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里拉：崇拜桑德斯和葛兰西的法国新右翼知识分子

来源：微信公众号“澎湃思想市场”

按：近日的“黄背心”运动让全世界把目光投向法国的政治图景。《纽约书评》近日刊发美国政治学家马克·里拉《法国右翼的两条道路》一文，里拉在文中指出，在法国的右翼光谱中，人们通常想象在共和党这种已经与欧洲新自由主义秩序讲和的传统保守党，和国民阵线这样的排外民粹主义政党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后者将推翻欧盟，摧毁自由主义机构，驱逐尽可能多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然而，主流共和党人与国民阵线之间的一个意识形态空地。这个意识形态空地就被“第三股势力”所占据，他们是信仰天主教的新保守派。新保守派反移民、恐同，然而处于其前锋位置的青年右翼知识分子，却是桑德斯的崇拜者，并且张口不离葛兰西。事实上，他们似乎比今天法国的左翼与右翼在世界观上更自洽。里拉提醒道，他们有可能担负起欧洲民主政治的调节作用，也有可能将法国引向一个危险的方向。

文｜马克·里拉

译｜苏子滢

马克·里拉

1

去年2月，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CPAC）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会议。这一年度会议类似于右翼的达沃斯论坛（Davos），圈内人和想出名的人都会前来了解最新动态。开场发言人不是新面孔，是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随后的演讲者则是个新面孔，一位只有二十多岁、装扮讲究的法国女性，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Marion
Maréchal-Le Pen）。

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James Ferguson绘制

勒庞在法国通常被叫做玛丽安，她是极右翼国民阵线党（National

Front）创始人让-玛丽·勒庞的孙女，也是国民阵线总统玛丽安·勒庞的侄女。法国人第一次见到玛丽安时，她还是个孩子，在她祖父的竞选海报上闪闪发光，她一直存在于公众的视野中。2012年，22岁的玛丽安作为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年轻的议员进入议会。但她决定不参加2017年的改选，找借口说她想多花些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事实上，她正计划着大事。【去年夏天，她和国民阵线都改名了。玛丽安放弃了勒庞的姓，坚持让人们称她为玛丽安·马雷夏尔。同时，她的姑姑将政党正式更名Rassemblement
National。“Rassembler”是个法国政治行话，指召集并团结人们为一个共同的事业努力，类似美式英语中的“大帐篷（big
tent）”。】

玛丽安在CPAC会议上的表现非同寻常，人们不禁会想一大早上的听众会如何看待她。她和她鲁莽的祖父和姑姑不同，总是冷静沉着，语气真诚，头脑聪明。一开始，她带着一种轻微、迷人的法国口音，对比了美国的独立与法国对欧盟的“屈从”，她声称，法国作为欧盟的一员，既无法制定自己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也不能保卫自己的边境，抵御非法移民和法国领土上的伊斯兰“反社会”人士。

但随后，她把话题转向令人吃惊的方向。在一群共和党听众——私有财产绝对主义者和支持持枪权的狂热分子——面前，她抨击个人主义原则，宣称“利己主义盛行”是我们一切社会弊病的根源。她举例说，全球经济把外国工人变成了奴隶，也使国内工人失业。接着，她以对传统美德的赞扬作结，引用了一句通常被认为出自古斯塔夫·马勒的格言：“传统不是对死灰的崇拜，而是火苗的传播。”这无疑是CPAC会议发言人唯一一处提到某个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的地方。

欧洲右翼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也不仅是排外民粹主义的爆发。观念在发展，传播思想的跨国网络在建立。记者们一向把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和思想家汇聚在他称之为“运动（The
Movement）”的保护伞下的努力，仅仅当做一个徒劳的项目。但他的直觉和他在美国政界的表现一样，是合乎时代的。(事实上，在玛丽安参加CPAC会议的一个月之后，班农就在国民阵线年会上发表了讲话。)在法国、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各国，都有人正试图构建一套自洽的意识形态，动员起欧洲民众对移民、经济混乱、欧盟和社会自由化的愤怒，并用这种意识形态实行统治。现在，是时候开始关注右翼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似乎有所发展的观点了。法国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2

