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 | 崛起国与守成国狭路相逢

编者按：

12月6日，加拿大《环球邮报》曝光华为首席财务官、任正非之女孟晚舟于12月1日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同样在12月1日，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会晤，双方就贸易问题达成共识，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中美贸易争端似要柳暗花明，却又突然急转直下。

中美贸易战的根源在于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历史，对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本文作者艾利森将此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同时，艾利森认为，作为崛起方的中国与守成方的美国，应从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双方的利益冲突，从而避免“伯罗奔尼撒战争”式的两败俱伤。

本文节选自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讲述了崛起国的雅典与守成国斯巴达发生战争冲突的始末。详情参见《每日一书》。感谢作者大力支持保马！

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腊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多世纪了。斯巴达是一个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在陆上与几个中等大小的城邦相互竞争，同时还得应对国内难以训教的黑劳士（Helots），这些人口与斯巴达自身的公民人口比例是7∶1。

在今天，斯巴达仍然是一种尚武文化的象征。从它的家庭到它的政府，其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就是要将战斗的活力和力量发挥到极致。斯巴达的当权者只允许身体条件最完美的婴儿生存。他们将年满7岁的孩子从家庭中带走，让他们入读军事学院，在那里他们被训练、磨砺，为战争作准备。男子可以在20岁时娶妻，但必须继续以营房群居，吃一样的饭，并且每天训练。只有到了30岁，为斯巴达城邦服务了23年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以及加入议会的权利，这和雅典议会被保守、年长的贵族占领的情况有所不同。斯巴达的公民直到年满60岁才能免除兵役。斯巴达把军事价值观——勇气、英勇和纪律——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当斯巴达的母亲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战场时，她们告诉儿子们“要么凯旋，要么战死”。

相反，雅典则是一个匍匐在干燥贫瘠的阿提卡海角的港口城市，对自己的文化引以为傲。高耸和人迹稀少的山脉将雅典与希腊大陆隔绝开来。雅典一直以来是个贸易国家，穿过爱琴海来贩卖橄榄油、木材、织物和珍贵宝石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向这里提供商品。与斯巴达军事国家的状态不同，雅典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学校接纳来自希腊各地的学生。在几个世纪的强人统治之后，雅典也开始了一个大胆、新奇的政治实验，并称之为“民主”。雅典的议会和五百人会议对所有自由男子开放，并在那里作出所有的重要决定。

雅典卫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腊世界基本是没有联系、相互分散的自治城邦。但公元前490年波斯的入侵让希腊人前所未有地团结到一起，同仇敌忾。随后的温泉关战役，300名斯巴达精锐战士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拖延住波斯军队，为后方的希腊联军争取了宝贵时间。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一支由雅典率领的联合舰队战功卓越，以一敌三击败了波斯舰队。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合军第二次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波斯军队，而这一次之后，波斯一蹶不振，不再侵犯。

意识到自己在希腊胜利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雅典立志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事实上，紧随波斯军队撤退而来的是，雅典城邦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复兴。其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全希腊的贸易商和海员服务于海洋贸易。随着贸易量的增长，雅典增加了一支商船舰队补充其正式海军，而这个时候，雅典的海军规模已经是离它最近的对手的两倍了。较远的科西拉是唯一一个有相当规模舰队的希腊城邦，紧随其后的是斯巴达的主要盟友科林斯。但是，这两个城邦都不会对雅典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令人惊叹的胜利已经证明，船员们的技术素养远比舰队的规模重要得多。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逐渐将原来用于打击波斯人的防御性同盟网络转变成了事实上的海洋帝国。雅典要求同盟们承担相应的负担，残忍压制诸如纳克索斯（Naxos）等企图摆脱雅典控制的城邦。到公元前440年前，所有的雅典殖民地，除了偏远的莱斯沃斯（Lesbos）和希俄斯（Chios），都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海军，转而付钱给雅典以寻求保护。之后雅典急速扩张在该地区的海洋贸易联系（这种新创建的贸易体制让许多更小的希腊城邦比以往更加繁荣，联系更加紧密）。雅典政府资金充足，资助了一大波文化建设浪潮，涌现了很多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化工事（比如帕特农神庙），多次排演了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虽然希腊其他一些城邦对此越来越不满，但雅典人却认为他们帝国的扩张竟全是温和无害的。事后雅典人向斯巴达人解释说：“我们的帝国并非通过暴力获得，因为盟友们都是自己向我们靠拢的，自发地要求我们领导他们。”

