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与美国之间有“纯友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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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平等的大小国相处之道。

　　 前文链接：小骂大帮忙，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友谊”

　　实践检验：

　　约翰逊政府对美墨两次重要分歧的容忍

　　1963年11月，委内瑞拉武器事件爆发。美国兴奋不已，试图借题发挥，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实现自身的外交政策。但墨西哥考虑到，古巴既已被逐出美洲国家组织，自然不应再受该组织约束，故主张将该事件提交至联合国，使古巴做出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换取某种“相互保证”。这与美国的处理方式大为不同。

　　显然，墨西哥等国的消极态度很可能会导致美洲国家组织出现分歧，为了将不利因素最小化，托马斯·曼提议在会议召开前可以“悄悄地”与委内瑞拉一道先争取13个国家（即满足2/3多数票的最低数量）的坚定支持，“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知道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将达成什么成果”。美国意识到，为了壮大支持者阵营，需要适当妥协。在对决议草案的修改中，与墨西哥有关的两点“妥协”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将原先措辞较为果断的“断绝关系”改为较为中性的“不保持关系”。虽然这只是个文字游戏，但由于只有存在外交关系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断绝”，故而要求断交似有针对墨西哥等仍与古巴保持关系的少数国家之嫌。

　　第二，原草案中有中止空运的提议，但由于墨西哥是当时唯一与古巴保持空运的国家，墨西哥人“感到这是对墨西哥而非对古巴的制裁”。该提议后来被撤销，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不愿表现得像在刻意为难墨西哥。

　　这两点都是对墨西哥的让步。当托马斯·曼得知墨西哥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桑切斯·加维托散布“流言”称“美国试图命令墨西哥在外长会议的代表”后，他愤愤不平地向白宫抱怨说：“即便我们接受了墨西哥对草案的所有修正，墨西哥的态度都是反对，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后，拉拢墨西哥的努力都夭折了。……事实上是桑切斯·加维托坚持要改变美国的立场，而不是相反。是我们承受了压力，而我们没有施加压力。”

　　1964年7月25日，第九次拉美外长会议以15票支持、3票反对（含墨西哥）、1票弃权，宣布采取以下主要制裁措施：1.不保持与古巴的外交及领事关系；2.除了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外，暂停与古巴的贸易；3.暂停与古巴的海运。此后不久，未投赞成票的智利、玻利维亚、乌拉圭就迫于压力与古巴断交，但墨西哥始终立场坚定，成为冷战期间唯一始终与古巴保持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

　　古巴革命的场景（1959年）

　　那么，美国为何能够容忍墨西哥在与古巴断交的问题上保持鲜明的独立性呢？

　　首先，实践证明，少数国家的反对或弃权并不能阻止美洲国家组织通过决议，更不可能阻止美国推行其政策。赞同票固然是越多越好，但如果无法做到全体一致，那么根据规定，最低保证2/3成员国的赞成即可。在制裁古巴的问题上，美国一开始的确希望墨西哥的合作；而细节上的几处“让步”仍然未能争取到墨方的支持。只不过，墨西哥的不配合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干扰，也不足以影响到冷战的大局。

　　其次，对墨西哥的容忍也有利于维护美洲国家组织的团结。腊斯克曾担心，在决议中使用命令式语言可能会导致墨西哥等国与泛美体系“公开决裂”，故而从大局出发，美国应当权衡后果。事后，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休斯评估道：“尽管会上出了分歧，但该组织的威望和有效性没有受到较大的损害。……多数国家的共识被接受了，没有受到心有不甘的国家的干扰，对该组织未来前途的信心也无明显减弱。美洲国家组织现在大概可以足够成熟地容忍活跃的争论和立场的分歧了。”

　　再次，美国又进一步认识到，墨西哥与古巴的关系会有派上用场之时。9月9日，腊斯克表示：“虽然我们欢迎墨西哥断掉那些关系，但我们并不为此事特别操心。一方面是因为在会上有种观点：让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成员国继续与卡斯特罗保持外交联系或许有些益处。”可见，美国高层意识到这扇未闭之门可以在必要之时发挥第三方沟通渠道的作用。

　　此外，墨西哥的反对之声也能起到花瓶般的点缀作用，“证明”拉美国家没有遭到美国的逼迫。美国政府也确实有意将两国关系打造为外宣的正面范例。例如1967年10月26日，在迪亚斯访美期间，美国新闻署提出：要通过大力报道两国间“相互的尊重”和“温暖的诚意”，“打动拉美国家和其他旁观者”。