信奉共和世俗主义的法国左翼一向对天主教生活缺乏感受，在某些行为越过底线时，也常常无知无觉。1984年初，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位期间的政府提出了一项法律议案，要将天主教学校置于更强的政府控制下，并迫使这些学校的教师成为公共雇员。那年6月，近100万名天主教徒在巴黎游行抗议，全国各地抗议的教徒还有更多。密特朗的总理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被迫辞职，提议也被撤回。这一刻对世俗天主教徒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发现，尽管法国官方实行世俗主义，但他们仍然是一股文化力量，有时也能成为政治力量。

1999年，戴高乐主义者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政府通过了一项立法，为那些在遗产和其他临终问题上需要法律保护、但不想结婚的长期伴侣，创造了一种新的法律身份，称为民事互助契约（civil
de solidarité,
PACS）。该法案的出台是在艾滋病流行后不久，通常被认为是用来帮助同性恋群体的，但很快也得到了希望能更方便地解除关系的异性恋伴侣的欢迎。目前，每年签订契约的异性恋伴侣数量已接近结婚的人数，对男女同性恋的处理也没有引起争议。

为了在这次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在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时，承诺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并向男女同性恋夫妇开放收养等权利。他的口号是Marege Tour
Tous——每个人都能结婚。奥朗德一上任，就着手履行他的竞选承诺，但他重复了密特朗的错误，没能预见到右翼对此的强烈反应。他上任后不久，一个主要由天主教五旬节祷告团体（Catholic
Pentecostal prayer groups）组成的一般信徒网络开始形成。他们自称为“La Manif Pour
Tous”，即“为每个人示威”。

直至2013年1月，就在议会批准同性婚姻前，“为每个人示威”团体吸引了30多万人参加巴黎反同性恋婚姻的示威游行，这震惊了政府和媒体。最令他们惊讶的是抗议现场欢快的气氛，这更像是同性恋骄傲游行，而不是去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编注：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首府，天主教圣地之一）朝圣。有许多年轻人参与了游行，但挥舞的不是彩虹横幅，而是代表男孩女孩的蓝色和粉色横幅。标语牌上的口号有着1986年五月风暴时的口吻：抵抗弗朗索瓦，证明你存在（François
resist, prove you
exist）。最后一点是，“示威”团体的女发言人是一名衣着华丽的喜剧演员和表演艺术家，艺名弗里基德·巴卓（Frgide
Barjord），她是死蓬皮杜（Dead Pompidous）乐队的乐手。

2013年1月，就在议会批准同性婚姻前，“为每个人示威”团体吸引了30多万人参加巴黎反同性恋婚姻的示威游行。有许多年轻人参与了游行，但挥舞的不是彩虹横幅，而是代表男孩女孩的蓝色和粉色横幅。

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毕竟，法国已不再是天主教国家，或者至少我们听说的是这样。但尽管带孩子受洗并参加弥撒的法国人越来越少，近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而且其中近40

%的人宣称自己在“实践”天主教，无论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去年皮尤中心（Pew）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确实认同于天主教的法国人——尤其是定期参加弥撒的人——的政治观念明显比不认同天主教的人更偏右。

这一状况与东欧的趋势一致，皮尤的研究发现，东正教徒的自我认同确实正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提升，这与1989年后的预期不一致。这或许表明在欧洲，宗教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正在逆转——不再是宗教派别帮助确定一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是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帮助确定一个人是否自我认同为宗教信徒。正如匈牙利总统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长期以来预期的，欧洲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决条件或许已经显现了。

无论是什么动机促使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参与了最初的“示威”活动以及法国各地的类似游行，这一动机很快就产生了政治效果。【也使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之一、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多米尼克·维纳（Dominique

Venner），以三岛由纪夫式的惊人方式自杀。在同性恋婚姻法通过的几天后，他在圣母大教堂的祭坛上留了一封遗书，然后在一千多名游客和礼拜者面前打爆了自己的头。】示威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很快便组建了一个名为“常识”（Sens
Common）的政治行动小组，尽管规模不大，却几乎在2017年帮助选出了一位总统。该小组支持的候选人是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他是古板的前总理，信奉保守的天主教，公开支持“示威”团体，也和“常识”小组密切关系。他在2016年底的共和党初选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反对同性恋伴侣结婚、收养儿女以及代孕——并出乎意料地取胜了。菲永在初选中高票胜出，考虑到社会党在奥朗德执政后相当不受欢迎，国民阵线也没有能力获得三分之一以上法国选民的支持，许多人都认为菲永将在大选中领先。

