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与“国家” 现代中国建构统一国家语言的困境

这次研讨会在法国巴黎召开，这让我想起让一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和让一弗朗索瓦·西里内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主编四卷本《法国文化史》中的一段论述。在这部书第一卷第二章的一开头，作者追问：“（法国的）人们究竟在哪个时代停止了讲拉丁语？”这一有关语言史的问题引出了重要的文化史话题。按照这部文化史的叙述，正是因为法语取代拉丁语，知识阶层取代贵族阶层，用法语表达的新文化（如说唱、演出、文学）改变了中世纪的旧传统，才奠定了法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

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和国民认同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建立“中国语”（国语），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大清帝国作为国家标准语言“国语”（或“清语”）的满语，随着大清帝国被中华民国所取代，汉语成了“国语”的基础。可是，由于取代大清帝国的中华民国仍然延续着“五族共和”的国家形态，除了大多数汉族中国人使用的汉语与渐渐衰落的满语之外，至少还存在藏、蒙、回、苗等“近百种少数民族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5大语系”，因此，仅仅以汉语为基础，规定“国语”，就产生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归纳起来，就是：

第一，在各种汉语方言中，以什么地方性语言作为这个新的现代“国家”统一语言的基础？

第二，汉语之外，其他各民族的语言应当如何处理？如果他们也是“国民”，他们必须使用汉语为基础的“国语”吗？

第三，如何解决由于政府规定某民族语言为“国语”，因而造成的不同语言族群的敌意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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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学界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不同民族语言问题的论述既不明确也不很多，可是，由于晚清民初学界普遍承认，语言、血缘、风俗、历史等，是界定民族的要素。所以，当人们要把各个不同族群纳入“中华民族”，使之与“现代中国”相配适的时候，这个“中华民族”如何能有一个共同语言，便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

或许从一开始，以汉族学者为主的中国主流学界就没在这一方面过多深思。他们一方面自觉地接受“五族共和”成为一大“中华民族”，但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以汉语为统一“国语”之基础。这里以文化领袖之一的蔡元培（1868-1940）民国十九年（1930）题为《三民主义与国语》一次演说为例。蔡元培指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和国语关系最多”。

尽管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也意识到中国内部有不同民族，也举出若干例子来说，外国也未必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他又强调中国汉族人口最多，“其余四族（满蒙回藏）甚少，不甚显著”，甚至说“满蒙藏本是藩属，回族散布各地，更不显著，满族自经辛亥革命以来，并且都改了汉姓”，所以，他仍然建议以汉语为国语基础，“从民族学统上看，统一国语很为重要”。今天来看，他的说法中显然有汉族中心主义的意味。

不过，尽管当时中国学界没有想好如何处理“异族殊语”问题，但当时人们又始终在努力为新的统一国家，设计新的统一语言，这统一语言就是民国肇建以来以汉语为基础的所谓“国语”。

我们不妨看当时对国语运动最热心的语言学家黎锦熙（1890-1978）对“国语运动”的描述。他曾经回忆说，新的国语建设过程，理念上应该包括“以世界语为国语”、“汉语用罗马字母拼音”、“注音字母独用”、“注音书报之推行”、“新闻学之提倡”、“小学改用语体文”、“国民一二年级先改”等从远到近的七项。如果眞是这样的话，那么，新的“国语”并不是用“汉字”书写的“汉语”，而是以罗马字或注音符号书写的“拼音汉语”即新的国语（尽管这还是以汉语为语音基础，但不同民族在辨识文字上至少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事实上，能够兼容殊族异语的“国语”还只能是想象或理想。

其实，他们也曾经对这一问题有所考虑，黎锦熙曾在《国语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辞”上层说，最广义的“国语”，应该包括“属于本国的异族语（如蒙回藏语）和曾经受过汉文汉语影响的他国语（如朝鲜日本语）”。不过，由于实际上无法找到一个可以通约以上各种语言的统一方案，所以，他退一步说，“广义的国语”，只是汉语以及属于汉语的方言，而实际上可以做到的，则更只是“不广不狭义”的国语，即以汉语为基础的“统一全国的标准语”，并不包括其他族群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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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国语运动是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同步开始的。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的民国元年（1912），就有了“读音统一会”，据说，当时各省派代表两人至中央开会，“制定注音字母三十九个”。只是由于这一事情并非当务之急，而且各个地方往往不同意，所以这一方案暂时搁置下来。

接下来，民国五年（1916）黎锦熙等人开始创立“国语研究会”，第二年（1917），以蔡元培为会长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所”宣告成立，试图通过教育部“改国民学校国文为国语”。黎锦熙指出，这是与新的国家需要新的国民分不开的，他说，如果大多数国民不能通文字语言，对国家政治一无所知，那么，就会出现帝国时代一样的，一两个人操纵政治的结果，现在，中华民国成为共和制度国家，如果“不图其本，一任大多数国民聋盲如故，则‘民意’二字，又将为少数人所僭夺，眞正之共和制度，亦终不可得而见”。

这里需要提及欧洲历史的影响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推手的作用。在晚清民初即被张灏称为“转型时代”，欧洲近代的历史过程曾经是中国追寻“文明”和“富强”的必经之路，欧洲走出中世纪过程中的“文艺复兴”与“民族国家”，成为中国亦步亦趋的样板。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建立中国家共同语言的推动作用，被很多学者注意。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就是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和“五四新文化推手”的胡适。

1917年，胡适在美国留学回国途中，曾有仔细阅读了薛谢尔（Edith Helen Sichel）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著作The Renaissance，在日记中详细抄录其中的若干原文，并且做了一些重要的批注，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部著作的内容，归纳为“述欧洲各国国语之兴起”。

从胡适日记的摘录以及后来形诸文字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显然注意到，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果，是改变了中世纪文字著作都用拉丁文的传统，在“俗语”基础上形成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国语”，而形成“国语”则对形成这些现代“国家”非常重要。所以，他把拉丁文与文言并列，而把意大利语、法语等等现代国家语言（国语）和中国宋代的语录、元代的小说以及民众口语相提并论，认为这就是普及国民文化，提升国民意识，形成现代国家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