任期是四年，这就意味着经济政策必须要在2-3年发挥作用。那么，十年、二十年之后的经济规划由谁去做呢？竞选者的任期到不了那么远？因此，对自由民主国家来说，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从根本上缺乏对国家中长期利益的规划。同时每个短期有效的经济政策，在下一个竞选周期已经成为既定的政策，这种短期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叠加不可能不产生长期的经济恶果。而且从长期看，经济恶果的发生必将导致国家可用的政策手段越来越少，比如超前消费导致储蓄不足而使得国家日益缺乏投资所需资本的来源，造成国家投资拉动经济这种政策手段的力度越来越弱，最终将会产生面对经济的困境却没有政策手段可用的尴尬局面。

 三、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将导致世界性的混乱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自由民主国家的国力必将会被执政者使用到极限之上，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从长期看这种情况是必然要发生的。此时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实事求是，集中精力解决自身问题，其代价可能是必须要勤俭节约，将已经透支的国力回复，但是，这就意味着必须要降低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投入水平；另一条，回避问题的实质，将问题转嫁给不影响选举的其他人。自由民主国家会如何应对呢？在普选制下，降低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会激起选民的愤怒，使选票流向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因此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执政者来说，降低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支出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这不仅可能会使自己丧失政治权力，而且也无法保证到政策发生实际效果时，正巧是自己的党派在执政，这就意味着这种政策很可能对自己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有利；而将问题转嫁给不影响选举的其他人，却有很大可能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此时，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再次发挥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竞选者面对的也是一个逆向选择机制，实事求是的竞选者败选，回避问题的竞选者胜选。从长期看自由民主国家选择回避问题的道路也是自由民主的宿命。从当前自由民主国家面对的国内、国际形势看，能够转嫁的主体主要有两类，一是无法投票的子孙后代，二是无权投票的外国人。这种转嫁会产生何种政治后果呢？当然，转嫁也有一个能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显然具有不同的转嫁能力，下面我们将分别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讨论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将导致的恶果。

（一）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将制造出动乱

一般而言，发展中的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实力较弱，无法将自身的问题转嫁给别的国家，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一方面，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的竞选者有动力甚至是被迫提出超出自身承受极限之上的政治承诺，另一方面这些承诺凭借自己的力量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由于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的竞选者此时只能通过借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承诺，把问题转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需要指出的是，从长期看这种借贷是在国家承受极限之上的，是不可能偿还的，实践中只能是借新债还旧债和旧债的利息，借贷的总额不断扩大，这就是说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一旦开始借贷就会注定要陷入债务危机。从历史的长期看，这必然使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困境。竞选者当选后，因经济没有起色、竞选承诺得不到实现导致民意支持迅速下降，进一步由于缺乏足够的民意支持，政府的合法性逐渐丧失，而导致政府频繁更迭，政治的稳定性逐渐丧失。政治的稳定性一旦丧失，政府就无力进行长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规划，只能疲于应付眼前的问题，而逐渐丧失了国家发展的后劲，使国家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从而进入“自由民主——动乱”的恶性循环。

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由于实力的弱小，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难以抗拒发达国家或地区对自己权力的侵蚀和向自己转嫁各种损失。这就意味着，首先，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自身创造的财富还要拿出一部分给发达国家或地区；其次发达国家或地区出于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并在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中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必然将导致发展中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普遍的贫困化。而且，经济上的贫困导致了资金的缺乏，普选需要花费巨额的竞选费用，竞选者不得不从富有的阶层募集巨额竞选经费，一旦当选也就必然利用政治权力回报富有的阶层，腐败因此而不断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是，富有的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经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地位越来越不平等、政治利益越来越对立，开始时尚可以以国家的强制力加以控制，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无法调和。进一步，如果经济上的不平等正好与族群、种族、宗教身份大致重合，族群冲突、种族矛盾、宗教矛盾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必然此起彼伏。最终的结果，或者是国家陷于长期的动乱；或者是国家长期陷于政治僵局；或者是在贫困阶层占选民总数比例较大的国家，反映贫困阶层主张的政党以民主的方式获得执政权后，以国家力量干涉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强行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劫富济贫”，以强力动员贫困阶层的方式通过民主形式反对资本主义。以西方发达自由民主国家的标准看，这简直就是民粹主义，简直就是开自由民主的倒车。

长久以来，人们常常疑惑在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自由民主，为什么无法移植到另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损失，结构性不负责任即是自由民主的主要损失之一。由于发达自由民主国家有动力、有能力利用自己的超强实力将其政治制度的部分损失转嫁给别的国家，所以能够保证自己的自由民主运行良好。而发展中国家在移植自由民主的同时，不但要承受自由民主本来的损失，还要承受发达国家转嫁的部分损失，当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发达自由民主国家一旦落入“凯恩斯陷阱”，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发达国家或地区高收入、高社会保障、因而也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居高不下的劳动力成本。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上，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能够创造最大效益的地方，而居高不下的劳动力成本显然会导致资本外流，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显然会使发达国家或地区元气大伤。发达国家或地区必须要做到既要保证高收入、高社会保障、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资本外流又不能被市场所决定。怎么办？