电影《斯巴达300勇士》剧照

斯巴达人对这样的惺惺作态感到好笑。他们知道雅典人与自己一样既无情又满口谎言。但斯巴达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两个大国在政治和文化概念上的鲜明反差。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了君主制和寡头制的混合型政体。它较少干预遥远国家的事务，而是专注于防范自身城邦内奴隶黑劳士的叛变并维护自己在地区内的主导地位。斯巴达人为自己独特的文化感到骄傲。但与雅典人不同，他们并不寻求其他城邦遵循自己的模式。尽管有着威风凛凛的步兵，斯巴达仍是一个保守的守成大国。正如后来科林斯的大使在斯巴达议会上所说：“雅典人痴迷于创新，他们的设计不管是在概念还是执行上都以迅捷著称。你墨守成规，不思求变，当被迫要作出回应时，你就走不了多远了。”

虽然科林斯人的描述有点夸大了，但雅典的大胆确实反映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雅典人笃信他们在不断推动人类的进步。他们在干涉他国事务时毫无顾忌，推翻希腊内陆城邦的寡头政府并推行民主。他们反复说服中立国家（比如科西拉）加入联盟。最令斯巴达感到不安的是，雅典的野心似乎无穷无尽。正如一位雅典外交官在战争开始前对斯巴达议会直言：“这不是我们开的先例，弱者服从强者，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规律。”

在波斯撤退之后，为了向天下昭告，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绝对主导权，斯巴达掌权者要求雅典不得再修建自己的城墙。这意味着斯巴达有意让雅典暴露于陆上入侵的危险中，如果他们胆敢不服从斯巴达的命令，就要面临斯巴达的惩罚。但是雅典并不想回到这样的状态。雅典人相信他们在对战波斯中的痛苦牺牲已经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然而这一拒绝却让斯巴达抓住了雅典不敬的把柄。其他人甚至把这视为雅典要威胁既有秩序的狼子野心。

在当时，雅典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对斯巴达并不构成实质性威胁。斯巴达与其同盟者的兵力大约是雅典的两倍。大多数斯巴达人对于自己在希腊邦联中无可争议的军事霸主地位充满自信。尽管如此，随着雅典的力量持续增长，有些人提议要先发制人打击雅典，提醒全希腊谁才是真正的霸主。这些斯巴达领袖的理由是：再让雅典这么毫无阻碍地发展下去，终将会威胁到斯巴达的霸权。尽管最开始斯巴达的议会推翻了最初要宣战的意见，但随着雅典的力量与日俱增，斯巴达内部鹰派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有一段时间，斯巴达还是相信通过外交手段可以遏制雅典实力的迅速上升。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两个城邦几近陷入全面爆发的冲突——即被合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系列冲突——之后，它们在公元前446年签订了一个重要的协议来规范它们的关系。这一著名的《三十年和约》为复杂的地区性安全秩序打下了基础。它防止了成员们从一个同盟关系叛变加入另一个同盟，建立了约束性仲裁和不干预的规则和秩序，设立了至今仍在使用的解决各国间纠纷的先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雅典和斯巴达同意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冲突，当谈判失效时，由第三方中立城邦，如德尔斐的神谕，进行约束性仲裁。这一和约将雅典视为一个平等方，斯巴达也可以感到很舒服，因为斯巴达掌控之下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主要盟友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就在雅典的家门口。

对这两个城邦而言，和平的果实如此之甜，正如战争的恶果如此之苦。该和约使斯巴达和雅典得以专注于各自的领域。斯巴达精简并强化了自己与友邻的长期同盟关系。雅典则继续用自己强大的海军在爱琴海区域对臣服于自己的城邦进行掌控和盘剥。雅典积攒了大量的战略储备货币，总量达到了前所未闻的6000塔伦特黄金，并且以每年1000塔伦特黄金的速度在增加。即使是斯巴达，这个以坚忍保守著称的社会，也经历了自己小规模的文化复兴。

