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何美兰 ：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国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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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15年，中巴两国外交关系被提升至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传统友谊与全方位合作得到深化和稳固。基于这一背景，巴基斯坦人是否对中国或中国历史有着相对全面和详细的了解呢？我们以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巴基斯坦学校六年级到八年级的八套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写。研究发现，巴基斯坦现有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篇幅总体占比较小，内容也很不完整。从教科书编写者的角度看，巴基斯坦本土统编历史教科书只简略讲述了中国古代文明，不涉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内容；英国学者编历史教科书虽勾勒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主线，但却以西方价值观解读中国历史，他们的观点代表西方话语。可以说，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描绘了一个不完整的“过去式”中国，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写呈现鲜明的西方话语特点，但也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同时，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不仅缺失中国历史的内容，而且缺少巴基斯坦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互动交流的内容。文献分析表明，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基于该国伊斯兰教历史和民族政治历史书写的原则，反映其自身伊斯兰文化传统，并对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起到指导作用，这与英国二百多年殖民统治留下的教育和文化遗产密不可分。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本文，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巴基斯坦 历史教科书 中国历史书写 中巴关系 教科书编写

1951年中巴建立外交关系。在相互理解、尊重、信任、支持的基础上，两国的友谊与日加深，合作愈发密切。进入21世纪，中巴关系被概括“真正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倡议，两国签署了《深化中巴两国全面战略合作联合声明》。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访巴基斯坦期间，与时任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年，两国共同启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该项目现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杆工程。一般情况下，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商品并不陌生，“巴铁”作为中巴关系的代名词也在两国家喻户晓。那么，巴基斯坦人对中国历史有多少了解呢？本文通过对巴基斯坦学校历史课程的设置、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主要是历史教科书里关于中国历史叙事的考察，归纳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历史书写方面所呈现出的内容缺少、西方话语色彩强等特点，认为这是巴基斯坦长久的伊斯兰历史文化传统、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和伊斯兰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一、巴基斯坦学校历史课程与历史教科书

（一）历史课程设置

巴基斯坦学校课程设定基于《国家统一课程设置规划》，由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教育和专业培训部联合各省教材编写委员会、军队系统院校、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组成的国家课程设置协会制定，通过联邦和各省教材编写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学校颁行。《国家统一课程设置规划》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国教育体制统一，包括课程设置、教学语言和联合评估，以便所有学生享有接受平等、公正和高质量教育的机会。

《国家统一课程设置规划》覆盖三个教学层次，对应巴基斯坦学校教育的三个阶段：1～5年级、6～8年级、9～12年级。历史科目在不同时段以不同名称出现。1～5年级称社会通识课（Social Studies），是关于巴基斯坦国家、社会、文化、教育、法律等的入门课。6～8年级开设历史课（History），但有的学校继续使用社会通识一名，此阶段的三个年级依次分别学习世界和巴基斯坦的古代史、中古史和近现代史。9～10年级历史课称作巴基斯坦研究（Pakistan Studies），覆盖从英国殖民地时期到独立后的巴基斯坦近现代历史，主要讲政治史。11～12年级的公民教育（Civics）和伊斯兰学（Islamiat）两门课涵盖了历史科目的内容，前者是关于培养合格公民的课程，后者讲授伊斯兰教义和价值观。高中和预科阶段的外国学生开设文明史和世界现代史选修课。此外，与巴基斯坦本土教育体制并行的还有英国学校教育体制，此体制下的1～8年级，也执行《国家统一课程设置规划》。

（二）历史教科书编写原则

历史教学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价值观念的有力途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校教育中都发挥着重大作用。印巴分治之前，巴基斯坦与印度有着共同的历史，使用同样的历史教科书。巴基斯坦独立后明确规定，学校课程设置必须以《古兰经》《圣训》与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的愿景为理论指导原则。同时，巴基斯坦政界、学界和教育界围绕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展开了辩论，具有鲜明的疏离印度、伊斯兰文化、政治民族本位主义色调。

1、疏离印度的历史。1958年上台的阿尤布政府决定重写巴基斯坦的历史，他指示巴国自己的史学家编写“单独的”民族国家历史，删除曾与印度共有的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和印度教的内容。阿尤布政府规定，全国各地学校只能使用官方统一编写和出版的教科书，目的是创造一个标准的巴基斯坦历史叙事。塔里克·拉赫曼教授指出，印度在巴基斯坦历史书写中总是被描写成负面角色，被描绘成擅长耍阴谋的狡猾民族。

