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招待所的故事（三）
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作者：孟京生，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军队干部。
外交部叛逃人员归国记
尼克松与周恩来举杯互相敬酒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在与周恩来总理谈判中提出了一件事，说叛逃到美国的前中国外交官廖和叔想回中国来，又怕回来后被抓去坐牢，这是他本人的意思。
周总理当时就回答尼克松：“可以回来，我们不会把他抓起来坐牢的。”
等于周总理给了尼克松一个明确的承诺。既然美国总统提出来了，给他个面子。廖和叔自己要回来，多么好的反面教材呀！
廖和叔多年前叛逃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影响挺大的。
廖和叔是“文革”前、“文革”中中国叛逃国外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他的外交官级别是二秘，不算高，但有个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临时代办的头衔。
1963年熊向晖在英国做代办时，代办处也跑了个二秘，叫周湘甫，跑到苏联去了。这事没有对外公布，没有什么大影响。其他几例叛逃的多是低级别的外交官，翻译随员什么的，而且大都不是持正式的外交官红色护照。（国际上各国的正式外交官都是持红皮护照的，国际惯例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
廖和叔逃亡西方，又是名义上中国驻荷兰的最高代表，中国报纸上都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谴责荷兰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伙把他给拐跑了，要求荷兰、美国立即交还，否则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廖和叔叛逃的事外交部的孩子们都知道。他家住豫王坟外交部宿舍8号楼。儿子廖松，小我1岁，55年出生的，平时经常在一块儿玩儿。廖松还有个妹妹。母亲是军人，好像是个军医，出来进去穿着军装，戴领章帽徽，神气得很。
廖和叔是1969年1月在荷兰叛逃的。
廖和叔叛逃是怎么回事呢？
他这个二秘是怎么当上临时代办的？
这得从1966年在荷兰代办处发生的事情说起。
李恩求
中国驻荷兰王国代办处的代办是1963年底到任的李恩求，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广东人，在八路军新四军当过好几个级别的宣传部长，行政级别挺高的，不是九级就是十级，留一把大胡子。
花絮
有一次周总理带外宾参观幼儿园，李恩求陪同。小朋友见了有一把大胡子的李恩求，喊他“老爷爷好”！喊总理“伯伯好”! 结果乱了辈分。
此次参观之后，李恩求把大胡子给剃了。不知是总理劝告还是自己主动，反正是把胡子剪了。
“文革”中，李恩求常到我家来，留着大胡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李恩求到任后领导代办处的七八个人。驻荷兰的代办处在驻外使领馆中是个小馆，没有几个人，大家吃住、办公都在一起。代办处是一所临街的楼房。
1966年7月，国际焊接学会第19届年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中国派了中国焊接学会代表团一行四人参加国际会议。
代表团几个人就住在代办处，其中有一个专家叫徐子才。此人政治上不可靠，企图叛逃，在自己房间里留了一个条子，意思是自己投奔自由世界去了。代办处的大门夜里紧锁，不可能从大门出。徐子才在夜里偷偷从楼上凉台溜下去，没想到自己身手不行，掉到楼下摔伤了，挺重的。
事发之后，他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治疗。代办处和代表团立刻就紧张起来。
出现出国人员叛逃可是重大事故，根据规定，代表团出国归当地使领馆领导，所有的决定得由李恩求拍板。
当时李恩求考虑，徐子才在医院里等于脱离了我们的控制，要是养伤治疗期间再跑了，那可了不得，是要担责任的，于是他带着廖和叔等人在医院守候。他处理问题非常果断：“此人不能留在医院。”
现中国驻荷兰使馆（图片来源：young的博客）
我方跟医院交涉，表示此人要带回中国驻荷兰代办处疗养。医院鉴于伤情的严重程度，认为还需做进一步的全面检查和留院观察，不同意让伤员离开。李恩求、廖和叔等人一看不行，就强行驾着他进了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回代办处了。
