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每户类似于“私田”的“自留地”每亩的亩产量比生产队“公田”的高！
弗朗西斯科必胜
2021-10-10 22:54
冯印谱教授(见上图)，著名媒体人，杂文作家，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人，小时候家在农村，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退休前是《三晋都市报》的社长兼总编、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的编委，退休后担任了山西大学的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北大学的客座教授；出版有杂文集《白云秋风》、《花开花落》等。
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在公田之外，分给本队各个家庭在公田集体劳动之外的业余时间，各家自己耕种的土地，当时大多数家庭都把“自留地”用作菜地、饲料地，用于种经济作物，也有少数家庭(尤其是北方农村的农户)用于种小麦之类的主粮。1962年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全国农村地区由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划出全队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分给社员家庭作为“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的自留地类似于实行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田地，这种田不是全村人每天集体上工、集体收工，在它上面进行集体耕作、集体劳动，而是村里各个家庭自己耕作，是由各户“自主经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冯老教授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丛书的第89辑上发表了一篇简要地回忆自己母亲的一生的文章《母亲的半句遗言》，其中谈到了公社时期他家里的自留地(麦田)的亩产量是五百斤，而同一时期他家所属的生产队的公田(麦田)的亩产量只有一百来斤，只有自留地的五分之一！就是说，当年自留地的粮食亩产量是同一时期生产队的“公田”的5倍！原文说：“父母亲特别能吃苦，‘大锅饭’时生产队小麦亩产仅一百多斤，而我家自留地亩产小麦能达到500斤。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更是把责任田的小麦、棉花种植得井井有条，人见人夸。”《老照片》的官方网站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则刊登了那篇文章的电子版：
http://www.lzp1996.com/News/1/16/NewsDetail_74_1.html；这里我也直接贴出、摘录出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下面：
图1、 1960年代，母亲与家人合影。
母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三个年头了，岁月流逝，然而她的音容笑貌却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时常梦见母亲，情景那样逼真，言谈那样亲切，一觉醒来，令我唏嘘，难过，流泪。
母亲真名王凤莲，生于1925年，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贤惠”，那是母亲嫁到冯家后我爷爷对她的称呼，本家婶婶们不知其故，以为是她的名字，也就“贤惠的”“贤惠的”叫开了。
母亲的老家在山西省乡宁县山水坪村，一个离县城几十里路的穷山恶水地方。姥爷姥姥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他们共生养了三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图1从左至右分别是小姨、三姨、大姨、二姨、母亲，身后是我的二舅。这幅照片是上世纪60年代母亲回乡宁探亲拍摄的，母亲在姊妹中排行老四，大姨、二姨、三姨皆缠的小脚，而母亲却是大脚，个头又最高，一米七以上，分外精神。母亲告我说，小时姥姥也逼她缠过脚，白天缠了，夜晚她悄悄放了，事后姥姥也没办法了。由于姥姥孩子多，再加上重男轻女观念，母亲小时候没有上过学，用她的话说是个“睁眼瞎”，为此终生痛恨。
图2 母亲怀抱作者，与娘家亲人合影。
我父亲冯世凯出身中医世家，父母结婚后，母亲便跟随父亲离开乡宁老家，辗转于稷山、绛县、万荣一带行医，后定居万荣县高村乡丁樊村。万荣距乡宁虽说只有一百多里路，但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困难、生产队劳动难以脱身等原因，母亲难得有机会回老家探望亲戚。姥姥去世时，母亲正患病，父亲向她做了隐瞒，致使母亲既没跟姥姥见最后一面，也没能前往奔丧，成为母亲心中一个痛。图2是我六岁时，母亲带我回娘家，抱着我与二姨（右一）三姨（左一）三舅及三舅的孩子合影。也可能因为有了我的缘故，此时的母亲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表现出女性特有的自信和坚强。
这是那一期《老照片》原书(2013年6月出版)中此文第1页的实拍照片。
