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埃及的王表可以作为信史，夏朝的却不能呢？

因为古埃及是和整个中国对应，而不是和夏朝对应。

进一步的说：古埃及虽然留下的文献和出土资料很多，但前期按照夏朝的标准来说，也并不乐观。

首先，年代框架构建

古埃及历史研究的起点是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的《埃及史》及同时期《历史》等书籍。《埃及史》是其中最重要的。

目前埃及王朝划分及年代、国王顺序这个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当然，这种资料不出意外的遗失了，后世流传的的王表要等到3世纪了。

以此作为对比。

中国在差不多同时期也有类似的东西《竹书纪年》，里面同样记录了黄帝以来各朝情况，同样给出了断代，夏朝之后还给出了各国王顺序统治年限。

当然，不出意外，也遗失了。现在流传的古今《竹书》是明清的。

而《竹书》之后。公元前1世纪《史纪》同样具有完整的世系，而且未曾遗失。

以上《埃及史》、《竹书纪年》等分别是古埃及和中国上古史体系建立的重要标准。

其次，可推定的绝对年代

断代工程前，中国年表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公元前841年为节点，之后的各个事件都有确定的年代，而之前各个事件都是“约多少年”，

如牧野之战就是约前1049年。原因就是中国可以确定的绝对年代只能推到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共和元年。此前即使已发现殷墟，但由于没有给出各王准确年代，所以绝对年代依然无法确定的。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埃及，埃及绝对年代甚至比中国还要晚，为公元前664年。再往前，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物件提到的各种国王事件都无法确定准确的时间，就只能靠文献推测和考古来“约”了。

第三，信史的构建

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就进入了“相对年代”的区间了。

古埃及相对年代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法，就是以“上下文化的统一”建立起相对年代序列。

也就是有了一个尾巴，再找一个开头，那么把各种文献材料中的事件填进去，那么整个埃及信史就建立起来了。。。（很想吐槽是吧）。

当然，埃及相对年代建立并不只是以此为标准，上面仅仅是给出了最基本的方法论。下面还有一些具体的证据。

如目前最重要的几份相对纪年时代的王表、家谱、铭文或者木乃伊：

但是如上图，这些也有固定的问题：

1、年代依然不确定，部分王表只有王名，但是统治年数不知道。或者有统治年数，但是明显错误的。

2、材料本身年代偏晚，众所周知，第一王朝大致在公元前3000左右，而最早的王表帕勒摩石碑已经是600多年后的第五王朝了。相当于中国商周出土一个记录上古帝王的文献（夏朝之后600年），或者汉朝写的一个上古纪年（汉朝是中国第五个王朝），来证明夏朝（中国第一王朝）。

如果拿到中国，那么肯定会被喷：夏朝是周（汉）人伪造的。

因为事实上，夏朝王表就是周代就出现了。而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豳公盨》只能证明西周就有大禹的传说，那么同样逻辑是否也可以说“帕勒摩石碑”只能证明第五王朝，而第一到第四都是第五王朝伪造的呢？这是现代信史重构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外，看到有人说埃及王表不是单一的，但是列举的王表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从我这里可以看到，这几个年表都很晚才出现了。即使相互印证，从某些逻辑上说，也只能印证当代。就像《竹书》和《史记》、《帝王世纪》相互印证，但是也有一大堆人否定夏朝一样）。

3、考古材料的问题。

考古材料就需要解读，而不同人的解读很有可能是冲突的，如下面那个王名“登”，

上面这些问题和情况对应的是中国的断代史工程和商代甲骨文体系。埃及以文化统一建立年代体系和断代工程以公元前2070年王城岗建立年代体系何其相似，而断代工程野心更大，想要把“约”字去掉，直接变相对年代为绝对年代。（事实上埃及同一时期也只有相对年代，中国文献给出的夏商也只有一个大致的相对年代）。

第四，原史or信史？

对于中国来说，商代之前的历史目前还未得到文字证实，那么就属于原史阶段。而对于埃及，公元前3000年前就已经进入信史了。但我依然把帕勒摩之前的埃及拿出来。

在第一二王朝时期，实际上埃及还没有发现成句的文字和文章。而一般重要的断代文物很多只是一个个符号，而且很多是靠解读的。

如很出名的那尔迈调色板。如下图，调色板的王名是根据石板上的符号解读的。而石板一般被认为记录了上下埃及的统一。

然而，曼涅托的《埃及史》中统一埃及的是“美尼斯”，这就相当于考古出来一个名叫“车”的人建立了中国第一王朝“春”。（二里头文化确实出土了符号“车”），文献与考古是不对应的。

那某些人肯定又要骂，这就证明了没有夏朝了。事实上，现代考古学家解读也是多种多样，有认为“那尔迈”就是“美尼斯”，这并不影响埃及历史。

同样逻辑，对于中国历史，我们又是否一定要找一个“夏”字呢？

依然是那尔迈调色板，可以看到石板本身并不是长篇大论，只有几个符号和一幅画。无论是统一埃及还是杀了多少人，其实都是根据画解读出来的。

其实并不比下图方向明对良渚符号的解读高明多少。

更不提号称埃及最早的文字和王名“蝎子王”这个符号了（废话我当然看得出这是蝎子，不过这是单独符号，并没有上下文联系）。

与此相比，比较类似的就是陶寺陶文“文尧”解读了。

若以“蝎子王”和“文尧”的例子看，其实早期埃及并不比中国更可信。

综上，古埃及历史资料固然更多，也更可信。但并没有大多数人想的那么好。中国也没有大多数人想得那么不可信。

关键在于如何改变观念。

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尊重考古事实而不是用历史文献去束缚考古。通过考古我们已经知道公元前2300年中原华夏人的祖先就建立了陶寺邦国，在公元前1800年又有了“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它比商朝早，它在事实上就相当于统一中国文化的“那迈尔”，难道我们因为它不叫“夏”就说它不是中国的“美尼斯”。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深思。

作者：秋兰菁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3002845/answer/549042568

来源：知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