2、伊斯兰化的历史。1979年，齐亚·哈克发动伊斯兰化运动，教育伊斯兰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齐亚·哈克政府首先修改了学校课程，要求以伊斯兰教义作为课改的指导思想，重新设置课程和编写教科书。学校新开设了伊斯兰学科目，作为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重点必修课，实为广义上的历史课的一部分。同时，巴基斯坦课程和教材委员会议案要求历史、伊斯兰学、巴基斯坦研究、乌尔都语文学等科目的教科书必须另外接受单独的预审和筛选。此轮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突出强调历史教育的鲜明伊斯兰方向，目的是给青少年灌输伊斯兰意识形态，根据伊斯兰教义培养他们重塑社会的信念和能力。

3、强化民族本位主义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历史教科书的辩论表明巴基斯坦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抬头。在历史中编入民谣和方言被视为助长地方主义，认为这将削弱国家政权基础。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目的必须是围绕巴基斯坦民族的统一文化符号，如伊斯兰教和乌尔都语而展开。巴裔美国史学家阿伊莎·贾拉尔认为，巴基斯坦的历史书写存在严重的民族本位主义霸权价值观，历史教科书体现了最大程度的权力和偏执。

（三）历史教科书编写、出版和使用

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在编写者、语言、发行和使用诸方面情况都很复杂。目前巴基斯坦学校通用的历史教科书主要编写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巴基斯坦联邦、各省教材编写委员会，二是英国和巴基斯坦学者。前一类教科书由联邦、各省指定的出版机构出版，提供给联邦区和各省内的学校选用；后一类教科书由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供以英语作教学语言的学校选用。

由于巴基斯坦同时存在着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和以乌尔都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两类学校，巴基斯坦本土统编教科书有英语和乌尔都语两套，同一科目的两种语言教科书的内容基本相同。以旁遮普省七年级历史教科书为例，英语学校使用的是《历史》（History），乌尔都语学校使用的是《历史》（Taleekh）。

巴基斯坦教育部门对学校教科书的使用没有严格统一要求，在不背离该国历史书写的原则下，只要与《国家统一课程设置规划》保持一致，各学校可以自行选择使用教材。上述两类来自不同编写单位的教科书是可以互选的，最终由各学校根据自身需要决定选择其中的一套。

此外，每门课程也不只出版一套教科书。联邦和各省教材编写委员会通常指定出版几套英语和乌尔都语的教科书。在巴基斯坦四省中，旁遮普省的教科书编写和发行机制相对完善，其次是信德省。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自1952年以来一直是巴国学校教育的重要合作者，在该国主要城市均设有专营书店。因此，本研究主要以联邦、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与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历史教科书为样本。

二、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国历史

6～8年级是巴基斯坦本土和英国两套教育体制下共同的教学阶段，此阶段的历史课一般每周三个课时，占总成绩的75%。该阶段内的第一、二、三册教科书分别对应六、七、八年级，依次讲述上古、中古、近现代的巴基斯坦历史。每册书有100页左右。依据《国家统一课程设置规划》，只有这个阶段的历史课涵盖巴基斯坦本国历史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内容。因此，本文选择近年来在巴基斯坦学校通用的6～8年级的八套历史教科书（下表），分上古、中古和近现代三个历史时期，考察该国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写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巴基斯坦联邦和各省教材编写委员会官网与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官网数据编制

（一）上古中国

上表所列巴基斯坦联邦和省教材委员会编（下文统称巴基斯坦本土统编教科书）六年级五本历史教科书中，只有联邦教材委编《历史教科书》以“早期中国文明”和“孔子伦理道德观”两小节、共四页，简述了中国古代文明史。旁遮普省教材委编写的双语《历史》和信德省教材委编写的双语《社会通识》均不涉及中国上古史内容。

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学者和巴基斯坦学者编写的三本教科书都讲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理解历史》《牛津巴基斯坦历史》和《时间线：古代世界》分别用3～4页的篇幅简述了从黄河流域文明到商周秦的历史。上述教科书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叙述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延续性。中国文明源自黄河流域，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明；虽然中国文明因地理屏障而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文明隔离开来，但却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第二，标注中国上古历史的重要文化符号，比如青铜器、甲骨文、长城、兵马俑等，特别提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以及同期形成的封建集权君主制。第三，中国古文明被视作西亚、北非和欧洲文明的“他者”，如《历史教科书》就把中国古文明编排在“尼罗河埃及文明”一章中。