在这一框架下，希腊世界，从蔚蓝海岸到黑海，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但是《三十年和约》并没有解决引起紧张关系的背后原因。它只是将这些根源问题暂时搁置。在这种环境下，正如修昔底德所言，柴堆几乎是不费什么力气就被点着了。

战争的火花出现在公元前435年。起初，一场地方性的冲突看起来并未对雅典的利益产生太大的影响。斯巴达的一个主要盟友——科林斯，与一个中立城邦——科西拉，为了埃庇达诺斯（位于现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一个偏远地带）而兵戎相向。科西拉刚开始看起来占据优势：在第一次对峙的时候，120艘战舰开到了科林斯。但是受辱的科林斯马上开始准备第二次对战。科林斯人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海军，从全希腊征募海员，并且很快聚集了一支拥有150艘舰船的联合部队。尽管科林斯还是无法与雅典相提并论，但科林斯当时指挥着希腊第二大的舰队。因此，中立的科西拉闻风丧胆，向雅典寻求帮助。

科林斯对远方埃庇达诺斯的举动引起雅典对于斯巴达恶意的恐惧，也让雅典身处一个战略困境。雅典有两个选择，无论选择哪一个都一样糟糕。帮助科西拉会直接激怒科林斯，并且可能违反《三十年和约》。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又会有放任科林斯征服科西拉舰队的危险，进而造成海军力量危险地向斯巴达倾斜。

雅典议会的气氛很沉重。雅典人仔细听取了科林斯和科西拉外交官对于各自情况的陈述。这一辩论持续了两天，直到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雅典将会派遣一支小型、象征性的舰队到科西拉，并下达命令，除非遭到攻击，否则绝不轻举妄动。不幸的是，这一防御性的威慑尝试事后被证明微不足道，不足以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却大到足以挑起争端。雅典人采取武力的方式彻底激怒了科林斯人。

伯利克里塑像

斯巴达面临着相似的战略两难境地。如果它支持科林斯对科西拉的攻击，雅典就可能认为斯巴达要提升自己的海上力量，可能在准备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斯巴达保持中立，它就将冒着雅典成为冲突中决定胜负一方的危险，这将威胁到斯巴达在其他伯罗奔尼撒联盟盟友中的威信。这触及了斯巴达的底线，因为维持与其直接毗邻的周边的稳定对斯巴达控制国内的黑劳士威胁至关重要。

斯巴达和雅典在斯巴达的盟友麦加拉的问题上也有龃龉。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颁布了《麦加拉法令》，即早期的经济战争，通过禁运来惩罚麦加拉对雅典神庙的不敬以及收容逃跑的雅典奴隶的行为。尽管这样做并不违反雅典与斯巴达的和约，但《麦加拉法令》无疑具有挑衅性，被斯巴达解读为另一种对斯巴达所掌控体系的不敬。当斯巴达要求雅典废除《麦加拉法令》时，伯里克利将此视为对自己个人威信的挑战。如果就此妥协，会助长斯巴达打压雅典崛起的勇气。而且，它也将激怒雅典公民，因为他们认为颁布这一法令是国家特有的权力。

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与伯里克利私交甚好。阿基达马斯二世能够从雅典的角度理解当下的情况，他也明白自己的人民更多的是被情绪而非理智驱动。阿基达马斯二世呼吁斯巴达人展现克制的美德，力劝斯巴达议会不要将雅典妖魔化，也不要低估斯巴达政府的回应：“我们一直都是按照敌人已经做好充分计划进行备战的。”

但斯巴达的鹰派不同意。他们辩称，雅典的傲慢无礼已经对斯巴达的安全造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他们提醒议会雅典对其他希腊城邦频繁的干预——从纳克索斯（Naxos）到尼坡帝(Potidaea)，再到在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危机，并引发人们对斯巴达同盟要崩溃的恐惧。他们要求议会作出强硬回应，强调雅典“应当受到‘不再做好人’和‘变成坏人’的双重惩罚”。