　　1965年，中美洲岛国多米尼加政局突变。约翰逊政府严重关切，将多米尼加问题置于冷战的整体目标中考虑。为了防止西半球出现第二个古巴，4月28日，约翰逊下令海军陆战队登陆多米尼加，实施干涉。事发后，墨西哥总统“对圣多明各的流血事件深感遗憾”。此外，一份公开声明回顾了1914年美军干涉墨西哥的旧事，对美国勾起不愉快记忆的行为表示伤感。毫无疑问，这是墨西哥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态度的又一次体现，但耐人寻味的是，墨西哥“私下的回应表现出了对美国行动动机的理解”。

　　为了虚饰出一副“得道多助”的形象，将已经开始的侵略合法化，约翰逊希望利用美洲国家组织组建一支“泛美部队”。5月6日，第十次外长协商会议投票通过了组建“泛美武装部队”的决议案。墨西哥果断投了反对票。

　　迪亚斯·奥尔达斯（左）与约翰逊谈笑风生（1964年）

　　隐秘的交易：

　　美墨的情报、军事合作

　　由于墨西哥毗邻美国，又存在反美势力的活动，美国对墨西哥的国内状况十分关注，这毕竟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冷战的大局。为了实现防共、反共之目的，美墨之间在情报、军事等关键领域展开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早在1947年，墨西哥联邦安全局的建立就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力量。中央情报局也“不遑多让”，在温斯顿·斯科特担任该局墨西哥城站长期间（1956—1969年），不仅他个人与墨西哥总统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中情局也与墨联邦安全局展开了紧密合作，甚至在墨西哥政府内部建立了联系人和代理人网络。中情局还安排了对左派政治活动家（如卡德纳斯）的监听，并不惜巨资在墨进行反共宣传。美国也将涉及墨西哥的情报与墨方共享，例如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临近之际，联邦调查局注意到有“案底”的美国公民可能赴墨，局长埃德加·胡佛便决定向墨方提供相关资料。

　　为了扼杀革命力量，美国在军事方面也与墨西哥展开了重要合作。某些时候，这种军事合作甚至是墨西哥的主动要求：迪亚斯在任职前期就将306名军官派往美国的军事院校进修，并颇有针对性地要求在训练中包含反游击战相关的内容；1964年7月，墨西哥军方有意挑选军官前往越南战场近距离学习“戡乱”经验。

　　1964年后，墨古关系的维系为美国保留了一条值得利用的情报途径。墨西哥驻古巴大使有意搜集了包括古巴军事状况、卡斯特罗兄弟的活动、古巴国内的舆情、在古巴训练的墨西哥游击队等敏感信息，美国对这些重大情报深感兴趣，其中一些资料被交到了美国高官乃至约翰逊本人之手。

　　深受墨西哥人民爱戴的前总统卡德纳斯

　　约翰逊政府为何容忍？

　　一、美国意识到墨西哥的外交政策有安抚国内压力的考虑。20世纪，墨西哥也曾经历过激烈的革命，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就是这场大革命的产物。但是，自40年代起，革命制度党政府将工作重点转向了经济建设，向外资尤其是美资重新敞开了大门。但是，经济发展伴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和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曾经的革命政党却日趋保守。当卡斯特罗胜利的消息传来后，革命记忆尚未消退、又对现实失望的墨西哥大众纷纷找到了共鸣，他们呼吁政府以古巴为榜样，寻回“革命之根”。革命制度党一方面要抑制群众的热情，维护政局的稳定；一方面又不便于公然否定自身的革命史。面对墨西哥人民“见贤思齐”的满腔热情，洛佩斯迫于压力，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卡斯特罗，又发表过一些反美言论，还邀请古巴总统访墨。

　　约翰逊上任伊始，便意识到了墨西哥的两难境地。1964年2月，美国政府评估称：“墨领导人对卡斯特罗政权并不同情，他们意识到他们与美国的重大关系会因在古巴问题上看似中立的立场而受损。因为在墨西哥存在一个能够发声的少数派，由前总统卡德纳斯领导，仍然支持卡斯特罗，而墨西哥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的传统强化了这支队伍。”

　　更重要的是，约翰逊政府通过充分的观察和评估，理解了墨方的良苦用心，避免了误会。美国意识到，墨西哥绝非要成为另一个古巴。更何况，那些有限的独立性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此外，如前所述，对墨西哥的容忍也有利于维护美洲国家组织的团结，有利于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还能为美国留下一条搜集情报的门路和接触古巴的“暗道”。