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他是古板的前总理，信奉保守的天主教，公开支持“示威”团体，也和“常识”小组密切关系。他在2016年底的共和党初选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反对同性恋伴侣结婚、收养儿女以及代孕——并出乎意料地取胜了。

然而，就在他开始全国竞选时，一家结合了讽刺与调研的报纸《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透露说，菲永的妻子多年来凭着一份不用到场的工作挣了50多万欧元，他本人也数次接受了商人的恩惠，包括一套价值数万欧元的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式侧西装。这些消息对于一个以“真理的勇气”为口号竞选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他遭遇指控，团队抛弃了他，但他拒绝退选。这为最终的胜利者，中间派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提供了机会。但我们要记住，尽管有丑闻，菲永在第一轮投票中还是赢的了20 %的选票，相比之下，马克龙占了24 %，玛丽安·勒庞21
%。如果没有爆出内幕，他很可能成为总统，若他取胜，我们所讲的关于欧洲当前状况的故事便会很不一样。

3

天主教右翼反对同性婚姻的运动注定会失败，事实也是如此。很大一部分法国人支持同性婚姻，尽管每年只有大约七千对同性伴侣婚姻。然而，有理由认为“示威”团体的经验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法国政治。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经验揭示了主流共和党人与国民阵线之间的一个意识形态空地。记者对当代欧洲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的描画往往过于简单。他们想象在共和党这种已经与欧洲新自由主义秩序讲和的传统保守党，和国民阵线这样的排外民粹主义政党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后者将推翻欧盟，摧毁自由主义机构，驱逐尽可能多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

这些记者难以想象右翼可能会有第三股势力，它既不是由体制内党派，也不是由排外民粹主义者所代表的。这种狭隘的视野令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很难理解“示威”团体的支持者，这些人围绕着美国人所说的“社会问题”动员起来，觉得在当下找不到真正的政治归宿。共和党人除了全球主义经济学和对国家的崇拜之外，没有任何主导意识形态，并且按照他们的戴高乐主义世俗传统，道德和宗教问题一向被看做纯粹的个人问题，至少在菲永这个异乎寻常的候选人之前是这样。国民阵线几乎也是世俗的，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不太自洽，它更多地是作为历史碎片——维希政府的合作者、被赶出阿尔及利亚的心怀怨恨的“黑脚（pieds

noirs）”、圣女贞德式的浪漫主义者、仇恨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人、光头仔——的避难所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能为法国未来制定出积极的计划的政党。一位曾经与国民阵线关系密切的市长现在恰当地称它为“奠边府右翼（Dien
Bien Phu right）”。

“示威”团体或许将依然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次经历提升了一群敏锐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洞察力，这些人主要是天主教保守派，自认为是第三势力的先锋。在近五年间，他们已经成为媒体的一员，为《费加罗报》一类的报纸和Le
Point、《当代价值观》（Valeurs actuelles）等新闻周刊撰稿，创办新杂志和网站（Limite，L '
Error)，写书，定期在电视上露面。人们正关注着他们，最近刚刚有一本关于他们的公正的书出版。【
《旧世界回来了：新保守主义研究》，巴黎:Stock,2018（Pascale Tournier, Le vieux monde est de
retour: Enquête sur les nouveaux conservateurs）。】

考虑到法国的思想时尚变化得像当日特色菜谱一样快，我们很难知道这一运动能否产生任何政治意义。去年夏天，我花了一些时间在巴黎读这些年轻作家的书、和他们见面，我发现这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自洽、有纪律的运动。然而，这些人的严肃程度以及与美国保守派的巨大差别却令人吃惊。他们有两个共同的信念：在他们所谓的目前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环境下，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是唯一自洽的替代方案，这种保守主义的资源可以出自传统的左右两派中的每一方。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仰慕者。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进步派的民主党人，自认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这些作家的思想大综合倾向（intellectual
ecumenism）在他们的文章中显而易见，文中频繁提到乔治·奥威尔、神秘作家兼社会活动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马丁·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青年马克思、前马克思主义天主教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尤其是政治上持左翼立场、文化方面保守的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他的名言“无根基状态将一切连根拔起，除了对根基的需要以外”像咒语似的反复出现。他们不出所料地拒绝欧盟、同性婚姻和大规模移民，但也拒绝不受监管的全球金融市场、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基因改造、消费主义和AGFAM
（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