首先，发达国家或地区建立了阻止资本按市场正常流动的政治、经济、文化壁垒。政治上的举动比如破坏除自己必需的盟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表面上可以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暗中通过扶持反政府势力，使相关国家处于长期的政治混乱期，从而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在政治、经济上依附发达国家或地区，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廉价原材料提供国和剩余产品倾销国。经济上的举动比如组建经济同盟，制定对自己有利的经济规则，迫使其他国家按照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开展国际贸易；文化上，通过人权外交等方式给其他国家贴上落后、野蛮的标签。总之，其基本的原则是形成国际上不平等的等级体系，其基本的方针是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的国家的混乱、贫困、落后之上。然而，不断提高的高收入、高社会保障水平迫使发达国家或地区必须要加深对其他国家的剥削，这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挑唆、经济上的剥削、文化上的歧视的加剧。世界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的忍耐限度也是有限的，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迟早会引起强烈的反抗，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所造成的惨剧是令人同情的，恐怖份子所采取的伤害无辜平民的方式显然也是不对的，但是也许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4]它的发生提示了一个问题，即美国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才引起了这么大的愤怒，使得一批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袭击美国？！其次，第二条维持高收入、高社会保障、高消费生活方式的途径是借贷，发达国家或地区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就等于强大的偿债能力，同时也有强大的政治实力获得贷款，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控制世界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在实际上影响甚至决定贷款利率，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或地区有能力获得高额贷款而不必支付高额利息，因此通过借贷的方式保持甚至是持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经济上对自己也是有利的。因此，发达国家或地区必然会通过借贷维持高收入、高社会保障、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第三，就是利用自己的金融机构创造并维持经济繁荣，即使是虚假繁荣即泡沫经济也在所不惜。因为只有保持经济繁荣才能使资金持续流入，才能维持自己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才有实力去剥削、控制其他国家或地区，才有能力去借贷。

一般情况下，国家的实际国力会使收入、社会福利的提高受到刚性的约束，从而使国家被迫通过自己创造财富提高自己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但是自由民主一旦与国际上的优势地位结合，就可以打破这个约束，轻松地获得巨额的资金，收入、社会福利的持续提高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没有人能够控制。更重要的是，借贷、剥削、经济泡沫一旦开始，就不可能走回头路，因为只要回头就意味着经济的收缩、收入的下降以及选票的流失，因此借贷、剥削、经济泡沫的政治经济后果只能用更深的剥削、更多的借贷、更大的泡沫来暂时解决。这种行为是短视的、不负责任的，是将眼前利益放在了比长期利益更重要的地位。总有一天，剥削超出了其他国家忍耐的极限，经济的表面繁荣、借贷超出了发达国家或地区承受的极限，在任何一个偶然事件的刺激下，经济危机就会来临，以经济危机的方式强行解决借贷、剥削、经济泡沫的政治经济后果，而对选民来说也就意味着要为自己或自己先辈经济危机前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就好比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选民在看着执政者们玩击鼓传花的游戏，谁也不知道，那鼓声在何时停止，那花会落在谁的手中。因此，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和自由民主的结合导致为了眼前的利益必然会放弃长远利益，而引发经济危机。由于当前发达自由民主国家是世界的领导者，发达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危机，就意味着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在发达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的努力下，危机也许会过去，就象历史上美国、英国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仍然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一样。但是，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依然如故，前述的发展过程会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重新开始。由于经济危机中产生的有效调整政策的作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发达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会超过经济危机前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发达自由民主国家或地区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产生新的经济危机。如此周而复始，最终的结果是危机终于超出了承受的极限，发达国家或地区在经济上必然要破产。

 四、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将带来自由民主的衰落

 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最终会彻底损害自由民主的基础。国际上的优势地位依赖于经济的表面繁荣，借贷和国际间的剥削牵涉到财产在国际间的大规模转移，这些都和金融机构有关。因此，为了维护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发达国家或地区必然需要金融机构的配合和支持。随着自身财政缺口的扩大，对虚假繁荣、剥削和借贷依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或地区必然越来越依赖金融机构，最终，政治权力与金融资本结成了盟友。这是自由民主的结构性不负责任在更深层次的体现。

发达国家或地区步入“凯恩斯陷阱”后，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从而使国家整体的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增，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利润水平较低的行业如制造业在国际上彻底丧失竞争力。这种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导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大批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另一方面，也使得发达国家或地区内部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显著减少，而使得大批资金转向利润丰厚、且实现利润快捷的金融投机，产生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热钱。需要我们清楚的是，这个过程对金融资本来说并不是被迫的，而是他们早就主动追求的，因为“资本—产品——更多资本”的由制造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对资本来说那里比得上“资本—更多资本”由金融业主导的模式来的便利。[5]发达国家或地区面临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国家不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这种形势的出现。虽然金融业可以创造一定的就业岗位，但是：