（二）中古中国

巴基斯坦本土统编的七年级五本历史教科书完全没有关于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叙事。联邦政府教材委编《历史教科书》分世界历史、伊斯兰历史、印巴历史三篇，但这里的“世界历史”篇完全与中国历史内容无缘，全书连中国俩字也没出现。旁遮普省教材委编双语《历史》和信德省教材委编双语《社会通识》整册也都只讲述了伊斯兰教传入印度次大陆和莫卧儿帝国的历史。

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本教科书中，伊斯谟特·瑞亚兹的《理解历史》缺失中古中国的历史内容。彼得·莫斯的《牛津巴基斯坦历史》和马丁·罗伯茨的《时间线：千年变迁》分别用4～6页的篇幅，讲述了中国唐宋元明四个朝代的历史。两本教科书虽然简述了上述四个朝代近千年的历史，但却遗漏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朝约400年的历史。

两位英国学者对中国中古历史做了如下概述。第一，唐朝文化发达，特别提到唐诗和诗人李白，还有唐朝科举制。第二，宋朝、明朝经济繁荣，提及印刷术、火药等重大发明和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讲述了郑和下西洋带动的海外贸易发展。第三，唐宋元明期间的外来族群元素以及各政权统治下的汉族与外族关系、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信仰的关系，包括女真族、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佛教、基督教与本土信仰的关系等。

（三）近现代中国

巴联邦教材委编《历史教科书》、旁遮普省教材委编英语和乌尔都语《历史》、信德省教材委编同年级的《社会通识》讲述的都是从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到巴基斯坦争取独立，巴基斯坦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也就是说，巴基斯坦本土统编八年级历史教科书完全聚焦19世纪以来的印度次大陆和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历史，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均未予关注。

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本教科书中，《理解历史》没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牛津巴基斯坦历史》的“世界”篇的叙述主线是欧美近现代史，从欧洲文艺复兴和独立运动，到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世界两大阵营的形成，亚非民族独立运动作为同时期欧洲历史的枝生体在叙事中出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被编排在“到1916年的中国”和“自1920年起的中国”两个标题下。《时间线：现代世界》描述了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到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争取独立及其独立以来的历史，欧美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叙事构成南亚次大陆历史叙事的背景。“中国和日本”被编排为一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叙述分“1900～1931年的中国”和“1931～2000年的中国”两小节。这两本教科书分别用4～6页的篇幅，提纲挈领地梳理了清朝、中华民国以及截止到21世纪之始的新中国的历史。

两位英国学者对从清朝到新中国的历史书写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清帝制的终结是西方技术、贸易和民主发展的产物，而不是殖民扩张的结果。闭关自守的清朝统治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摧毁，革新自救运动推进了1911年民主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清朝灭亡。第二，高估美国在促成国民党加入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低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第三，过多渲染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决裂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文字极少，仅用两句话提及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中国开始出现经济私有化现象。但是，编写者的叙事方式有可取之处，比如以“资料栏”形式介绍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蒋介石等影响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人物，解释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历史中的“大跃进”“红宝书”“四人帮”等专有词语。

总的来看，巴基斯坦本土统编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历史书写可以算是严重缺失。虽然总体上巴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上古史书写覆盖相对多些，但在巴联邦和旁遮普、信德省教材委编六年级的五本历史教科书中，也只有联邦教材委编《历史教科书》包含一些中国上古史的简要内容。在这本百页的教科书中，只有三页文字加图片用于讲述中国古代文明。关于中国中古史，七年双语历史教科书中根本没有涉及。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八年级的双语教科书也未涵盖。就是说，巴基斯坦本土统编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只在一本教科书里涉及，文字和图片加起来共占三页篇幅，勾勒了中国古代文明和商周两朝的历史。

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六至八年级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国历史书写虽占幅仍不大，但包含了中国近现代史内容。以《牛津巴基斯坦历史》为例，其中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讲解终于秦朝，中国古文明内容相关的文字和图片共占三页篇幅。此教科书的七年级册用两页的笔墨书写了宋、元、明三朝的历史，其中包括一张简易地图占去的篇幅。在同一册书中，从西汉到五代十国将近1200年的中国历史呈现书写的空白。同套教科书八年级册虽然用三页文字和图片书写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些内容，但均不够完整。简言之，英国学者编教科书虽整体略述中国历史，但篇幅占比仍很少，一般占一本百页教科书的4～5页。