医院报了警，警察来的时候李恩求他们已经离开医院回代办处了。警察跟着就去了代办处。因为是正式的外交机构，代办处享有与大使馆同等的外交待遇，所以警察无权进入搜查。李恩求下令，任何人不得外出，对警察不予理睬。荷兰警察只好与荷兰外交部联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更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徐子才就死在办事处了。出了人命问题就大了，人得拉出来找地方火化呀。荷兰方面还要求验伤什么的，代办处这边顶着不让，结果弄得很僵，但进了火化场可就由不得中国的外交官了。具体细节不清楚，反正荷兰方面弄到一些证据。当时荷兰警方怀疑中国人在代办处把徐子才给干掉了。
是不是在代办处把徐子才给弄死了说不清楚，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徐子才伤势过重，没有及时治疗而身亡。不久荷兰官方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代办处代办李恩求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李恩求仓促离开，由一秘接任临时代办。
1966年8月，上海红卫兵在南京路上张贴大字报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又过了几个月，一秘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由二秘廖和叔担任中国驻荷兰代办处的临时代办。一般来说，驻外使领馆轮不上二秘来做临时代办，中国驻荷兰是代办处，比使馆低一级，其他官员都回国了，就轮到廖和叔出头了。
只要廖和叔老老实实地“看摊儿”，十年以后熬个大使、参赞当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惜呀！历史在他这儿拐了个弯儿。“文革”期间，他听到的来自国内的消息都是负面的，净是某某大使、参赞回国下飞机就挨批斗，谁谁谁被打倒、挨批斗或谁谁谁自杀了这方面的消息。
廖和叔出国几年，对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完全不了解。可能他自己也有把柄，担心回国后挨整，终日心里慌慌，不得安宁，时间一长自己就崩溃了。
1969年1月24日夜里，廖和叔用衣服做了根绳子，从楼上出溜下来，叛逃了。这次倒是幸运，没有像徐子才那样掉下去摔成重伤。
廖和叔离开代办处后，到当地的一个警察局要求避难。警察局报告荷兰政府外交部。荷兰外交部研究了一下，不愿意惹中国，就拒绝了，但愿意提供方便让他去第三国。他提出要去美国，荷兰方面同意了，并联系美国使馆安排廖和叔出走的事。不应该说“出走”，是“叛逃”。
美国人迅速安排廖和叔去了美国。美国人在冷战时期对铁幕国家的外交人员叛逃是巴不得的。廖和叔是新中国外交官中第一个叛逃到美国的人，影响极坏，罪恶当诛。
这件事弄得中荷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中美两国刚刚开始接触、准备缓和的气氛受到破坏。因为廖和叔的事，中美两国在波兰华沙准备举行的第135次谈判被中国方面取消，此时新上台的尼克松已有意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
美国中央情报局（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廖和叔到美国之后，被中央情报局审问了一个多月，问了个底儿掉，因为他是个低级别的外交官，经历中没有参与过什么机密的国家大事，又好几年没有回国了，所以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对美国人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之后，他们给了廖和叔一个美国身份，放出去让他自生自灭去了。
他在美国寸步难行，华人界都知道他是中国叛徒，没人理他。台湾方面想拉他，他又不干。他在美国工作没有，生活没着落。
中美关系从1970年开始松动。1971年基辛格几次秘密访华公开后，确定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正式访华。
廖和叔在美国一年多实在混不下去了，又不愿意去台湾给蒋介石当局当枪使，就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来想回中国，又怕回来后给“嘣”了，想通过尼克松访华探探中国的口风。不愧是搞外交的老手，把事情都捅到尼克松那儿去了。
他这一点还是不错的，没有跑到台湾去抡着胳膊跟新中国干，愿意回来接受处罚。这就有了尼克松和周恩来谈判时提到廖和叔的事。
周恩来大概也看到廖和叔没有投奔台湾这一点，加上尼克松的面子，所以对他网开一面，让他回来了，答应对他不枪毙、不坐牢，自食其力生活。
廖和叔回国之事有另一种说法：
廖和叔曾经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写过信，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的愿望。黄镇将此事上报给周恩来了。