斯巴达的“主战派”观点更简单，并且他们的观点得到了科林斯大使的力挺。科林斯大使在斯巴达议会发表演讲时将雅典不受约束的崛起怪罪于斯巴达的自满：“你们要为这些负责。是你们最先放任他们强化了自己的城邦……是你们等着自己的敌人长到原有的两倍大，却没有将其扼杀在襁褓中。”当科林斯人威胁说如果斯巴达再不作为自己就将退出联盟时，在场的每个斯巴达人肯定都被惊吓到了。它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那个让斯巴达百年来免受威胁的主要联盟可能因为雅典的崛起而毁于一旦。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双方各自在陆地与海上开始了攻势

在激烈的辩论后，斯巴达议会投票赞成。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斯巴达投票决定应该宣战，因为他们害怕雅典力量的继续增长，因为他们看到雅典已经控制了希腊越来越多的部分。”现在看来，斯巴达的恐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时斯巴达的大部分领导人相信，雅典的强大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力和安全，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国王——能够劝服他们不要担心。

那么雅典人为什么没有预料到斯巴达人会如何反应呢？修昔底德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伯里克利没能阻止雅典因为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冲突而最终与斯巴达兵戎相见。但是后来的国际关系史提供了蛛丝马迹。当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为了真正的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时，这往往是因为其政府内部各方没有达成一致，而只能制定出反映各方妥协结果的政策，而不是因为某个连贯一致的高见。尽管伯里克利多次当选，但他并没有多少正式的权力。雅典的法律体系有意被设计成限制任何单个个体的权力，以防止暴君的出现。因此伯里克利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个政客。他的影响力也被局限在他游说能力的范围内。

尽管《麦加拉法令》明显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关系达到沸点，但伯里克利认为禁运并不是一种挑衅，而是一个必要的妥协，退缩并不可取。由于雅典的民意并不愿意向斯巴达的要求低头，伯里克利意识到废除禁运法令可能比坚持禁运法令更加危险。因此，伯里克利听从了民意，十分不情愿地开始准备战争的计划。

两边都没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两边都对于自己的能力自信过了头，而这才是很致命的。斯巴达最近并没有军事上失败的记忆，也因此对于雅典的海军实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其中一个发言者在斯巴达议会上说，斯巴达的士兵可以把雅典的土地和粮仓付之一炬，从而饿死雅典人——但他完全忽略了雅典舰队可以通过海上快速补给的事实。与此同时，在花了数十年囤积黄金后，雅典政府坚信自己胜券在握。伯里克利的估算是，雅典在敌人突袭的情况下可以支撑三年——他认为这样的时间要打败斯巴达已经绰绰有余了，比如通过煽动一场奴隶起义就可以置其于死地。在所有的观察者中，只有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有先见之明，他预见到双方都不会有决定性优势，而且双方之间的战争将持续长达一代人的时间。

的确，正如阿基达马斯二世所预料的那样，这场战争具有毁灭性。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三十年的血战将希腊文化的黄金时代带到了尽头。在波斯战争后发展起来的、基于共同约束基础并由均势而强化的秩序崩塌了，希腊城邦被抛入了暴力的深渊，这恐怕是希腊的戏剧家之前也无法想象的。比如，当雅典攻下弥罗斯后，雅典的士兵屠杀了所有的成年男性，并奴役了女人和孩子——这对于希腊已经遵循了数百年的战争规则而言是一种赤裸裸的违背。这一事件的发生让修昔底德的《弥罗斯对话》成为不朽名篇，这位雅典大使准确地抓住了现实主义的精髓。“我们不必拿冠冕堂皇的套话来搪塞你——我们在帝国中拥有权利，并不是因为我们打败了波斯人原文the　Mede指米堤亚人，是生活在伊朗高原的一个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统治伊朗西部等广大地区，但在公元前6世纪被居鲁士所领导的波斯所灭，最终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该句中雅典人所说的是指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希腊战争中作为希腊城邦联军的雅典打败对手波斯人，这里的米堤亚人代指波斯人。；或者说，我们现在攻打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什么。”相反，他解释道：“你们和我们一样明白，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关系中才有权利可言。在现实世界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则必须忍气吞声。”

最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敲响了雅典帝国灭亡的钟声。这场战争虽然以斯巴达的胜利告终，但斯巴达的力量大为削弱，其同盟网络遭到破坏，财富也大大减少。直到两千年后，希腊才重新统一，重振斗志。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型案例——是一道分水岭，不仅在希腊历史上，而且在西方文明史上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