爷爷和父亲行医时，母亲主要操持家务。实行人民公社化后，母亲成了生产队一名社员。乡宁老家不种棉花，母亲只好从头学起，不仅学会了从种棉到摘棉全套活计，成为生产队的劳动能手，而且纺线织布裁剪缝制衣服全村出名。她勤劳吃苦，白天田间劳动时，还要抓紧短暂休息机会飞针走线纳鞋底。为了上地下地走路节省时间，四十多岁的母亲学会了骑自行车。夜晚我睡觉了，母亲在炕头纺线，我一觉醒来，仍然看见煤油灯下她纺线的身影，嗡嗡的手摇纺车声，是我儿时的催眠曲。遇到乡邻们婚丧嫁娶，母亲总会热心帮忙。我家有一台缝纫机，乡邻们经常找母亲裁衣缝衣，母亲贴上工夫不说，有时还需贴上很难买到的洋线，接了一件又一件，常常到了腊月三十还在赶活。自小我穿的衣服是伙伴中最时尚的，我家的饭菜也是最可口的，我的童年生活比蜜甜。
尤其不容易的是，奶奶瘫痪卧床八年，吃喝拉撒全是母亲服侍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我家只有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四口人，一个幸福之家。不料“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接连而来，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先后被免去乡卫生院院长和村卫生所所长职务，打发回生产队当农民，跟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道接受劳动改造。于是，灾祸接踵降临：家中被翻箱倒柜遭抄家，姐姐高考由于父亲问题政审不合格名落孙山，出嫁的姐姐受父亲问题影响被迫离婚，我无缘被推荐上高中，入团长期接受组织考验……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变故，用她纤弱的肩膀支撑起这个家，用她温暖的柔情安慰着父亲、姐姐和我创痛的心灵。一次，我跟一个孩子打架，对方骂我“狗崽子”、“野种”，母亲听了我的诉说，心疼地替我擦洗伤口，抱住我默默地流泪，悲愤不已。父母亲特别能吃苦，“大锅饭”时生产队小麦亩产仅一百多斤，而我家自留地亩产小麦能达到500斤。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更是把责任田的小麦棉花种植得井井有条，人见人夸。图3是母亲与她饲养的牛犊，她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和希望，似乎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后来还跟父亲栽种下一片果园。
图3、1980年代，母亲与她饲养的牛犊。
姐姐冯印秀比我大十三岁，姐姐离异后嫁到太原，跟随姐夫冯子洲在省城工作，婚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外孙生下后都是由母亲带回乡下操持长大的。高考制度恢复后的1978年，我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日报社工作。1984年我在太原结婚，图4是1985年春节期间我和妻子郭慕萍回老家，在我家大门口拍的一幅全家照，前排是父母亲和三个外甥，后排右三右四是姐夫和姐姐，右二和右五是我和妻子，右一是姐夫与前妻生的孩子。这一刻我们家可谓幸福美满，令村里人啧啧称羡。
图4、摄于1985年春节
1985年，我的儿子冯烨出生了，父母亲接信后高兴得合不拢嘴。母亲撇下农活，带上早就给孙子缝制好的被褥衣裳赶到太原照料，一住就是两年。这期间父亲独自在家，又种地又做家务，还要给人治病，十分辛苦。但他一再捎话，让母亲别担心他，放心照看好孙子。儿子两岁刚能上幼儿园，我就动员母亲回老家。没想到，母亲回去没几天，又悄悄坐火车来了。我埋怨她不该来，母亲说：“我想我娃，再说，我娃离开我，我不放心！”她静静观察了几天，亲眼见孙子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后略)
楼主点评：现在仍然有一些人罔顾事实、常识和常理，不顾基本的逻辑，硬是说农民在“大锅饭”体制、公社体制下耕种公田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耕种类似于“自留地”的“责任田”更卖力！硬是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粮食亩产量远高于改革开放前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化肥和“杂交水稻”等良种粮食得到了普及，而不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地激励、提高。而这位冯老教授的亲身经历就很好地拆穿了这类人的狡辩，很好地说明了在人民公社“大锅饭”式的体制下，人多
干劲小。正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当年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个农民像“八级钳工”、“六级焊工”一样被定了级别，按照每个农民的体格和劳动技能的熟练度，当时的农民被通过“工分”这种东西给定了级别，比如有的壮劳力被定为“到公田里干‘公活’一天算十‘分’、十工分”，有的社员被定为“一天九个‘工分’”，妇女或初中毕业、小学毕业，不满18岁的少男少女则被定为：到公田里干一天活，算五个工分、六工分。总之，当时农村的“大锅饭”体制不是按每个农民每天、每月、每年实际的工作量进行“计件”，计算“工分”、“工资”的，而是按每个人的级别计算每月、每年的“工资”，所以，“干多干少，一个样”，很多人滥竽充数、偷懒、混日子、混“工分”，因为他们只要出一天工，就能按早就定好了的自己的级别，得到相应的一天的工分，而不管每天、每月实际的“工作量”、“工作业绩”。在“大锅饭”体制下，勤劳者遭受着不公，因为他们会被懒汉瓜分、侵占他们的劳动成果；在这种不公的体制下，那些原本不想偷懒的勤劳者的干劲必然受到挫伤，时间稍微一长，干活就肯定提不起劲，没有干劲！一旦出现一种更公平的体制，那种不公的体制就必然会被淘汰，被取代，会被大多数人自愿地予以“抵制”、抛弃，况且那种不公的体制连他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都没解决！