黄镇是1964年6月-1973年3月中国驻法国大使。其中1967年7月-1969年3月在中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返任后，兼任中美接触谈判的中方代表。
中美接触的地点从波兰华沙改为法国巴黎。廖和叔可能通过这一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是探探中国方面的态度。这一事没有任何的官方透露，不知详情。
这事之所以能够透露出来都是外交部子弟子女从父母长辈那里了解到的。父辈中有些是经手人或参与者。
渠道归渠道，最后拍板定下来还是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会面后。没有周恩来的承诺，廖和叔哪里敢回来呀？
1973年，廖和叔从美国到香港，中国方面做了交接，送他到北京，住进反帝路30号外交部招待所。
“东交民巷”的称呼是后来恢复的，1973年还叫“反帝路”。我家在东交民巷住了很多年，对当地的历史变迁知道一些。
“反帝路”老照片
廖和叔回来后，有关部门少不了各种审查和盘问，他在招待所住了得有一两个月，甚至更长。那时正好我也在。
他走路耸着肩，低头灰溜溜的，不怎么出门。食堂吃饭时可以碰见，一身打扮挺扎眼的，穿料子西装，不打领带。1973年中国人穿戴非蓝即绿，一色儿的中山装、解放服，穿个西装出门绝对与众不同。电影里的外国人才穿西装呢。廖和叔的身份又要求他必须低调，不惹人注意，可他没有别的衣服穿。
70年代国人的着装
听招待所的人说，廖和叔提出要外交部发点儿布票，他想买件衣服穿。过了一阵子，我看见廖和叔穿了件中山装，估计外交部给他发了布票。
招待所的人还说，廖和叔想见前妻和孩子。前妻和孩子坚决不见。他叛逃后，老婆受牵连，被开除党籍、军籍，削为平民，办了离婚手续。外交部把他们一家人赶走了，不许再住外交部宿舍了。他的子女也改了姓，随妈妈的姓，好像姓王。
又过了一阵子，见不到廖和叔了。听招待所迎送组的人说，廖的老家来人，给接走了，就地安置，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作为外交人员，第一条就是要对国家忠诚。廖和叔的叛逃，不仅仅是他个人终生的耻辱，也是外交部的巨大耻辱。他不配成为外交官！我称廖和叔为“国家叛徒”。他落得个“人嫌狗不待见”、万人唾骂的下场是咎由自取！
新中国首批将军大使
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英明，建国的时候就说，就是要让那些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军人去当驻外使节，他们忠诚，跑不了！
插叙：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及夫人
作者的父母从事革命工作和从事外交工作
前后的个人形象对比
从我爸我妈的早期合影中可以看到，我妈一身农村妇女的打扮。她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任泰山区的妇女主任，管好几个县。我妈有点文化，高小毕业，当过小学老师。
新中国建立后，我爸我妈是第一批外交部外派的干部，角色的转变真的很难。以前我妈从来没有穿过旗袍，都是大棉袄大棉裤或是军服。出使国外必须改变形象，因为代表的是新中国外交人员的形象。不管是否习惯，必须最快速度跟上“节奏”。
他们那一代人想的是自己肩上的责任，国家交付的任务必须完成。我妈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出国人员夫人培训班”的学员，当时要脱了军装、穿上旗袍、烫着卷发、脚踩高跟鞋、出席各种应酬场合，心里极不情愿。黄镇的夫人朱琳在回忆录中亦有同感。那时候的人们与现在的想法完全不同，对资产阶级的打扮特别抗拒。
最后想通，是在邓颖超邓大姐的耐心劝导下，大使夫人们明白了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打扮不是个人喜好或习惯，而是革命任务——为了国家的外交事业改变自己。通过我爸我妈的照片对比，可以真实反映出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和高尚情操。
再见了！外交部招待所
作者孟京生的三哥与父母在中国驻蒙古使馆门口合影
外交部招待所发生过各种故事，恩恩怨怨，风风雨雨已经随着年月的流逝，逐渐被集体忘却。外交部招待所的情况变化，从某个侧面能反映出中国外交的变化和走向。当初的主角（外交部的干部）大都作古，也没有人来记录叙述这一段不是历史的历史，只能由我们这些第二代的外交部子弟子女来记述一些片段。
原雅宝路招待所的老图片
好在我们这些二代也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有着直接的感受。外交部招待所的进进出出与我们的父母长辈的官路和前程息息相关，各种人事变化与我们的家庭起落紧紧相连。以后的人们可以从我们碎片化的记述中感觉到那个年代时代脉搏的跳动，也许能挖掘出某种有用的史料。
50年代雅宝路招待所老照片（兄弟两个是陈辛仁的孩子——陈沂秋、陈淮秋。）
