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月背后的权斗: “阿波罗计划”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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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海明、曾华锋

【导读】美苏冷战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太空政策。1957年,苏联抢先成功发射人造卫星Sputnik-1,引起美国强烈反应,并最终推动“阿波罗登月”计划出台。冷战背景下,“登月”所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的战略意义。这也是为何“阿波罗登月”后,美国探索月球的步伐停滞长达数十年。

本文以Sputnik-1事件为切入点,分析媒体如何在公众中制造出“美苏外空差距”的焦虑、政客和军方又如何利用了这种焦虑,为自己争取权力和利益。作者指出,正如冷战期间“纯科学有时也是用于维持强权的一个权力工具”一样,“维护国家安全”在冷战期间有时也是为大科学工程辩护的权力工具。借由“阿波罗计划”背后的政治博弈,作者引出工程政治性这个重大话题。尽管没有一项工程是在政治真空中启动的,但是揭示和分析这些工程背后复杂的权力意图和利益驱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刊于《技术传承与社会认知》,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编发此文,也祝大家中秋愉快。

工程、冷战及国家安全

——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启动背后的政治博弈

20世纪后半叶,美国航天科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阿波罗登月”计划、“航天飞机”、“空间站”及登陆火星等重大工程项目。围绕这些项目,美国政府、军方、科学界及公众等不同利益主体有过激烈的争论。其中,“阿波罗登月”计划从孕育、发起到完成,跨越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及尼克松三届美国政府,在冷战的特殊氛围下,它的启动涂抹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肯尼迪为了总统竞选,利用“导弹差距”事件攻击执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及竞选对手尼克松;美国国防部与航空航天局之间、军方内部不同军兵种之间,为了项目利益而渲染夸大了苏联的威胁。在特定的冷战背景下,这段工程与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给我们考察工程的政治性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问题提出

从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sputnik-1”人造地球卫星,到1961年5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宣布“阿波罗登月”计划,在这段时期内,美国航天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长期以来,对美国航天发展的这段历史,国内外诸多学者从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世界史等学科视角,做了大量厚实的相关研究,廓清了许多历史迷雾,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流行的解释框架,即“在苏联‘sputnik-1’卫星成功发射后,美国公众产生了极大恐慌,美国社会受到了巨大震动,形成了一种‘外空差距’危机。于是,在公众的压力下,当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紧急应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总统科技顾问、先后成立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等机构。在艾森豪威尔之后,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应对‘外空差距’危机,并最终在1961年宣布开展‘阿波罗登月’计划,走上了与苏联全面竞赛的道路。”

应该说,上述这种解释大致梳理了那段历史,因此被许多通俗读物、部分学位论文所采纳并转述。然而,这一解释却存有下列诸多疑点:在苏联“sputnik-1”卫星成功发射后,美国公众到底有没有恐慌?公众的态度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决策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情报机构及类似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在1957年10月4日之前是否预测到了苏联可能会抢先美国发射卫星,并将引发美国社会的“外空差距”危机?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两位总统本人是否相信美苏真的存在“外空差距”?当时的情报机构是否知道这一所谓的“外空差距”是虚幻的?面对“外空差距”危机,当时的美国国会、科学界、公众、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军方等不同利益主体各自的立场如何?

上述这些疑点,有的目前已被美国一些学者所关注并给予考证,有的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疑点有待进一步考证。总体而言,目前国外学者对冷战时期这段美国航天史的研究,可从“综合史”与“专题史”两方面梳理。在“综合史”方面,相关著作较多,但引用最多的代表性著作是沃尔特·麦克杜格尔在1985年撰写的《天上人间:太空时代的政治史》。该书曾获当年的普利策奖,是一部研究美国航天史的重要著作,该书提到了美国为何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方面落后于苏联,并也提到了“外空差距”问题,但因为是一本“综合史”著作,没有进行详细分析。与沃尔特·麦克杜格尔属于一类的“综合史”著作还有:英国学者保罗·斯塔尔斯的《太空军事化:美国的政策(1945-1984)》、美国学者艾伦·莱文的《导弹与空间竞赛》、美国学者阿什夫·西迪奇的《对阿波罗的挑战:苏联与空间竞赛(1945-1947)》、《苏联“Sputnik-1”卫星与空间挑战》、《苏联空间竞赛与阿波罗登月计划》。在“专题史”方面,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王作跃所著的《在苏联卫星的阴影下:冷战时期的美国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苏联卫星危机与早期美国的航天政策》、《苏联卫星:世纪的震动》、《苏联卫星的挑战》、《太空竞赛:从苏联卫星到阿波罗计划以及其他》等。