　　约翰逊与洛佩斯解决美墨边界问题（1964年9月）

　　二、约翰逊政府的信任，绝非来自墨西哥领导人的空口保证，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原因：“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的地缘形势和国力全面落后于美国的可悲现实，使墨西哥的“独立自主”注定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墨西哥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使之无法与美国分道扬镳。

　　毫无疑问，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肯尼迪时期，美国政府就分析道：“墨西哥跟美国的经济绑定在一起，甚于其他拉美国家。它以无数种方式依赖于美国经济——美国是它的主要市场、旅游收入来源、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提供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人态度的塑造者。”根据1964年初的数据，墨西哥有60%（按价值计）的出口商品前往美国，70%的进口来自美国。此外，墨西哥也是美国主导的“争取进步联盟”的重要受益国之一。加州会谈时，洛佩斯向约翰逊高度评价道：“所有的项目在墨西哥都得到了显著而有效的实施。”他唯一的“批评”就是“争取进步联盟”进行得太缓慢。

　　三、墨西哥在“反共”等问题上切实行动。随着6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即便没有美国的压力，日趋保守、力求稳定的墨西哥政府自身对左翼运动也愈发担忧，与古巴也渐行渐远。1964年2月15日，一份名为《美墨在古巴问题上的合作》的白宫资料承认过去三年间墨西哥采取了一些低调的措施：没有墨西哥船舶在古巴停靠；墨、古间的空运频率被限制到极低。为了搜集疑似共产党活动的信息，墨政府对所有从古巴飞抵墨西哥城的旅行者包裹进行仔细检查，查获了很多宣传材料，再将有关信息与中情局共享。1965年5月13日，中情局的情报备忘录《公共舆论在拉美政治稳定中的作用》认为，虽然表达“极左观点”在墨西哥被视为合法，但它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和限制。墨西哥领导人“似乎比其他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更胜一筹地满足、净化或抑制它们”。60年代中期开始，墨西哥的游击队活动进入活跃期，惴惴不安的迪亚斯政府越来越诉诸暴力手段，也越来越将国内矛盾甩锅给国际共产主义。可见，墨西哥政府与美国的合作未必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越来越基于其自身日益反动的立场。恰恰是这种心甘情愿的合作更能获得美国的认同。

　　总结

　　肯尼迪政府在某一时期曾固执地认为：不疏远古巴就等于疏远美国。将这种冷战思维带入了与第三国的外交关系中。然而，当实践证明墨西哥的外交独立性不仅不会对美国造成实质损害，甚至还能给美国带来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时，美国政府便采取了灵活的应对之策。

　　然而，美国所谓的宽容是有条件的。

　　第一，允许墨西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在根本性的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绝不允许自己的近邻倒向苏联阵营。不难发现，墨西哥与美国产生分歧，主要是从“不干涉”的角度出发；而在遏制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两国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这就大大降低了分歧的严重性。不止如此，为了保证美国的信任，墨西哥更是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弥补，可见摆出“反美”姿态是要付出成本的。

　　第二，两国之间的“默契”是不成文的，孰为根本性事务、孰为较小的事务，并没有严谨的约定，实质上是由美国来把握。

　　第三，虽然约翰逊政府的对墨外交看似谦谦君子，但不能由此掩盖历史上美国对墨西哥的干涉乃至侵略，更不能由此推论约翰逊对拉美其他国家的政策都是如此文质彬彬。约翰逊政府支持巴西军事政变，蛮横地干涉多米尼加，对卡斯特罗更是毫无温情可言。可见，在不同的形势下，美国会采取不同的政策。不能以美国对墨西哥有限的宽容，美化或否认它对拉丁美洲整体的干涉和控制。

　　墨西哥城革命纪念碑

　　在墨西哥一方，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是每时每刻的，也是无望摆脱的。而国内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压力尽管也不可忽视，但革命制度党的威权统治保证了政局的总体稳定，这些压力往往只能通过示威、罢工等相对温和的斗争来宣泄，处于可控范围；即便存在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它们也从来没有壮大到夺取政权的地步。因此，墨西哥政府为安抚国内而展现出的那些外交独立性是权宜的、有限的。从70年代开始，墨西哥的“经济奇迹”逐渐落幕，它面对美国时的底气就更加不足了。

　　著名的墨西哥“三文化广场”，汇聚了古代阿兹特克人的祭坛、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教堂、独立后的现代高楼，三种文化互为衬托、相映成趣

　　简言之，美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全面的、绝对的、压倒性的，而墨西哥的独立性是局部的、有限的、相对的。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允许墨西哥有某些独立自主的自由。这不是平等的大小国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