金融不能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任何国家的人口中——无论荷兰的、英国或美国的——都只有一小部分精英能够分享证券交易所、商业银行和会计事务所的利润。相反，制造业、运输业和贸易的优势却可以带来更加广泛的国家繁荣，于是，普通人可以操纵生产线、矿井、磨坊方向盘、主帆和渔网。一旦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让位于下一个发展阶段，由于资本、技能和教育分得更加清楚，广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失去了某些重要的和独特的东西[6]

德国《明镜》杂志的两位著名记者合著了一本畅销书，把这个“失去了的东西”一语道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正在失去历史上已经取得的民主成果[7]。发达国家的人民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接受。然而，从历史的长期看，这正是自由民主无法约束竞选者和选民不负责任的行为所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竞选者难道不知道，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会损害自己、自己国家或地区的中、长期利益吗？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竞选者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利用金融机构转移财富显然意味着金融机构的巨额利益，意味着金融机构的滚滚财源，因此，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这种战略背后浮现出的是金融集团对政府的挟制，自由民主在此早已经让位给了利益集团的专制。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难道不知道自己的短视行为会导致危机吗？当然知道，但是他们更清楚，凭借他们国家自身的能力，无法保持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最终无力维护自己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此时，发达国家的政府、竞选者和利益集团包括选民形成的是一个大范围的共犯结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要的是国际上的优势地位，金融机构要的是经济收益，选民要的是工资和福利，大家心有灵犀。因此，危机迟早要爆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全体人民必然要为国家长期以来错误的政策埋单，此时，是纳税人、是选民不得不为自己政府不负责任的后果承担责任。从更深层次说，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不是自由民主结构上的不负责任，而是国家和民众自身的虚荣、懒惰、贪婪和缺乏远见，是道德自我控制和鉴别力的丧失。

而且，从长期看，被剥削的国家最终会看穿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迷雾，从政治上团结起来，集体反抗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剥削，这种反抗可以借助经济危机获得足够的话语权，以批判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只要被剥削国家的力量足够大，其制度性的结果必将是发达国家或地区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掠夺别的国家创造的财富，而且负债累累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显然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靠借贷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即使发达国家或地区想借贷，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也不会不考虑自己的资金安全。联系到本文上面的分析，这就是说，即使没有经济危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财政危机也会发生，而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投入具有一定的刚性，很难在短时期内大幅度降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财政危机当然会进一步发酵。到了一定的时刻，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投入必然会降低。而实施普选制的民主国家显然会采取对选票影响最小的方式降低个人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少数族群、少数民族、非主流宗教群体很可能成为个人收入和社会福利投入必然降低的牺牲品，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会大面积发生，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显然会造成经济上的灾难，以及更加窘迫的经济收入。这就是说难以避免的恶性循环就此产生。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即使有所恢复也会如股市的行话所说的那样“振荡下行”，雪上加霜的也许是，资本家包括在经济危机中获利颇丰的超级金融大鳄在资本积累动力的驱使下，不会与人民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而是会转投经济蒸蒸日上的经济体。使问题更加糟糕的是，长期高福利、高消费的生活已经使发达国家的人民习惯于安逸的生活，早就没有动力去奋斗，个人能力普遍低下，艰难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一般是依靠新移民来完成。新移民对国家的忠诚是无法依靠的，一旦国家的形势有变，新移民对发达国家丧失信心就会选择离开，发达国家的人才危机马上就会爆发。如果这种局面转变成现实，发达国家或地区将面临一个长期的、不短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济衰退期、社会动荡期。鉴于发达国家目前的国际地位，这将意味着世界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济衰退期、社会动荡期。

发达国家或地区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最终会衰落，其自由民主由于没有国际上的优势地位保护而日益脆弱，加之历史上已经遗留下的沉重负担，其长期的结果是，自由民主必然要衰落，具体的方式或许是步古希腊民主被君主政体取代的后尘，也或许产生新形式的民主，如出现他们自己的查韦斯，结局很难确定。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以发达国家或地区现行的标准看，他们自己在不远的将来也必然要开自由民主的倒车。自由民主在目前仅有的运行良好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衰落，将无疑意味着自由民主整体的衰落。

在人类将来的历史上，一定会有历史学家发出疑惑，像自由民主这种如此不负责任的政治制度怎么可能会被吹嘘为“普世”的呢？只有一个解释，当今西方主导的人类社会的文化是不负责任的，处于不负责任的文化中的人当然看不出政治制度的不负责任，就像主要由水构成的人认为水是无味的一样。自由民主结构上的不负责任的发生发展过程告诉我们，自由民主是靠不住的，丧失道德自我控制和鉴别力的人民也是靠不住的，世界需要一种在实体性道德观念指导下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

[1] [美]布赖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刘艳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美]克莱·G·瑞恩：《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和霸权的图谋》，程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91-92页。

[3] [美]克莱·G·瑞恩：《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和霸权的图谋》，程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90页。

[4]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9.11”——为什么会这样》，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布热津斯基等：《大变局：30位国际顶级学者研判“后9.11”时代的世界格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16页。

[5]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6] Phillips， Kevin， Boiling Point. Republicans， Democrats， and the Decline of Middle-class Prosper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197.转引自[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5-386页。

[7] [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