上述这些研究为本论文提供了导引,但因研究角度不同,没有对本文提出的这些历史疑点聚焦考证,为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的机会。在国内,东北师范大学张杨的博士论文《冷战与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梳理了从1945年到1969年25年间美国航天政策的变革史,然而,由于时间跨度太大,文中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苏联卫星”事件应对的分析,存有诸多疑点。郭培清的博士论文《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在第七章“外层空间政策”中也对“苏联卫星”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的应对进行了分析。然而,在该博士论文中也采纳了最初提到的那种解释框架,没有对一些具体的历史疑点进行考证。在国内期刊发表的小论文方面,有5篇相关论文,分别是“‘Sputnik’事件与美国航天大纲的出台”、“美国为何晚了一步?:美国首颗卫星落后于前苏联之原因探析”、“太空中的宣传竞赛:美苏联早期航天活动与政治宣传的互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争夺战——美苏早期导弹与卫星政策分析”、“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上述论文虽然也涉及到了本论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但限于篇幅或其他原因,并未进行更深入的考证。

近年来,美国政府一些解密档案数据库所披露的资料,以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及研究文献,为深入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方便。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解密档案数据库(DNSA)、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数据库(DDRS)、以及美国当时的国会辩论记录(国会记录V104卷)等文献,可作为重要参考资料部分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况。

“Sputnik-1”事件与艾森豪威尔的反应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1”成功升空,这天恰好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生日,13年后的1970年,托夫勒出版了风靡全球的《未来的冲击》。多年之后,在接受访谈追忆创造灵感时,他提到了当年苏联卫星对其大脑的冲击。其实,何止托夫勒呢?“Sputnik-1”的成功升空对美国公众更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从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即可窥见一斑。事件发生的次日,该报即以“时速18000英里绕地球旋转 无线电信号确认 卫星通过合众国上空轨道”为大标题在头版作了通栏报道。记者威廉·乔丹根据塔斯社新闻的要点,在文中说:“苏联昨天发表公告称:‘已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一措施在于强调说明,在将科学装置送入宇宙的竞争中,他们已战胜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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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对苏联发射sputnik-1卫星的头条报道。图源:网络。

如果说“Sputnik-1”犹如一颗炸弹,震动了美国朝野的心灵,那么,同年11月3日,苏联又送给了美国一颗更大的炸弹:“Sputnik-2”,这次成功发射还将一只名叫“莱伊卡”的小狗送入了轨道。紧接着,1957年12月6日,美海军用“先锋”号火箭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上升仅1米就掉落发射台“以身殉国”。电视将这一惨败情景传送到了美国千家万户,联系到1957年8月26日苏联即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辉煌与衰败的鲜明对比,冲撞着美国的男女老少,失望与愤懑的公众情绪,笼罩着美国的大街小巷。人们开始批评总统能力、质疑国家战略,人们讽刺总统对高尔夫球众所周知的喜爱,例如,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漫画家汤姆·利特尔就创作了一幅漫画,画面上苏联的人造卫星飞行在地球上空——后面跟着一只高尔夫球。更严重的是,科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对美国来说,苏联的人造卫星首先升空是比珍珠港更大的失败。

面对纷至沓来的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包括任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詹姆斯·吉里安校长为总统的科学技术特别助理;赋予国防部负责导弹工作的官员以更大的权限;陆海空三军停止权限之争;为增强与友好国家的科技合作,修改原子能法;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设置科学委员会。接着,1958年11月30日,总统的“关于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之咨询委员会”又提出了一份报告书,建议:“不仅仅着眼于防卫,为了应对科学时代更加广泛的挑战,合众国必须同各自由国家合作,配置并健全头脑资源。”同时提议,“大、中、小学要更加重视与自然科学有关的科目。”