我买的是《老照片》的“合订本”(珍藏版)
父亲一生的悲喜剧[组图]
作者：冯印谱教授。此文最初刊载于《老照片》的第五十二辑，它的电子版我则是从“腾讯”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得到的：
《老照片》的官网的这个网页上则有那一辑《老照片》的目录：http://www.lzp1996.com/Art/1/26/ArtDetail_65_1.html
我的父亲名叫冯世凯，1921年出生在山西省乡宁县吉家原乡石固村。
我的爷爷排行老三，生下伯父和我父亲两个男孩。因为大爷没有男孩，我父亲就被过继给了大爷。二爷有一个男孩，长大后在兵荒马乱中失踪了(楼主附注：“大爷”、“二爷”分别是指作者的父亲的大伯、二伯)。等伯父和父亲长大后，两人都跟随二爷离开乡宁老家，辗转到邻近的稷山、新绛、万荣等县行医，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落脚于万荣县高村乡丁樊村，再也没能回老家，兄弟俩实际上等于成了二爷的儿子。
在老家种田的大爷和三爷去世时，皆因世道混乱和音信不通等原因，伯父和父亲都没能回去料理，他们的后事只好靠本家族的长辈出钱安葬。
二爷是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他的医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据说我家祖上治疗眼病很有名气，不仅有自己配置眼药的秘方，而且在西医尚不普及的年代，能够施行金针拨眼手术 治疗白内障，悬壶济世，口碑良好，曾有皇帝题赠过“三晋名医”的匾额。
虽然我在县志和有关资料上没有查到有关记载，但我回过一次石固村，父亲的老家在远离县城几十里的山沟里，建有多座青石砌顶的石窑院落，雕梁画栋的两层门楼，虽已破败不堪，但遥想当年如果没有相当的财源，这样规模的住宅建筑是不可想象的。在二爷手把手的培养下，我大伯、父亲、姑父、远房堂兄等好多人都成了能够独立开诊所的名医。
图1。
图1摄于1954年4月4日，地点是在丁樊村一个晋南农家常见的四合院落，父亲和邻村几位同仁成立了一个健康联合诊所。后排右二就是父亲，他在七人中年龄较小，坐在那里神态自然，面带微笑，对新成立的联合诊所充满了自信和希望。是的，当新中国的曙光初露早霞的时刻，父亲就向她伸出了热情的双臂。
听母亲说，丁樊村“土改”期间，农会干部开会经常就在我们家，父亲在他们的影响教育下，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照片背景中“预防为主”和“治病未然预防胜于治疗，注重卫生健康就是幸福”的对联看，联合诊所无疑是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心联系同仁促成此事的，这在当地是一件新生事物，所以他们特意请了摄影师拍照留念。
这个联合诊所当时是不是股份制形式，不得而知。一年多后，父亲的联合诊所应该说办得相当不错，1956年1月1日，父亲领到了由万荣县县长王国英盖章的“联合诊所开业执照”，上面写着科别：普通内外科，负责人：冯世凯。时年父亲36岁。
这份时隔几十年后仍然保存完好的行医执照，表明了父亲当时不故步自封，拓宽视野，善于学习其他新医术，跳出了保守的家族式治病的窠臼。
图2。
图2是父亲（后排左一）参加晋南专区针灸医生培训班的合影。顺便说一句，王国英县长在万荣县工作期间口碑很好，他后来担任过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山西日报》驻吕梁记者站站长，凡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无不交口称赞王国英书记是实干家、人民的好公仆。
图3。
图3拍摄于1959年中秋节，是王亚公社高村医院中西医医生联欢留念。这可以说是父亲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论职务，他担任了高村医院院长；论业务，他中西医技术都能拿得起，尤其擅长眼科、儿科和针灸，做普通外科手术在全县也称作“一把刀”；论家庭，母亲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与邻和睦，家中又添了姐姐和我两个孩子，其乐融融。照片中的父亲（前排右）留着时髦的分头，双目炯炯有神，信心百倍，神采飞扬。照片中惟有父亲穿着白鞋，可能是按照风俗给去世的爷爷戴孝吧。
图4。
图4是王亚公社医卫人员欢送解医生临别留念，这时公社医院人员已增至二十人，说明医院兴盛，父亲领导有方，事业有成。坐在二排右一的父亲穿着时髦的硬领白衬衫，眼角眉毛都是笑，从容自信，是所有参加拍照的人员中表情最好的。
然而，灾难很快就降临到父亲头上。1964年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万荣县医卫人员从查思想、查经济、查作风到查历史问题，搞得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父亲既是党员，又是院长，自然首当其冲。不知怎么专案人员从阎锡山的档案中，查出父亲解放前在新绛县北董镇行医时，曾担任过三个月代理村连长。
这个职务是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搞得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大约相当于解放后一个大村庄的民兵连长吧。行医的父亲之所以“担任”这个职务，缘于他给当地官员治病有了交往，恰好那里的村连长一职空缺，当地官员为向父亲表示感谢请他予以填补，父亲碍于情面不好拒绝，但也没有答应，没想到该官员就把他的名字报上去了。称作“代理”就是考察其能否胜任的意思。
不料，三个月后，新绛县城就被解放军解放了，而此事父亲却一直被蒙在鼓里，酿成了后来入党时“向党隐瞒历史”的隐患。