三、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国历史书写的特点

巴基斯坦学校6～8年级教科书关于中国历史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中国现当代历史时期和一些重要历史时段的叙事缺失

首先，巴基斯坦本土统编教科书整体上缺失中国中古、近现代和当代历史内容。五套教科书中，只有联邦教材委编《历史教科书》六年级册简略讲述中国上古文明史，书中的“古代世界”一章分为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埃及文明两节，在“尼罗河埃及文明”一节中编入了“早期中国文明”和“孔子伦理道德观”， 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的历史却被忽略。此套教科书的七年级册聚焦伊斯兰兴起和传播及其后南亚穆斯林政权的历史，不涉及中国中古史内容。此外，巴基斯坦本土统编教科书八年级册讲述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到巴基斯坦独立后至今的历史，聚焦19世纪以来的南亚和巴基斯坦历史，不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内容叙事。换言之，巴国本土统编教科书中只有部分中国上古文明的历史叙事，没有中古、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

相较之下，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和巴基斯坦学者编写的6～8年级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历史的书写相对完整，比如七年级册《时间线：千年变迁》涵盖了唐朝与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明朝开发印度洋周边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贸易历史，还提到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但仍然缺失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朝共400年左右的历史内容。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此段历史很重要。

还有，同一册书对于汉代和唐朝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朝代的历史叙事也只蜻蜓点水，点到为止。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八年级册《时间线：现代世界》大致勾勒了1900年到2000年百年历史的主线，简述了中华民国和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总体来看，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在中国历史的书写方面，给予汉代、唐朝、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历史时段的笔墨过少。

（二）中国历史书写方面某些观点的偏颇且带有西方话语色彩

1、中国古代文明：巴基斯坦本土统编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6～8年级八套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具有一个共同点，古代的中国因地理屏障而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中国古文明表现出某种闭塞性，发展出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特质。这些教科书一般把中国古文明作为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等西亚、北非和欧洲文明之外的部分来叙述。比如《时间线：古代世界》写道，中国人通常把自己看作优等民族，而把世界其他民族视为“野蛮人”。《时间线：千年变迁》写道，中古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他们以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华帝国，这就造成中国人没有变革意图和努力。这些观点强调中国古文明的异质性，反映出一种贬视中国的偏执心理。

2、古代丝绸之路：这些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丝路贸易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普遍没有给予适当讲解和评价。在这些教科书里，我们看不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观点，比如，打通丝绸之路的第一个人是西汉的张骞，丝绸之路在东方的起点是中国长安，丝路上的重要商品丝绸来自中国等。所选教科书中只有《理解历史》六年级册一本中有一句话提到，中国打通了与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此外，巴基斯坦联邦教材委编《历史教科书》关于丝路贸易的相关描述，也值得思考。书中这样描述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贸易，“君士坦丁堡是贸易中心，控制着连接欧洲和亚洲的主要贸易线路，与中亚、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北欧、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保持商业往来。征服阿拉伯地区后，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发展起贸易关系。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是欧洲的商业中心”。书中列举了君士坦丁堡市场上交易的多种商品，其中包括丝绸和陶瓷，但编写者却没有说明丝绸和陶瓷来自中国。关于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信德省教材委编《社会通识》七年级册认为，丝绸贸易完全是穆斯林商人对欧洲中世纪社会作出的贡献，“穆斯林商人的足迹远到南非、中国和俄罗斯，因为他们的商贸活动，欧洲贵族才得以买到和享用丝绸、香料等商品”。不可否认，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商人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的确发挥了中转商的作用，没有他们，丝路贸易不可能那么兴旺，但对于中国在开辟丝绸之路与开展丝路贸易方面的贡献和作用，也应予以公正评价。

3、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史：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西方话语基调尤其表现在对现当代中国历史的解读上。以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为例，上述教科书一方面突出美国在说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高度评价国民党的抗日行动的同时，却无视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并忽略不提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再以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为例， 英国学者编教科书往往用西方的标准来评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时间线：现代世界》把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曲解为专制集权制，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牛津巴基斯坦历史》则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转型的经济直接错误地界定为资本主义经济。