在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本人及其政府是清醒的,情报分析及经验判断告诉他们,苏联的军事实力根本无法与美国相匹敌,连当初所谓的“轰炸机差距”都是苏联刻意制造的假想。“苏联人不仅能够在1955年的飞机空中表演中用与美国完全一样的飞机制造大量轰炸机部队的假象,而且连美国人当时也竟然没有识破这个诡计。”事实上,由于当时战略轰炸机是重要战略武器,“1957年之前核武器的主要运载工具是航空兵。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特别重视发展战略空军和航空母舰舰载航空兵,以及在那个时期曾经是美国海上攻击力量主力的攻击型航空母舰的原因。”此外,德国著名的火箭专家布劳恩刚到美国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加上美国陆、海、空军多方利益博弈,导致美国的战略导弹研究并不是集众多资源的发展重点。

事实上,对于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即将对美国带来的心理冲击及政治影响,兰德公司在1946年5月12日就有所预警,当时该智库将一份报告提交给了五角大楼,警告美国军方说,人造卫星的发射产生的冲击或许可以与原子弹相比拟,需引起高度关注。在苏联拥有氢弹以后,艾森豪威尔也日渐担心起美国国家安全来了,“1953年秋季,总统不得不开始面对苏联终于制成了第一颗氢弹这一事实。正如他在1953年10月9日在大西洋城对教会妇女联合会全国大会所说的,‘在远距离轰炸机和只须丢下一个炸弹即能造成毁减的这种力量面前,美国唯我独尊的环境安全已消失殆尽。’”此外,物理学家格劳斯在1953年8月也提交给五角大楼一份报告,在报告中,这位曾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向国防部副部长夸勒斯建议,美国政府应当尽快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以防止苏联在该领域抢先,对美国的国家威望造成打击。

上述这些建议报告虽然并未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产生巨大影响,但却说明,在苏联“卫星事件”发生之前,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是获得了相关情报的,这或许也是为何事件发生后,迫于在野党的攻击和公众的舆论压力,艾森豪威尔政府一边调整美国的航天政策,一边仍在试图平息公众的情绪。

具体而言,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苏联之所以能抢先美国发射成功人造卫星,这与其在二战后重视导弹发展,以及俘获了德国火箭科学家不无相关。虽然苏联率先发射了一颗卫星,却并非就证明了苏联所公开宣扬的社会主义制度战胜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就外空政策导向来看,美国的政策目标也不是“外空竞赛化”与“外空军事化”。的确,苏联为了获得“外空第一”,其人造卫星尽量简化,最后上天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只有83.6公斤,直径为58公分,且只携带了两台无线电发射机。这与最初科罗廖夫所设想的发射装置相去甚远。因为,当初按苏联火箭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等人的构想,苏联人造卫星应重约1000-1400公斤,科研装置重约200-300公斤,也即后来的“Sputnik-3”号人造卫星重量。相比较而言,美国当时所设想的人造卫星发射是基于科学目的,因此,其对所携带的仪器要求相对就要高,这间接导致了美国在外空时代来临之时落后于了苏联。此外,苏联的人造卫星发射计划与洲际弹道导弹研制计划是重合的,而这一点在美国恰恰相反。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正是基于将卫星项目与导弹项目席分离的考虑,才将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交给了海军。最后,由于美国在靠近苏联的盟国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完全可以利用它们让战略轰炸机直接对苏联本土进行攻击,而苏联却做不到这一点。对此,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我们即可看出,当时苏联研发洲际弹道导弹的心情较苏联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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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utnik-1的造型十分迷你。图源:网络。

“阿波罗登月”计划启动背后的政治博弈

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平息公众舆论,然而,在野的民主党人士却借苏联“卫星事件”这一话题,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相关政策,大力渲染苏联对美国的威胁。国会民主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在1957年11月25日的参院军事力量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严厉指责了艾森豪威尔的外空政策。其助手乔治·里迪更是联系美苏有关原子弹军备竞赛及氢弹军备竞赛,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现在已经落在莫斯科后面了。显然,民主党在利用这一机会对执政的共和党展开了攻击,似乎艾森豪威尔领导的共和党要为所谓的“美苏外空差距”负全部责任,这一差距已不仅仅涉及到人造卫星,还关联到科技、教育及经济等等。到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对垒进行总统竞选时,“美苏外空差距”的问题又成了辩论的焦点,肯尼迪不止一次就这一问题批评尼克松,似乎共和党应该为苏联人造卫星抢先上天负全部责任。