“四清运动”后期搞得越来越“极左”，对父亲的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免于一切刑事处分，下放回丁樊村卫生所工作。这一从天而降的大祸，对处于风暴漩涡中的父亲心灵的创痛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怨言，回到村卫生所后，一心扑在医疗事业上，兢兢业业为群众治病，受到干部群众的夸赞。
“文革”开始，全国一片混乱。丁樊村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被造反派打倒了，造反派掌权后，无端地给父亲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他撵出卫生所，回生产队劳动改造，跟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待遇，游街挨批，罚做又脏又苦又累又危险的义务工，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
图5
图5摄于上世纪70年代，父亲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并且是受社会歧视的黑五类分子。这时我已长大，看见父亲劳动之余，几乎天天有本村和方圆几十里内的社员来找他看病，他不能开处方，只是尽心尽力地针灸，治疗眼病，为病人买药提建议。经他亲手医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但他从来不收取病人一分钱，有的病人心里过意不去，逢年过节送点白面馒头和自家产的水果。
即便如此，在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受贿、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中，我们家遭到了村里民兵的突袭式抄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带走了父亲看病使用的注射器、针灸包及治眼病的器械，陈列在全县举办的抄家成果展览会上供革命群众参观，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冯世凯私设地下医院”。当时我被学校组织前去参观，羞愧难当，心中的滋味难以表述。
父亲的“历史问题”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头上。父亲小时没上过几天学，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对我们姐弟读书非常重视。晋南农村普遍重男轻女，女孩子或干脆不让念书，或念到三四年级就辍学了，姐姐却是丁樊村唯一念完高中的女孩。
姐姐在“文革”前参加高考，因父亲的问题，政审不合格，与大学无缘。我上高中尽管学习成绩突出，但因父亲的问题得不到贫下中农的推荐，伤心的父亲曾背着我狠抽自己的耳光，痛心地自责因为他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入团、入党、招工更成了我们的一种奢望。
母亲成天操持家务，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父亲忍受着心灵和体力劳动的重压，很快学会了许多从没接触过的农活，以“黑五类分子”身份还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领工的作业组长。他依靠挣工分，经营一点自留地，偷偷摸摸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出售，维持一家人的最低消费，抚养一双儿女成人，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漫漫的十多个年头，想想父亲需要多么大的承受能力和坚强的毅力啊！
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两年半，高考制度恢复后，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父亲捧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双手颤抖，喜泪盈眶。热情的乡亲们在我家门口接连放了两天鞭炮，以示庆贺，父母亲欢喜地买了糕点、水果、罐头等食品，招待一批批前来庆贺的客人。
第二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问题获得平反，他又回到了村卫生所当医生。这年暑假，我用节省的助学金请父亲来上海游玩，还乘船去了南京。
图6。
图6就是我和父亲在上海黄浦公园的合影，背景是人们熟悉的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身心俱获得解放的父亲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变化，饱经沧桑的脸上洋溢着慈祥而甜蜜的微笑，他是发自内心的。
父亲在丁樊村卫生所一直干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考虑他年纪大，劝他辞职休息。但他在家仍然闲不住，在责任田栽种果树，给上门的患者治病，不收取任何费用。
1998年，父亲因患肺癌，保守治疗了一年多辞世，享年78岁。第二年，我母亲又患胃癌去世，临终前母亲含泪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我原来是她和父亲的养子！
（原载《老照片》第52期）
《老照片》第52辑
从这个目录中可以看出《父亲一生的悲喜剧》是那一辑《老照片》的第4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