可见，无论是对中国古文明的理解，还是对现代中国制度的认识，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都由英国学者主导，巴国本土学界的声音微弱至听不到。《时间线：现代世界》一书提到日本教科书篡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一事时表示，英国早期教科书也对英国军队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中杀害印度人的事实予以轻描淡写，并以此把日本教科书编写与英国教科书编写做对比，认为这是许多国家历史书写的常见做法。如果英国的历史教科书淡化英国殖民军队屠杀印度本土生灵的事实，那就能证明日本教科书篡改日本侵略者屠杀三十万中国平民的滔天罪行的做法正确吗？这里显然存在一个“西方标准”的逻辑。

（三）总体肯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及其在近代之前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领先地位

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历史的内容虽不多，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编写者对近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充分认知和认可。比如，巴基斯坦教师瑞亚兹编《理解历史》一书把中国古文明与印度河流域文明并列作为两个同等重要的世界古代文明编排，虽然该书只写入了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有限内容，但却使用了“进步的中国文明”作为章节标题；编者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整个叙事中屡次使用“进步”一词，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持续不断进步的文明”。又如，《牛津巴基斯坦历史》七年级册明确指出，中国文明在时间上先于西方，16世纪之前就已经发展到其鼎盛期。围绕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做法，编者进一步写道， 中国不需要西方的任何商品，因为它本国可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产品。此外，该书的八年级册提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可见，进步、先进、发展是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国上古文明、近代早期和当代历史叙事的关键词。

（四）巴基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与他国历史书写的关系

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书写一样，巴基斯坦的历史书写也以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为叙事主线。假设巴基斯坦的历史书写呈一个同心圆，上古历史的叙事圆心为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同期包括中国黄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其他世界文明，被置于巴基斯坦历史书写的不同半径上。中古历史的叙事圆心为伊斯兰进入印度次大陆与伊斯兰政权的历史，特别是莫卧儿帝国在南亚的统治，同期处在最近半径上的是阿巴斯王朝、奥斯曼帝国等伊斯兰政权，中国唐宋元明四朝代被置于最远的圆周线上。近现代的巴基斯坦历史叙事圆心是英国印度殖民政权与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同一历史时段早期的中国清朝沦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蹂躏对象，而新中国的成立呈现给巴基斯坦的是一个与其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这两个阶段的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历史教科书编写者而言，或以为不屑书写，抑或感觉遥远和陌生，因而没有给予关注。

综上，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国历史叙事呈现给我们一个不完整的“过去式”中国，且其中相当大部分的中国历史书写来自英国学者之手，西方话语色彩鲜明，巴国本土统编教科书的中国历史书写内容堪称缺失。总体来看，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中现有的中国历史书写比重十分小，内容非常少，并且厚古薄今。巴基斯坦本土统编历史教科书只对中国古文明做简略描述，中国中古、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保持叙事的空白；英国学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则以西方价值观解读中国历史和体制，代表西方话语权。但我们仍可见到，在有限的篇幅内，编写者还是比较客观地提到了中国历史不同时段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肯定中国在近代之前的世界上的先进地位，并对中国历史的进步发展脉络有一定程度的把握。此外，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坚持本民族历史为核心的书写，主要讲述该国从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到伊斯兰教传入印度次大陆和建立穆斯林政权，再到英国的殖民统治，最终到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共约四千多年的历史，历史叙事的地理区域主要限定在印度次大陆。历史教科书的叙事中欠缺巴基斯坦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与非穆斯林世界的联系和交流的相关内容，此种缺失尤其体现在巴基斯坦本土统编教科书上。

四、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历史书写带来的思考

巴基斯坦学校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写表现出篇幅短小、内容缺少、古今略失衡、西方认知观鲜明、英国学者话语强大、巴本土声音微弱等特点， 这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文化传统、殖民地历史、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等密切相关，并不是因巴基斯坦教科书编写者有意淡化中国历史所致。

首先，巴基斯坦历史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传统。711年倭马亚王朝的穆罕默德·宾·卡西姆率军征伐信德一带。11～13世纪，突厥人穆斯林从西北部进入印度次大陆，建立德里苏丹政权。1526年，中亚帖木儿人和蒙古人的后代巴布尔在印度次大陆建立起莫卧儿王朝，一直统治到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政权建立。在近现代，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独立运动中发挥了精神引导作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建立起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成为国教，95%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因此，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中8世纪以后的历史就是伊斯兰文化的历史；在对外交流中，主要关注其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