除党派竞争之外,国防部内各军种之间围绕苏联“人造卫星”事件,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就在“Sputnik-2”发射后,美国陆军就认为,这一事件不仅说明了美国国家安全出现危机,而且也证实了1957年8月26日苏联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对于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后美军的军种利益之争,在时任中央情报局研究员的雷蒙德·加特霍夫看来,无论是陆军还是空军,都是在权衡自己军种的部门利益之后,竭力夸大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危机。如美国空军就认为,苏联“人造卫星”事件充分说明了其强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实力,这与中央情报局当时的评估数据相差较大,后者的估计是到1961年,苏联最多也只有35枚洲际导弹。

1958年6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一个新的航天发展的文件NSC5814——“美国航天初步政策”。其中提到“中共的反应是很快宣称地球卫星的发射是苏联军事和科学霸权超过美国的证据”。1958年7月29日,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国家航空航天法”,成立了NASA。1958年8月22-23日,美国国防教育法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上天。

1961年4月15日,美国武装入侵古巴行动失败。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向国会建议开展“阿波罗计划”。

总之,通过考察公众舆论与美国航天政策转向之间关系,可以看到,由于航天科学涉及到国家的形象,因此,世界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然而,本文的分析揭示出,其实这种意义许多时候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不同的利益主体出于各自的目的,极力夸大航天探索的意义,有时更会以“国家安全”为名义,操控公众舆论,建构政治危机。

结语:追思工程的政治性

就某种意义而言,工程与政治是个复合体,没有无政治的工程,也没有无工程的政治。通过聚焦苏联卫星“sputnik-1”发射后形成的“外空差距”问题,本文提供了一个工程政治学的典型案例。从相关文献分析来看,一些疑点经考证后,联系在一起已经部分还原了那段历史,具体而言:

其一,在苏联‘sputnik-1’卫星成功发射后,起初美国公众并没有恐慌,但随着苏联于1957年11月3日又成功发射了“sputnik-2”号卫星,同时还搭载了一名叫“莱伊卡”的小狗,以及1957年12月6日美国“先锋”号卫星的发射失败,美国公众才开始恐慌了。此前美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如泰勒、布劳恩)、军方、在野的民主党借“苏联卫星”事件,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名义,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批评与攻击,其实背后藏着自己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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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艾森豪威尔的政治讽刺漫画。图源:网络。

其二,在苏联“sputnik-1”卫星成功发射后,艾森豪威尔通过情报机构证实了,由于早期美苏在发展卫星方面的政策不同,美苏根本就不存在“外空差距”,但由于军事保密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无法向公众公布侦察卫星及情报机构这一调查结果,而这又迫使其在批评中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平息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具有非军事航天色彩的NASA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

其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尽管知道“外空差距”危机是虚幻的,但在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竞选时,仍充分利用所谓的“外空差距”危机,作为攻击对手以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从而使美国航天发展进一步转向了与苏联展开竞赛;

其四,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约翰逊极力鼓吹“外空差距”,背后也隐藏着自己的政治利益考量。此外,面对虚幻的“外空差距”,美国科学、教育界也因自己的利益,利用这一事件获取美国政府的资助,从而也推动了美国航天发展转向与苏联展开竞赛。当然,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文化中对核武器的恐惧,也影响到当时的公众舆论,导致“苏联卫星”事件的意义,从单纯的“苏联科学成功”转变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以及“苏联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此外,在冷战期间,科幻小说、影像等宣传“外太空的美丽”、“太空旅游的美好前景”、“苏联的空间威慑”、“女性航天员证明了男女的平等”、“寻找地外文明”、“因地球资源危机而移民其他星球”等,这些超科学话语,也帮助建构了美国航天探索的意义。当然,美国航天科学家也有意识地热衷于建构其工作重要性,而不是通过科学的理性拭去所有政治的痕迹。显然,这里也有利益驱动的问题,正如冷战期间“纯科学有时也是用于维持强权的一个权力工具”一样,“维护国家安全”在冷战期间有时也是为大科学工程辩护的权力工具。对此,美国“阿波罗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也留下了有关工程政治性的永恒探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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