外交部第一代干部的子弟子女不管有没有在招待所住过，都与招待所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也都到过招待所，也许是发小间的相聚，也许是看望某个朋友，甚至去招待所礼堂看电影。
1956年7月，外交部西郊幼儿园大班毕业留念
（作者的二哥孟新海提供）
第一代的外交部子弟子女由于时代的原因，联系特别紧密。从五十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一拨接一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很大一部分到了小学、中学还是同学，一路走来。
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同事，或者是住隔壁的邻居，外加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串百家”，谁家有点儿什么事立刻就会被天下知，这都是孩子们传播的能量。甚至谁家有什么洋货、好东西放在哪儿都会被子女一块玩儿的小伙伴所知道。
外交部是国家大部，干部多，宿舍也分布在不同的地段。各个不同的宿舍群，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自然形成不同的圈子，有些相通，有些跨几个不同的圈子。哥哥姐姐互为同学，弟弟妹妹又是同班，这种情况在外交部干部家庭比比皆是，不在少数。
70年代30号新楼楼顶，背景有故宫、景山、北京饭店。照片上从左到右为荣海京、林铁、袁克西、何小明，都是干校回来的，在招待所住过近十年。
有些发小可能多年未有联系，但有机会见面时则是亲密无间，没有隔阂。这样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才有的那种儿时的亲密，互相叫着儿时的外号，互相扯吧着过去的糗事，乐而不疲。尽管有很多人已经功成名就，高高在上，但回到这个儿时形成的群体都会回归原本。
50年代的雅宝路招待所老照片
（照片由陈辛仁大使之子陈淮秋提供）
在这样的群体中，再大的架子也会在儿时伙伴的数落下和笑声中不复存在。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家长在外交部当差，也许互不认识，但底下的孩子们却都互相熟悉，勾在一块儿，形成了若干个庞大的集合群体。
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微信群，每天当我们打开手机看微信时，总是先找到自己所属的外交部子弟子女的群，看看有什么新消息。有些外交部的老同志去世，各个群都集体悼念，形成了一种惯例。微信群加强和巩固了我们这一代外交部子弟子女的联系。
30号招待所后院小灰楼，当年六国饭店董事私宅。
（照片中人物为袁克西）
我们身上存在的优越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早年形成的发小关系。当我们步入老年的时候再回首看，身边最贴近的还是一起成长的那批儿时伙伴，这也许是历史的绝唱。
30号招待所前院楼前
骑车的左为德玉明（已故），右为姚登山之子姚建。
以后外交部干部的子弟子女再也不会出现我们小时候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了，不会再有孩子放学在父母的办公室里等待父母下班一起回家的场景，也不会再有一大家子人在外交部食堂一起就餐的热闹。现在外交部干部的子女恐怕绝大多数连外交部的大门都没进去过。
外交部招待所是外交部子弟子女交集的最大的平台，时间也持续最久。特殊年代形成的特殊关系不可复制。
外交部招待所虽然没有了，但在招待所的经历和印象却永远铭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底。
再见了！外交部招待所。
再也见不着的外交部招待所！
前文补遗
前文提到：我打水回来，路过隔壁画家李可染的房间，走进去看他作画。
我二哥孟新海补充道：
“咱家住在六国饭店二楼时，隔壁房间就是蒋介石暗杀汪精卫时汪住的房间，当晚阴差阳错汪捡了一条命。为此我特意去看了看那间具有历史意义的房间，很普通，和咱爸妈住的那间格局一样。再往前走是一条南北走廊，走廊西侧就是画家们的画室，因为整天基本都大敞着门，所以总能见到画家们伏案工作。”
“招待所住着一帮名画家，受周恩来委托给联合国和大会堂画画，有黄胄、李苦禅、关山岳等人。招待所里好多的服务员手里都有他们的亲笔画。我也去看过画家作画。”
后 记
我写的“外交部招待所的故事”一文发布上传后，不少外交部子弟子女发来信息，有的是补充，有的是鼓励，也有些是纠错。
说到外交部的人和事，在这一方面，外交部子弟子女有着极大的信息优势。我们这些人可以从长辈的闲谈中知道不少保密程度不高的事情。有时外交部子弟子女互相之间的聊侃也会互通大量外交部的内幕、传闻和轶事。有些看似闲聊无关的事情，有时候就是对某些真实事件的补充或佐证。
在此一并感谢所有支持鼓励和纠错的朋友们。下一步继续坚持写外交部的故事、坚持真实有料，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不负众望，写出大家爱看的文字来，把那些似史非史的好东西记述下来，以对得起我们这一代外交部子弟子女。
——孟京生 （“孟小五”）
二〇二一年元月
结~