其次，英国殖民统治留下了深远的文化遗产，特别表现在教育领域。1757 年英国在普拉西战役后，开启了其印度殖民统治历史。推广英式教育成为殖民者文化奴役的重要手段。1835年，英国史学家、国会议员托马斯·巴宾顿·麦  考莱在其关于印度教育的议会报告中表示，英国必须尽最大努力创造一个印度人阶层，他们将保持印度人血统和肤色，但他们的认知观、伦理观、知识和爱好都应该是英国的。同年，英印殖民政府宣布英语作为高级行政、司法和教育语言。据当时某殖民官员统计，位于孟加拉地区的名为“学校书社”的书店在1834/35年度，销售图书总计51823本，其中31649本是纯英语书，4525本书部分使用英语，只有16本用印度本土语言编写。英国的教育殖民政策得到了印度本土有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比如，穆斯林改革家赛义德·艾赫默德就认为，穆斯林青年要通过接受现代英式教育，用知识武装自己。前有所提，独立后的巴基斯坦保留了英国学校教学体制，沿袭了英国出版社提供学校教科书的实践，这些惯例已经成为巴基斯坦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今日，巴基斯坦有产阶级家长给孩子们选择学校时，英式教育体制的学校仍然是首选。

如此看来，无论是历史教科书的伊斯兰思想和政治民族主义书写原则的引领，还是英国文教体制的保留和持续，都是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和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叙事必然是围绕伊斯兰文化和民族独立与国家建设、未来一代的民族价值观的培养等核心主题而展开的。这些因素又继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国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国历史书写。

历史学科和历史教科书具有构建民族和国家认知的重要功能，这里所说的民族和国家既指本族本国，也指他族他国。历史教科书是传授知识、培养意识和精神的最正统的载体，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反映人类的知识现状，表达时代对后继者的总体期望。巴基斯坦现有教育体制下，历史学科和历史教科书的这种构建认知功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首先，巴基斯坦学校目前最普遍的教学模式是教师-课本-教室传统实体课堂教学，教科书是最传统和最多使用的知识载体，是学生需要准备的学习资料中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其次，历史教科书的受众覆盖巴基斯坦所有社会阶层。巴基斯坦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主要面向该国的私立英语学校，学生大部分来自该国中上等社会阶层，他们将是巴基斯坦未来的社会精英。本土统编教科书主要提供给该国的政府公立学校使用，这类学校还是乌尔都语历史教科书的主体受众，学生几乎全部来自该国的中下等家庭阶层，他们是巴基斯坦社会的最大多数。

再者，目前巴基斯坦学校通用的历史教科书短期内不会改换。当前巴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或依据最新版的《学校课程标准》编成，比如联邦教材委编《历史教科书》的第一版在2019年出版，目前使用的是2020年的第三版；或是多版发行、已得到普遍高度认可的，比如《牛津巴基斯坦历史》1997年首次发行，至今已印刷32次，目前使用的是2017年最新印刷本。课标的修改和教科书的重编都需要较长时间的筹谋规划，短期内不会推出新教科书。

既然教科书在巴基斯坦是中学生获取知识和构建认知的最重要的渠道，那么，目前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书写现状是否可能影响巴国青少年和其他群体对中巴关系的认知呢？从逻辑上讲，似乎有这个可能性。

然而，事实证明，中巴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深深根植于两国人民心中。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中对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出了精准定位，即全天候就是风雨无阻、永远同行的意思。这一定位是中巴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的鲜明写照。2021年2月1日，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在接收中国捐赠新冠疫苗的仪式上表示，来自中国的疫苗是中巴友谊的确证，中巴关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也正是两国关系之美丽和力量所在。即使这样，客观辨析影响巴基斯坦学校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历史书写的诸因素，揭示此中国书写现状是巴国本民族价值观构建的产物，阐释中国书写的英国话语元素源自巴基斯坦的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语境，还是有必要的。客观解读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里中国历史叙事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对了解巴基斯坦学校课程构建体系及其历史成因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深入理解巴基斯坦历史与中巴友好关系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来源于《南亚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何美兰为河北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巴基斯坦历史文化与中巴关系

本期编辑：陈安澜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